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书票里的小中产情怀

子安，藏书票和版画收藏者。 子安的藏品。

　　作者 卢葳

　　每当需要给自家墙面或书柜添点小装饰，我就会去找子安。约见可能发生在京城任何地方：中央美院的展厅、798艺术区的画廊、京郊宋庄的展馆、各大使馆的圣诞市集、首都图书馆的尚读沙龙……，直到2011年9月，他才在方家胡同开了个自己的小店，朋友们有了固定据点。

　　大多数人认识子安，是因为一个需要解释很久也未必能说明白的藏品：藏书票(Ex Libris)——专业分类上隶属于小版画，配起相框可以装饰书案，配起画框可以装饰墙面，原创原作，小巧轻便，散发着书香，又富有个性，价位和品位均介乎于高精尖艺术品与大众商品之间。藏书票在功能上类似中国传统藏书印，表示对书的所有权，其拉丁语名称“Ex Libris”后面加上票主姓名，意为“来自(某人)的藏书”。

　　将藏书票放入历史发展进程中，会发现藏书票与许多艺术门类相似，起初限于贵族定制，后伴随王权衰落、工业化和中产阶级兴起而全面铺开。在15世纪的欧洲首次出现时，藏书票内容主要为家族纹章；18世纪，启蒙运动彻底拆除了贵族和教会对知识的特权垄断，新兴中产阶级成为文化福音的最大受益者，私人图书馆随之流行开来，藏书票随之兴起，为自家书斋定制藏书票的文化新贵们，不再着迷于记录血统的纹章，而更倾向于表达自我的生活与情趣。19世纪后半叶的英国，文学界有奥斯卡·王尔德(Oscar Wilde)，插画界有比奥博利·比亚兹莱(Aubrey Beardsley)，设计界有威廉姆·莫里斯(William Morris)，他们所倡导将艺术融入生活、装饰生活的理念，与中产阶级的消费需求一拍即合，从而呈现出别开生面的藏书票创作黄金时代。

　　“喜欢藏书票、版画的人，多半受到西洋文化影响，还有就是对书有情结。”子安解释说，“书票的发展也是从上至下的，但因其私密性，很难像邮票那样大众化普及，因此在中产阶级里受到宠爱。”

　　藏书票与子安可以说是相互选择。细究他与藏书票的关系，子安会用“被逼无奈”来形容。

　　生于1970年代的子安，在高中后选择出国留学，先到瑞士学管理，后转入美国纽约州立大学新闻系，23岁那年却突发恶疾，治疗药物带来的副作用，使原本最应意气风发的年月被阴郁笼罩。2004年，从美国回到北京，身体原因使他无法从事媒体工作。现实多有不如意，好在还有书和藏书票，闲暇时，他开始逛报国寺、潘家园以及孔夫子旧书网，边淘书边继续藏书票收藏 ，规模渐大。从玩儿开始，他在藏书票领域介入得越来越深，交易、办展、出书，渐渐地，藏书票从爱好成为主业。

　　2008年，第32届世界藏书票大会在北京举行，子安以中国藏书票协会会员的身份参与了筹备，并于中央美术学院[微博]和老书虫咖啡馆分别举办了自己的个人收藏展。

　　回头看来，子安对于小纸片儿给人的精神助力感触颇深。藏书票既算子安躲避现实残酷的一个小巢，又反过来从中获得滋养。命运的一路生拉硬拽，子安如今已看得豁达：“当初即便不做这个，也会慢慢往这边靠。”

　　事实上，一旦走出这步，承受过重压、挣扎过窘迫、尚能存活下来的人，往往更敢于相信事物和市场的“本该如此”。子安正是这样。每当有新手儿问起藏书票投资价值几何，他都肯定地告诉对方：“要这么想的话，就别玩儿藏书票。”

　　近两年，子安常跑荷兰、波兰、匈牙利、捷克等国，店里的版画、海报、招贴画也陆续丰富起来，尽管藏书票仍是他的主打。对此，他思路十分清晰：“藏书票属于小版画的一种，如今国内大多数人连版画的基本概念尚不清楚，推广藏书票无从谈起。”

　　所以，他只得回到原点，一方面继续收藏欧美早期书票作品，另一方面开始从各个角度尝试版画的大众普及：与院校和多家画廊合作办展，与首都图书馆合作讲座与展览，跑去国际学校和使馆的市集摆摊儿，将国外版画艺术家介绍到中国，又将有潜力的本土版画家推荐给外国客户。

　　“书票、版画都是极具个性的小众品种，油画的画派内部尚可彼此相近，但版画创作中，每个人的技法、工具、纸张、油墨，都不同。”子安介绍说，很多来他店里的人，都是因为不想买宜家等卖场里千篇一律的装饰画，当看到版画原作，他们会发觉“太不一样了！”

　　虽然经营着生意，子安却更像电影《诺丁山》(Notting Hill)和英剧《布莱克书店》(Black Books)里的店家，手头儿不算宽裕，却也不那么迫切开张，时不常还闹点儿小脾气。只是和剧中人相比，子安少了份惬意，多了份坚韧。

　　我一直很喜欢看子安微博上的“日志”，因为总让我想起英国19世纪末风靡的《小人物日记》(The Diary of A Nobody)：胡同里狂风大作刮掉了他的招牌，两个女人来店里为点小钱侃半天价，去个发烧的朋友家吃饭结果回来自己也病倒了…… 。平凡事中却隐隐流露出一种关于生活的真实力量。

　　也许，一个社会的改进，与其寄希望于大人物，不如寄希望于这些小人物们——那些在群体中仍不丧失自我，能够承受孤独、承受平凡、承受长期不见成效，坚持做自己认为该做之事的无名小卒们。他们承上启下，他们承受生活的重压，他们如此普通又数量众多，他们生活在中国，就如同小说《微物之神》(The God of Small Things)所说：“有时我们的快乐永远不够快乐；我们的悲伤永远不够悲伤；我们的梦想永远不够远大；我们的生命永远不够重要。”他们正是中国的小中产。

　　无论当年学新闻还是如今引入藏书票，子安都有一个明确的理念：“出国，是为了把人家的好东西学过来。”从外表看来，子安所属的这一类海归及欧美文化爱好者，似乎并不具备一个世纪前那批留洋精英的意气风发，然而，那种骨子里的理想，又依稀具有某种历史的呼应。

　　当下常有人讨论说，按照国际收入硬指标，中国没有中产阶级。但不可否认的是，一种关于西学、关于文化、关于生活的中产阶级情怀，真实地存在于今日中国。这种情怀与西方符合硬指标的中产阶级那种闲适、安逸相比，可能更微小，也更沉重。 卢葳是自由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