方介堪与张大千的金石缘

01青年时期的方介堪 　　02 二十世纪20年代末，方介堪与张大千等合影。前排左一长髯者为张大千，左二为吴昌硕；后排左一持扇者为方介堪，左三为黄宾虹，后排右一为于非闇

　　文、图：袁啸波(上海古籍出版社副编审)

　　提起张大千这个名字，已是如雷贯耳，妇孺皆知；而说起方介堪，圈外人恐怕就知者不多了。方介堪(1901—1987)是现代最优秀的篆刻家之一。他一生刻印多达4万余方，数量之多，为印人中所仅见。中国书画离不开印章，故而方介堪结交了大量书画界的朋友，其中，他与张大千的友谊堪称最为深厚，持续时间也最长。

　　1926年仲夏的一天，方介堪去拜访书坛前辈曾熙，在那里第一次见到了曾熙的弟子张大千。就是这一天，开启了他俩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友谊。方介堪非常欣赏张大千的绘画，张大千也十分喜爱方介堪的篆刻，于艺术的共同爱好和不懈追求，把两位年轻人紧紧吸引到了一起。后来，两人同在上海美专任教，来往更为密切。张大千在家中排行第八，比方介堪大三岁，因此方介堪亲切地称呼大千为“八兄”，终生未改。大千早期的书画用印大多由方介堪奏刀。1930年，大千举办个人画展，请方介堪为他配刻印章50余方。画展大获成功。张画方印，相得益彰，人称金石书画双绝。(图1、图2)

　　1936年冬，方介堪到北平，一直住在颐和园内张大千的寓所。两人经常一起到昆明湖边漫步，一路上纵谈古今，交流艺事，极友朋之乐。次年2月，方介堪与张大千、于非闇在北平中山公园先后举办了两次金石书画联展，募集到一大笔资金，捐给了黄河泛滥地区的灾民，也扩大了自己的影响。这样的展览，方介堪此后经常参与。他逐渐从配角转变为主角，牢固确立了其在美术界的地位。

　　1937年3月，方介堪和大千被邀赴南京参加第二届全国美术展览的评审工作。评审结束后，他与同为评委的张大千、谢稚柳、于非闇、黄君璧等人同游雁荡山。那天，欣赏着雁荡美景，大家兴致高昂。乐清县县长盛情款待了这几位艺术家。席间，侍者端上一盘鱼，顿时一股香味扑鼻而来。只见几条鱼体形细长，略带金黄色，周身细鳞密布。大千心生好奇，持箸不动，向方介堪询问。身为本地人的方介堪颇为自豪地介绍说：“此即雁荡山香鱼，乃淡水鱼之王。早在明代，香鱼就和雁茗、观音竹、金星草、山乐官(鸟名)并称为雁山五珍。”大千听罢，下箸夹了少许鱼肉，放入口中细细品尝，果然味美香浓，不禁连连点头，大加赞赏。餐后，县长请他们留下墨宝。于是画家们共同创作了一幅《雁荡山色图》。由于大家事先毫无准备，都未携带印章，情急之下，方介堪当场操刀刻下“东西南北人”一印，钤盖在画上，众人拍手叫好。这“东西南北”暗指各位书画家来自地区的方位：浙江永嘉方介堪、江苏武进谢稚柳，东部；四川内江张大千，西部；广东南海黄君璧，南部；山东蓬莱于非闇，北部。大千晚年在台北还忆及此游，称为“一时乐事”。

　　不久，大千受聘于北平故宫(微博)博物院，任国画研究班导师。受马衡院长之邀，方介堪也来到故宫博物院古物馆担任科员。不料上班的第二天，“七七事变”爆发，方介堪和大千均困陷于故宫。九月，方介堪化装成清洁工成功逃脱。回到上海后，他急与诸友商量救援大千之策，想出一个妙计，由他给大千寄去剪报一束，上载张大千已被日本人枪毙的新闻。大千收到此报后心领神会，持报和日方交涉，称须到上海辟谣，遂乘机脱离虎口。脱险后，大千入蜀，隐居青城山上清宫，方介堪则回到温州老家。次年9月，大千自蜀致信方介堪，印章大多遗落，请他刻“上清借居”、“青城客”、“却吹长笛过青城”及名号印数十方。

　　1941年春，大千携家人和学生远赴敦煌临摹石窟壁画。临行前曾写信邀请方介堪同往。但方介堪因家累，未能成行。大千在敦煌待了两年零七个月后，回到西南大后方，潜心创作。方介堪就没有那么幸运，他在家乡沦陷区饱受战乱和接连丧亲之苦，身心备受折磨。

　　1945年8月，抗战胜利，大千来电邀请方介堪到沪会晤，两人才再次相聚。见到方介堪憔悴瘦弱的样子，大千一阵心酸，差点落下泪来。两人紧紧拥抱，久久无语。接下来几天，方介堪以饱满的热情为大千镌刻了多方印章。其中一方“张爰私印”，边款云：

　　大千八兄，燕京一别，倏忽十载，今从川中来沪，劫后重逢，喜可知已，因作斯印，以志苔岑之契。

　　表达了与挚友劫后重逢时无比欣喜的心情。“苔岑”，典出晋郭璞《赠温峤》诗：“人亦有言，松竹有林，及尔臭味，异苔同岑。”岑，小而高的山。谓不同种类的青苔长在同一座小山上。后世因以苔岑比喻志同道合的朋友。方介堪在这里用苔岑作譬，也可见他与大千交谊之深，关系之默契。

　　大千向方介堪展示了自己临摹的敦煌壁画以及创作的部分绘画，方介堪特镌“老弃敦煌”、“总是玉关情”、“春愁怎画”等印以赠。

　　“总是玉关情”一印边款云：

　　大千八兄自蜀来沪，出示近作。灵山楼阁，涌现豪端；阆苑琼葩，香生腕底。元气旁薄，直驾董巨而上之。世谓昌黎文起八代之衰，今读大千之画，足以方之矣。为作此印，并系以诗，用志钦迟：

　　为探画理踏穷荒，佛相庄严溯晋唐。元气淋漓关造化，故应笔底有金刚。 

　　六法薪传久失真，应嗟艺苑亦荒榛。起衰赖有生花笔，五百年来第一人。

　　丙戌十月，介堪方岩谨呈。

　　“老弃敦煌”一印边款云：

　　画自元明以降，风尚韵致，不重笔力久矣，江河日下，殊无足观。大千居士才情高厚，诗画清新。近数年来，不辞艰险，遍历名山。尝之敦煌摹写壁画，三易寒暑，唐宋菁英尽归腕底。敦煌地处边陲，盗贼、虎豹出没之区，而能处之坦然，故其画益沉雄庄厚有奇气，真能游戏神通者矣！今复游海上，倾谈昕夕，殊慰平生。不日重有敦煌之行，属篆斯石，因作此以为重逢之券。丙戌十月，方岩。

　　以上两印的边款均长达一百四五十字，相当于两篇精致的小品文。文中论画史，见解精到；评张画之特色与成就也能以数语点明，恰如其分，非泛泛谀词可比。当年徐悲鸿称赞大千绘画为“五百年来第一人”，虽然也有人表示反对，认为言过其实，但大千在中国现代美术史上的崇高地位早已为世所公认，不可动摇。

　　1946年底，张大千在上海以重金购下南唐董源的山水画名作《潇湘图卷》，欣喜若狂，立即邀请方介堪等好友来家中共赏，又将斋名改为“潇湘画楼”。方介堪篆“潇湘画楼”象牙大印以贺。该印为鸟虫体，朱文，线条繁密谨严，动静对比鲜明，得汉印遗韵而又过之，乃方介堪平生治印之杰作。

　　上世纪40年代末是张大千绘画创作的高峰时期。他有一个习惯，每次举办画展，都要更换一批新印章供使用。由于时间紧促，这样大批量的印章只有篆刻快手方介堪才有能力承揽。方介堪刻印大多不打底稿，直接以刀代笔，一挥而就，既快又好，平时每天要刻三十余方。1947年3月，他为大千画展配刻印章70方，次年1月，又为大千画展配刻印章100余方。凡是大千嘱刻，方介堪无不有求必应，按时完成，并且每一方印都能让大千满意。

　　1948年春夏之间，方介堪为大千收藏的20幅古代名画的象牙轴头镌刻名称；又为大千从甘肃寻觅来的20多枚珍贵的龙角(古象牙)章刻印。这批龙角章方介堪采用了他拿手的鸟虫篆体来刻治，方方印文精美异常，难怪大千爱逾拱璧，出入与俱，从不轻易示人。其中“大风堂”印边款云：

　　此甘肃出土龙角，数万万年物也。质已化石，犹发奇香，洵可宝已。今为大千篆此，所谓屠龙之手，亦足以自豪矣！介堪弟方岩并志。

　　交待了龙角的来源和材质特点，也流露出刻竣后的得意之情。方介堪晚年回忆起这两件事，曾作《象轴留珍》、《龙角琐记》两文记之。

　　是年冬，张大千欲离开大陆赴香港，再度邀请方介堪同行，方介堪因乡情难舍而婉谢。从此两位老友天各一方，再也没有相见。方介堪家中人口较多，加上他对待朋友一向慷慨侠义，常常拿出钱来接济他人，因此一向毫无积蓄。大千深知这一点，临走前，赠送给方介堪画作20幅，供他应急之用。到港后，大千又托人带来10幅绘画，可惜被人盗取；后又邮寄来10幅，结果又被亲戚冒领。“文革”期间，大千在海外闻知方介堪处境艰难，立刻汇来美金若干，方介堪怕担罪名，不得不原数退回。

　　浩劫刚过，方介堪思念老友，特治龙虎文印“张氏大千”、鸟篆“三千大千”及“大风堂”三印，但因与大千失去联系，一时无法送达。后经四处打听，始通音信。

　　1980年，大千特作泼彩山水画一幅，以重金托人辗转送至方介堪处；方介堪也以汉玉环一件、印八方以及照片两帧，托人辗转送至大千处。

　　1982年，正逢方介堪83岁寿辰，大千寄来《东方朔偷桃献寿图》，以表祝贺。不久，大千来函请方介堪镌刻“以放易庄”、“以简易密”、“闭门造车”、“有此山川”诸印，方介堪很快刻好，托人带去。两位老友鱼雁往来，互诉思念之情，彼此都盼望着能够衰年重逢。不料次年4月大千辞世的噩耗传来。在病榻上的方介堪闻悉，悲痛万分，立即发去唁电，表达深深的哀思。

　　后来据台湾友人说，方介堪为大千镌刻的最后一批印章被带到台湾时，大千已经病危住院。他用颤抖的双手把印章紧紧抱在胸前，久久不肯放下。   

　　方介堪平生一共为大千镌刻过多少方印章，现已无法精确统计。但仅以目前所见印蜕作粗略统计，至少也在500方以上。

　　方介堪与张大千的交往缘于金石，他俩的深厚友情也坚如金石一般，至死未渝；大千画作上的那一方方殷红的印章，就是他俩友谊的最好见证。两位艺术大师不仅在艺术创作上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而且在对待朋友上也忠信仗义，值得我们后人缅怀和学习。

　　(本文印章图片由上海顾宝勇先生提供，其余照片均由方介堪之子方广强先生提供，谨此一并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