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家范勃：绘画的责任

范勃 园子之二 420cmX230cm

　　在流动变为凝滞、短暂变为永恒的同时，也由一种时间的形态转化为空间的形态，由人构成的时间片段从现实中走入，从历史中走出。记忆的体验和积淀引领我们进入了至诚画境，也成就了画面的氛围……一个越来越远离于现实之外的孤独灵魂依旧在现实中寻觅昔日的梦想。——范勃

　　绘画是范勃天生的梦想，为了考入天津美院，他不惜阻断所有后路，在高三时从理科转到文科。他不安于现状，毕业之后选择背井离乡、南下广州。在那里，他的视野获得了新的高度，开始重新思考自己的绘画。范勃兴趣广泛，懂得享受生活，但是这也无法让他忽略知识分子的责任，并且通过绘画来追问时代中个人的命运。而身为广州美术学院油画系主任和造型艺术学院的副院长，他也是一个值得尊敬的教育者，亦师亦友是学生对他的褒奖，而最令他欣慰的是，“他们画得都不像我。”

　　天津，只为学画

　　1966年，范勃出生于一个知识分子家庭，母亲是天津日报的编辑，父亲则在大学里工作。因为母亲曾负责一段时间日报的副刊，亦即报纸中最有文化含量的版块，所以范勃有了更多的机会接触美术方面的信息，这成了他绘画最初的启蒙。不过，范勃最终走上艺术的道路还是发自内心的喜欢，他说自己最开始学过小提琴，尽管家里的亲戚朋友逼着学，但最终还是觉得不适合自己，“受不了那个苦，我对绘画还是比较迷恋。”

　　这种迷恋是从小学一二年级临摹漫画开始的，那时正是“文革”中后期，虽然社会资源比较单一，但是美术作为宣传工具却获得了畸形的高度繁荣，从“尊法批儒”运动中的韩非和孔子，到刘少奇的漫画，这些图像和铺天盖地的标语成了范勃那一代人最初也是最深的印象。直到1978年改革开放，范勃升上初中，然后跟着中学美术组的老师去了少年宫，他才在美术方面有了相对正规的训练。这种业余的绘画学习一直持续到高中，即使课业紧张，范勃每周也要坚持两三次，包括周末两天以及周三的晚上。

　　不过，对于未来的专业，范勃的父母一直希望他报考天津大学的建筑系，所以他最开始学的是理科。那时候全国艺术院校的招生与后来不同，文化课考试都是各个学校自己命题，而范勃也有自己的打算——理科接着高考，然后再报考美术院校。然而，或许是老天也要考验范勃对绘画究竟有多热爱，1984年，也就是范勃高三那一年，全国艺术院校的招生恢复高考制，也就是说，范勃只有参加文科高考才能报考美术学院。于是，高三转科就成了范勃面临的第一重困难，首先父母不同意，他们觉得艺术院校风气太开放，其次文科班老师不收，担心他影响升学率。不过，经过不断的纠结和沟通，父母还是尊重了范勃的意见，而他也对老师作了很多保证之后，才顺利转入文科班，并且在一个月之后的第一场考试中名列第七名，这才让老师放了心。

　　即便如此，范勃还要面临第二重困难，那时他要报考天津美术学院，与他竞争的都是天津工艺美术学校或者美术技校的学生，后者进行过非常正规的4年的学习，与他之前参加的业余培训不可同日而语。而且，范勃报考的又是当时艺术院校最难考的油画系，一个专业只招收6到10个人，可谓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在此情况下，范勃最终能够顺利考入天津美院更多地得益于他的文化课成绩。他记得那时数学的满分是120分，他考了117分，而且总分已经过了全国重点大学的本科线。后来他才知道，这样的成绩即使报考中央美术学院[微博]也是能够优秀录取的，只是因为当时对央美抱有巨大的敬畏之心，才让他选择了家门口的学校。

　　不给学生留遗憾

　　进入天津美院之后，范勃遇到了自己的恩师、后来的天津美院院长张世范先生。张先生出身于天津美院，后来又毕业于浙江美术学院举办的罗马尼亚“博巴油画训练班”，所以向范勃介绍了很多罗马尼亚的绘画，从柯尔尼留·巴巴到之前的格里戈雷斯库，因为老师喜欢，范勃也跟着照单全收。1950-1960年代，文化部先后委托中央美术学院、浙江美术学院举办了前苏联专家“马克西莫夫油画训练班”与罗马尼亚专家“博巴油画训练班”，有评论家认为，相比于“马训班”被宣传得很多，“博巴班”曾一度被艺术史忽视，但是博巴却给新中国美术史带来了最初的表现主义。除此之外，汲成、沈尧伊这些毕业于中央美院，后来又调任天津美院的教师也对范勃形成了影响，而这不仅仅是创作方面，无论是为人处世，还是对教学的奉献精神，这几位老师对范勃的言传身教至今都让他非常感激。

　　不过，当时仍然是一个资讯匮乏的年代，范勃又非常单纯，所接收的信息只能全部来自学校。也正是因为资讯的封闭，85’美术新潮之时天津美院没有发出声音，范勃也几乎与那场美术运动无缘。后来回想起往事，范勃意识到，缺少学术思潮的启蒙是自己年轻时候的遗憾，所以今天担任广州美院油画系主任之后，他不想把自己当年的遗憾再留给学生，用他的话说，“有人说广州美院被边缘化了，我说这是被自己边缘了，而不是别人把你边缘了，所以要走出去和请进来。”采访范勃的时候，他正忙于油画系主办的青年评论家工作坊的活动，以及广州美院高端学术论坛的举办，首批邀请了朱青生、吕澎[微博]、彭锋、李零、刘庆和、刘小东6位著名的学者和艺术家，请这些专家从各自不同的研究方向和学科侧重点来进一步厘清人文传统与当代艺术的关系。范勃说，这些都是中国一流的策展人、批评家、学者和艺术家，让学生们有机会跟他们互动，这种思想启蒙是非常必要的。

　　广州，新的起点

　　从天津美院毕业之后，范勃本有机会留在天津工作，但是他觉得，“如果留在天津，我刚毕业就知道退休之后是什么状态。”就像当年无法让他放弃学画画一样，这也是让范勃无法忍受的，于是他决定南下广州，去当时的《现代画报》担任编辑。

　　现在回想起来，范勃觉得这次南下确实是对的，他对当时坐火车的情景特别清楚，刚到湖南，看到红土和绿色的植被就让他特别兴奋。等到了广州，那里湿润的空气更让他感觉舒服，尤其是冬天，那种温润的感觉让他仿如隔世。更重要的是，《现代画报》为范勃提供了一个视野更高的平台，在工作的层面上，对各大美院有了更多的了解，从而对油画的创作现状有了比较和宏观的认识。而广州自改革开放之后迅速成为一个移民城市，开放的环境使得五湖四海的人汇聚于此，范勃也认识了很多南来北往的朋友，“感觉很快就不一样了”。

　　这就样，范勃在《现代画报》一干就是4年，然而与文字相比，绘画依然是他最终的追求，于是1992年，他再次进入学院，入读广州美院油画系研究生，并且至今都从未离开。范勃说，广州美院的教学体系与北方还是有一定的差异，前者氛围比较活跃，能够很快接触到西方一些新的思潮。而且在教学的重点上，在造型方面还有拓展的空间。不过，范勃读研之后画的第一张作品并不被老师认可，所以索性就放下画笔，一头扎进图书馆，翻阅大量的画册，来寻找一种与自己心灵切合的语言方式。起初这也并不顺利，他转而将目光投向了其他艺术形式，希望能借鉴一些元素。于是，范勃开始翻阅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遗产，包括雕塑、青铜器和其他器物，很快就找到了感觉。

　　“比方说汉唐的雕刻，或者出土的陶器，经过脱离掩埋之后风化的过程，颜色已经褪掉了，甚至上面粘的泥，这种模糊性的语言本身就具备了一种精神性的因素。还有青铜器的红斑绿锈，经过岁月的流传形成肌理，对我特别有触动，开始的时候我就将这种视觉模式移植到了油画上。”于是在范勃创作的早期，《坐着的裸女》、《某日黄昏·房子里的问题》等作品就呈现出一种斑驳的雕塑化的特点。

　　追问人的境遇

　　在广州美院的3年，范勃真正确立了自己未来的方向，尽管后来在绘画语言上不断向前推进，但是整个精神脉络还是贯穿始终的。早在1993年，也是范勃开始从中国传统文化汲取灵感之前，他就画了5张人物画，其中一张名为《智者》，名称虽然如此，但是画中的人物却给人一种大智若愚，或者反讽般的大愚若智的感觉。范勃当时的意图很明确，他觉得与写实绘画不同，人物画的图像本身就是一个载体，借以传递艺术家的思考，给观赏者一种内在的感受，而非只停留在语言表面上的美之上。

　　这种心理的真实逐渐渗透到范勃后来的作品中，在“雕塑味”的外表下，这些人物呈现出一种彭锋所说的“心理纵深”。范勃说，“我是一个比较敏感的人，我觉得心理纵身可以用尺度衡量——将人物作为对象，表面上进行个体的挖掘之外，还可以在艺术家的心理进行一种深层次的挖掘。”也正因为如此，范勃将之形容为“把人不当人画”，亦即将人物化，以此去除对人表面形式的模仿，将之作为载体来传递作者的观念。于是，在《夏至·房子里的朋友》等作品中，人物的双眼都是石化的。范勃说，来广州之后正是热血青年，有压抑、困惑和迷茫，也正是通过绘画，范勃发出了自己的呐喊，而这种对个人生存和境遇的追问和揭示，则一直延续至今。及至“花开花落”系列，尽管表达方式与之前略有不同，采用了中国绣像式的构图，但是传达的内容还是一致的。而在最近的“木言”系列，人物开始退场，变成了树林，但是传达情绪依然没有变化，只是绘画语言进一步往前推进。

　　除此之外，范勃的作品还有一个共同点，就是画中的人物都来自他身边的朋友，几乎每个人都呈现出一种孤独、疏离、彷徨以及滞重的状态。与其说，这是对绘画对象心理的挖掘，不如说这更像是范勃个人情感的折射。范勃说，画周围的朋友也是深入自己的一面镜子，通过朋友审视自身，形成自我观照，同时又赋予朋友这种心理氛围个人的情感体验，与之达到共鸣和凝聚。但是，这并非范勃现实生活的直接呈现，而是这些人在知识分子的层面，他们面对经济大潮和时代变迁时，精神家园的坍塌和价值理想的迷失，而范勃正是通过绘画来重建自身的人文理想与精神家园。

　　在这些朋友中，有一位老先生出现在了很多作品中，他便是广州美院曾经的教授、范勃的崇拜者之一李正天。作为广州美院的骄傲，李正天在文革期间以李一哲为笔名与人合著《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被打成反革命集团“首犯”，直至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得以平反，之后又发表哲学专著《超越理性——广义本体论》、《共和论》、《先定判断批判》等，引起了很大反响。之所以画李正天，范勃说，“李老师不光对我个人有意义，而是对整个时代都有意义，从他身上我能感到一种时代的变迁的缩影。”除此之外，这也是一种历史的书写，“我觉得从某种角度来看这也是历史画的一种，我从1993年开始第一次画李正天老师，至今根据他不同的状态或者也根据我不同的状态一直在画，我想我还会继续画，甚至会拍一些影像的东西。”

　　爱好更是学问

　　范勃有很多爱好，早在天津美院的时候，国画在那里就有很强的学术影响，范勃也因之开始迷恋，之后尤其喜欢五代时期的李成、郭熙以及后来的“元四家”，甚至前几年，他的案头书都是这些人的画册。而在生活中，范勃的一大爱好就是品酒，在他工作室的一角，摆放着各种类型的酒，每种酒的年代、出身、口感，他都能娓娓道来。然而要说他最大的兴趣，还在于对汉唐雕塑和宋瓷的收藏，尤其是钧瓷，已经远非爱好所能形容，可谓国内鲜有人能出其右，绝对是真正的藏家。

　　一谈起这类收藏，范勃马上来了兴致，说起缘由，还得从研究生泡图书馆开始。当时范勃从中国传统艺术中找到了创作的灵感，在借鉴的同时就开始喜欢，并且想要拥有，于是就拉开了他的收藏之路。他记得那时有人给他拿来一个唐代的小泥人，脸已经完全模糊了，但他仍然激动得一晚上没睡觉。刚开始收藏的时候，范勃也没钱，只能拿画跟别人换，随着条件的改善才逐渐形成系统。与此同时，瓷器也开始进入范勃的视野，在他看来，中国的瓷器要属唐宋时期的最有收藏底蕴，于是在2005年开始转型。范勃说，“这个过程吃了很多的亏，交了很多学费。”一边说一边指着书架上的一个瓷瓶，“那个就是我交的学费。”

　　经过几年的收藏，范勃已经拥有了不少钧瓷的珍品，他说前两年出现的一件精品，然后忽然不见了，很多行家都在打听，其实是在他的手里。兴奋之余，范勃还拿出了一本他藏品的相册，指着其中的两件跟台北故宫[微博]的藏品进行着比较。不过，随着这些年钧瓷价格的急剧暴涨，以及好东西都进入了行家的手中，范勃已经收得很少，但是从藏品中获得快乐以及研究中获取的知识和灵感并没有减少。就像他自2007年攻读中央美术学院的博士学位以来，其学位论文就准备以三个不同时段的陶瓷作为研究对象，来探讨造型的模仿、继承、发展和创新问题。正如他所说，“收藏宋瓷确实给我的绘画带来了很多营养，这是真正站在历史的长河中伫足与眺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