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颂仁：收藏与文化想象有关系

　　张颂仁 香港汉雅轩艺术总监 、杭州中国美术学院客座教授、香港亚洲艺术文献库董事会董事。 本报记者 邝阳升 摄

　　本报记者 李怀宇

　　从国际反观中国当代艺术

　　时代周报：在国际上的策展与收藏上，你为什么对中国的当代艺术比较关注？

　　张颂仁：我可以说是一个搭顺风车的收藏者，因为我主要是在做策展。当然也开画廊、也在策展理论和实践做一些研究。我感兴趣的是中国当代艺术，而因为推动新艺术家让我在某一个程度上收藏了些东西。中国历代的艺术都有人在收藏，而何种艺术何时流行，是看政治、文化时局而定的。当代艺术这一块，一直都比较模糊，因为要判断：当前这个作品会不会成为美术史里的代表作品，有没有传承下去的价值？这个判断很难把握。在判断当代的价值，往往国外人从外头往里看的角度会比较准确，这是很奇怪的现象，不但在中国，美国也是这样。往往一个时代潮流的重要性在框子外面看会比较清楚，因为现代艺术早已经是一个国际范畴的文化潮流，而当代艺术更把这种国际潮流落实到每个地方。所以，有的时候对全盘的观察在局里面反而看不清楚，从局外从国际往里头看反而发现：原来你们做这个事情对我们在外面很有影响、有贡献、有挑战。因此对作品的重要性往往比局内的人会感受更深。所以，很多先锋的作品是国外的人更愿意投资，他们觉得太便宜了。中国的当代艺术家，首先被西方肯定，再回流中国，这在国际上也有前科。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美国极限主义的最重要藏家是意大利的潘萨伯爵，90年代由古根汗姆美术馆出大价钱买回美国。

　　另外，这也跟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的转换有关系。到80年代为止，中国艺术界的创作角度指向的是国内的文化圈，可是在1989年以后就进入一个国际艺术平台上。这个平台包括国际展览体系、策展方向、国际观众，比方说威尼斯双年展。一进入这种国际的平台，面对着国际观众，创作的指向和思考的主题，一下子就必须要调整过来。艺术家为了对国外的艺术界生效，也是在这个形势底下慢慢地形成了更有针对性的创作。

　　时代周报：国际的收藏家到中国来收藏，对中国近现代艺术的关注点会落在何处？

　　张颂仁：一般人会对某外国的现当代艺术感兴趣，主要都是因为对这个地方的文化、政治、经济、当前形势有兴趣。所以，中国当代艺术在国际上的地位跟中国现在的经济、政治和国际形势的位置是缠绕在一起的。

　　时代周报：现在中国的收藏家到欧美的拍卖市场去参与竞拍，买了很多外国的艺术品到中国来，你认为这种趋势会如何发展？

　　张颂仁：会越来越大，越来越严重。你看，我们都穿洋服、住洋楼，而最高级的西洋表现就是文化产品，这反映在名牌奢侈品上。既然生活形态在追求西方，当然很容易以西方最高的追求为最终的追求。以商业投资来说，由于西方已经把艺术投资市场做成了一个非常完善的体系，达到某种指标的作品成了可靠的、有转换价值的证券，方便大家进入投资的游戏。在文化形象来说，这跟现在所有中国太太买LV包、名牌包是同样的心态，就是仰慕一个大家觉得是目前最高指标的文化产品。虽然，对全球贸易的世界来说，互相买卖对方的好东西是一个普通的事情，可是我觉得西方人买中国东西跟中国人买西方东西还是有一点差异的，因为我们还是拿西方作为代表“现代”的基本指标。当然，这慢慢会改变，中国的现代艺术和国人对自己的现代定位慢慢会变得更完整、更有体系，更能影响国际的方向。目前来说，指标性的文化创作还是西方在领先。

　　中国未来的艺术品市场

　　时代周报：以你在欧美和香港的经验来看中国内地，未来的艺术品市场可能发展的方向会怎么样？

　　张颂仁：文化收藏是跟一个地方的文化想象有关系。我觉得中国人现在正努力在重新反思和创造我们的文明指标。同时，西方人收藏我们的东西也是看到我们的特征，看到我们创造出来的一些元素值得大家仰慕，大家觉得是好东西。另一方面，人家买我们的东西，也有投资心态，他们觉得你们经济这么大，艺术品价钱这么低，肯定是个好投资。所以，一方面是收藏，一方面是投资。

　　以收藏来说，除了大家觉得某地的艺术作品值得仰慕、值得追求以外，也有作为“人类学”心态的收藏，注目于代表某个地方某个时代的文明指标，收藏人类学的样品。现在西方的大美术馆这种心态还是蛮重的，往往抱着原来老帝国的心态在收藏各地的东西，这跟以前收藏国际古董是接近的。所以，我觉得中国艺术界要努力成为大家仰慕的指标，而不单单成为一个样品的指标。

　　时代周报：欧美拍卖行的丰富经验，能否推动中国市场的成熟？

　　张颂仁：现在成功的几个大拍卖公司都是英国的拍卖公司，他们有几百年的文物买卖历史，这个我们一定要借鉴。可是我们也必须要保护我们的品牌，我觉得中国现阶段上各种行业都很容易被国际上已经有经验的品牌给挤压，所以，某种程度的保护主义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应该尽量让自己好的品牌、好的公司站稳脚步，让他们达到一个相对的信誉度，然后才把本土的市场开放。关键是西方的这些老招牌拍卖行已经做了几百年，他们的信誉很高，关系网非常深；他们的关系网进入到重要的美术馆体系中；而中国的拍卖行要在西方建立关系是很难的。我觉得要先让本土的公司有一个机会，有一个窗口，让他们可以建立一套体系。当然适当的竞争是很重要的，因为会迫使大家进步，迫使大家把一些不受保护的不规范的做法纠正。所以，保护只能是一种培植的过程。

　　现在中国的拍卖，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建立信誉。现在国际上对中国恶意的攻击都是在信誉上抓我们的软肋。比方说毒牛奶，为什么不去打压那些不法商号，反而放松对标准的要求呢？在中国有商誉的公司，其实有非常好的前途。为了商誉，就不能只看短期的利益；拍卖不好就不好，拍卖得好就好，不能作假，慢慢地大家就觉得这公司做的事情比较公道。要是信心崩溃的话，以后就很难延续下去。我们到食品公司要相信这罐油不是地沟油，是真正提炼出来的油。艺术也是一样的，首先要真假没问题，另外要知道它建立的价格指标是真正有市场承受的。

　　时代周报：你认为目前的艺术界，在中国与国际之间有没有可能建立一种彼此都比较认可的评价标准？

　　张颂仁：其实现在都是以西方的标准作为指标。除非我们能够提出一套标准大家都觉得能够接受、都觉得可以信任。艺术作为商品的这个循环圈里，商业运作的指标是市场价值，另一个指标就是美术史的定位。鉴赏的评核是一件越来越难的事，尤其对当代艺术。传统书画，在明清时代就开始谈笔墨趣味，但对现代艺术、现代水墨，笔墨趣味就不能成为唯一的指标，有的时候根本就不能用，能用的也是要在某一种情景下，所以当代艺术谈到鉴赏是特别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