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只有一点自满之处,那就是这辈子我选择了绘画,并且成为一名美术工作者,这是我最大的满足。82岁得了终身成就奖,这只是艺术追求的开始。因为我知道自己永远站在起点上,这个起点始终触动我,让我倾尽所有去为之努力。
“虽然是终身成就奖,但现在‘身’还没有‘终’呢! ”刚刚度过82岁生日的詹建俊先生这样说道,自己先笑起来,神情一如孩童般单纯、真诚。能够荣获终身成就奖,是多少人终其一生也难企及的高度,而身为新中国油画进程中标志性人物的他,没有一丝“功成名就”的自满:“艺术家的追求应该是永无止境的,就好像是科学发现一样,始终都在不断地探索与努力之中。我的身高有1米88,可我总觉得自己还不够高,还有很多的高峰等待我去攀登,还有很多新的想法等待我去实现。既然‘身’还未‘终’ ,只要身体允许,我一定会继续画下去。 ”他的声音不大,语气却坚定得很。
尚未见到詹先生时,先读到的是黄永玉先生那篇《詹大这个人》 ,里面有这样的文字:“詹大很文雅,他服装整齐,温文尔雅,房子里窗明几净。 ”而欣赏詹先生的作品,即便是没有什么美术基础的人,也能够从中感知到那份独有的大气与雅致。
果然是画如其人。当初次拜访詹先生的家,见到身材高大、腰板笔直的他,脑海中立刻回想起那个在美术界几乎无人不知的雅号—— “詹大” 。的确如黄永玉先生所评价的那样,詹先生的家特别是画室里,画架、画具、书籍、 CD机、音乐碟片,一切都布置得整洁温馨,处处收拾得井井有条,他身穿藏蓝色毛衣配着深棕色的灯芯绒裤子,虽简朴但十分洁净利落。
用画笔指挥旋律
人们很难想象得到,一辈子画画的詹先生对音乐却有着近乎疯狂的迷恋。年轻的时候,他甚至可以一天三顿饭都只是啃馒头就咸菜,也要用每个月生活费的三分之一去买一张细纹唱片来欣赏。
“所有的艺术形式都是触类旁通的,都是创作者对于生活的认识、理解和态度,只不过表达方式不尽相同罢了。画家因为见到的一草一木、一人一事而有所触动、有所感悟,他会拿起画笔开始创作;诗人就用语言,而音乐家呢,则要通过旋律。 ”当詹先生回忆起半个多世纪前,创作《起家》时聆听柴可夫斯基的《降b小调第一钢琴协奏曲》的情景,仍旧掩饰不住兴奋地挥动起手臂,“手中的画笔就像是我的指挥棒,情绪随着旋律自然而然就激动起来,它丝毫不会是沉闷、忧伤或者自怨自艾的。只有那么带劲儿的作品,才能表现出豪迈、炽热的生命激情,那是只属于青春的色彩。 ”风暴来袭的空旷原野上,纤瘦单薄的白衣女青年侧着脸,发辫已吹得散乱,紧抓住背包带的手却透着执著;被风卷起的巨大白色帆布占据了画面的重要位置,象征着自然条件的艰苦,又是青年垦荒者精神世界的最佳写照。他用粗放的笔触描绘出乌云密布、荒草丛生的恶劣环境,又通过钢琴音色一般的深沉、激越,赋予画面以亢奋、昂扬的情感浓度。
“每当我拿起画笔,都会同时开始回想,这幅画和哪一位音乐家的哪一部作品有相通的感觉。旋律、音色的感染力能够很好地触动、启发我的认识与表达。 ”如果说《起家》是用钢琴烘托出的青春朝气,那么《狼牙山五壮士》则是用“定音鼓的捶打”带起整个乐队的极大悲鸣。无论是远处山形的走势、人物坚实的形体语言还是浓厚、沉郁的色彩,都给观者以纪念碑雕塑般的震撼。他说:“面对生与死的抉择,英雄们毅然走向悲剧性的一跃。他们临危不惧,气壮山河。这种极端的生命体验,要用贝多芬的第三(英雄)和第五(命运)交响曲才足以表达。 ”
对他而言,音乐不再只是单纯的兴趣爱好,它早已成为创作的一种延伸与象征。在《我希望……》一文中,詹先生曾如此写道:“我希望我的作品像音乐,以动人心弦的旋律,震荡人们的感情,那里有狂涛的激越,也有温柔的宁静。它是热望、是冥想、是心声……我要用我颤抖的笔,把热情滚滚的节奏,和潺潺流动的音韵,永远地凝固在画面中。 ”
快意挥洒的生命色彩
有人批评时下的青年画家们,在优渥炫目的生活中,只推崇那种对艺术家本体状态的关注,他们想尽各种办法表达出的愁绪却几无差别。对于自我的关注与抒发,詹先生并不排斥,他只说自己更愿意在广阔的天地间,涉猎更多的领域,体察更多彩的人生。
“我生在沈阳,从小长在北京,在城市的环境中长大,没见过什么世面……”说起在中央美术学院彩墨系做研究生时,第一次到西北,他连点滴的细节都不曾忘却。“那还是1954年的时候呐,可不像现在,我们出了兰州火车站,四下一望,简直像古代。连个人影儿都没有,再仔细找了半天,终于发现有几辆马车。 ”年轻人看什么都是新鲜的,第一次见识到大漠敦煌的戈壁滩,领略到石窟的壮美;第一次见到黄河,船夫自己坐在羊皮筏子上一路顺流而下,唱起当地的民歌“花儿” ,筏子走远了,那高亢婉转的歌声却好像还很近。当时所领略到的一切自然、人文景观都令他心生向往,也正是如此丰富的生活赋予他源源不断的创作养分,“直到现在一想起来,还是觉得太有意思、太来劲了!这样的感受,恐怕光是‘宅’在家里,靠沉溺在自己的梦境和幻觉中,是没法想象出的。 ”
连“批评”都带着通透与豁达,他那份独有的宽容内敛中总带着一丝“严肃”的幽默,“我们做学生的时候,一切都很简单。物质在那个时候相当贫乏,但精神世界却无比丰富,因此大家都特别快乐。 ”葛维墨先生曾在《美院往事》里回忆他们那批学生即将毕业前,在全校引起巨大反响的“大马戏团”表演:“演出从3个小丑开始,扮演小丑的是大个子詹建俊和一胖一瘦的两个矮个子李宏仁和蔡亮。他们在脸上涂满了油彩,梳着高高竖起的小辫,手牵手咧着血红的大嘴,哭着上场,插科打诨闹着要去参加晚会。 ”此番热闹的景象今时今日即便只能透过文字,也令人忍俊不禁。
无论是刚刚毕业时创作的《起家》《狼牙山五壮士》 ,还是后来的作品,纵情快慰地创作,从不模仿他人,也拒绝重复自己,詹先生总能以丰富、鲜明的绘画语言,赋予生活中的美以更多的光彩与诗意。他这样描述自己理想的绘画境界:“它应当像一首诗,蕴含着生活所给予的灵感和思想。它赞颂人间至美的一切,并使潜藏于平凡中的伟大,隐没在暗淡中的光明,都在有限的篇幅内呈现出来,以它美好的精神力量启迪人们的心灵。 ”
《高原的歌》创作于1979年,灵感来自先后两次去四川阿坝地区体验生活,虽然在那里的时间并不长,却给他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印象。在广袤的草原上,有大片大片的花朵,人们骑在马上,自然而然地唱起了歌,宛若天籁之音。那种恣意的欢乐,豪爽自在的幸福,连同高原清新的空气,分外强烈的阳光,使他深深感动。以往关于藏族聚居区、藏族同胞生活的绘画,主题大都是苦涩、凝重的,而在他的作品中,却敢于用大片的红色来涂抹。晚霞中骑坐在牦牛身上的藏族姑娘横过草原,落日的余晖映衬着她逆光的身影,喜悦祥和。雪域高原不再凄冷,而是充满了浓浓的暖意。如果说《高原的歌》是紧扣时代,给刚刚经历过“文革”的人们以精神上的慰藉;那么《回望》中的长城,则是他反思“文革”的全新载体。范迪安在《从象征写实到抒情表现——对詹建俊油画的再认识》一文中曾评价这幅作品:“烽燧似点,有古代画论常谓‘高峰坠石’之重,城垣逶迤,如同古代画论所称‘潺潺一线’之灵。 ”辽阔的视野中,万里关山尽收眼底,在层层叠叠的红褐色峰峦之上,灰白色的城垣凸显出一种历经世事的沧桑与壮阔,仿若拨动一根琴弦,声音低沉,却发出悠久不息的回响。这份许多人感受过却描述不清或未能捕捉到的长城之魂,被他在画中恰如其分地表现了出来。最大的幸福是画画
“第一次去先生的画室,是在2003年,非典过后不久。在校尉胡同老美院陈列室的后面,楼的高度很低,他站起来一举手就能摸到楼顶,整个画室由两个小间打通而成……靠西边摆了茶几和沙发、还有两把椅子。小茶几上放着CD机,北面中间的断墙边放了个小柜子,上面放了很多张CD、画册和书。我说画室太小,先生却笑着说,‘这间也是去年才有,以前都是几人合用一间’ 。 ”詹先生的学生白展望回忆说,“先生在75岁的时候,终于住上了宽敞的房子,现在的房子结构合理,画室也宽大明亮,过去家里躺着的画册,终于能站在书架上了。 ”
哪怕在窄小阴暗的房间里,依然能画出绚丽明亮的作品,无论身处当年的陋室中还是如今舒适的环境下,詹先生宠辱不惊,因他看重的并非外在的一切,始终只有绘画。
“我只有一点自满之处,那就是这辈子我选择了绘画,并且成为一名美术工作者,这是我最大的满足。受到父亲的影响,我从小就爱上了画画,这种爱一直到今天都不曾改变。别的人也许会觉得这个职业很闷,我却乐在其中。从事一份自己热爱的工作,又是社会所需要的,还不会受年龄的限制。82岁得了终身成就奖,这只是艺术追求的开始。因为我知道自己永远站在起点上,这个起点始终触动我,让我倾尽所有去为之努力。画了一辈子,还像画第一张一样。 ”詹先生说着,脸上洋溢出幸福的笑容。或许那饱含着太多人生体悟的皱纹无法抹去,但这笑容却和年幼他随母亲回东北老家,第一次拿起画笔用一张画代替书信给留在北京的父亲报平安时,毫无分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