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故宫人蔡瑞芬：搞文博不能掉钱眼里

记者 王烜 文/摄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这次采访，让记者对孟浩然的这句诗有了一次真切感受。确定采访在故宫修复厂工作整整30年的蔡瑞芬时，记者先向故宫博物院询问她的联系方式，对方回应说：“需要找一找，年纪太大的人我们都不知道。”

　　北京鼓楼西大街，小石桥胡同11号院。这里是故宫博物院的职工宿舍，上世纪80年代的院落，已尽显沧桑。不过比起这里的住户，它还尚在青春。循着斑驳的台阶拾级而上，一位清癯长者出现在记者面前。每个人都有与众不同的故事，眼前的这位老人不知会揭开一段怎样的尘封往事？与国宝打了一辈子交道，她的故事又能列为“馆藏”几级？

　　闯进文物界的“南丁格尔”

　　“我从来没想过会和文物打交道，但命运硬是把我们拴在了一起。”当年，海伦西路上有一家恒源电器行，就是蔡瑞芬父亲创办的，她和1兄4妹就在这样一个上海中产之家生长。蔡瑞芬羁旅京华半个多世纪，但举手投足间依旧保持着老上海的腔调，脸上的皱纹或许也镌刻着乡愁。

　　“我这个人性格挺要强，虽然家里比较富裕，但还是想早点独立。”蔡瑞芬读了半年高中，感觉这里并不适合自己，毅然中断了学业。“那时就想学一门技术，赶快挣钱。”蔡瑞芬觉得护士这个职业适合女孩子，既能自立，又能救死扶伤，便和妹妹一同考进了中德产校。“那是个教会学校，学费太高，读了一年我又不读了。”虽然经历了两次辍学，但蔡瑞芬的父母很是开明，并没有给她施加任何压力，放手让女儿去闯荡。经过精心筛选，蔡瑞芬发现上海市立产校很有吸引力，不收学费，食宿全免，这让她惊羡不已。1947年，蔡瑞芬走进了这座校门。

　　“我们这所学校教学水平很高，而且校风好，我的同学里就有进步青年，我也受了影响，所以和家庭决裂了。”1949年初，城开不夜的上海，没了往日的纸醉金迷和软款温柔，山雨欲来的前夜，充盈着踟蹰彷徨。当时，各种流言弥漫散布，蔡瑞芬的父亲也开始准备退路。父亲决定举家迁居台湾，自己留在上海看守，如果情势不好，一个人容易脱身。“我当时坚决不走，父母无奈同意了。”说起这段往事，蔡瑞芬心绪依然难平。蔡瑞芬的哥哥是交通大学化学系的毕业生，对于电器是个门外汉，在台湾的店面经营不善，很快就破产了，一家人陷入困顿，骨肉至亲也经历了36年的隔绝。

　　上海解放伊始，蔡瑞芬被安排为解放军治疗血吸虫病，还立了个四等功，心中憧憬着白衣天使的美好生涯。然而，当拿到毕业证书那一刻，她却被分配到卫生局人事处工作。“当时心里也觉得有些突然，但对党的分配还是没有犹豫，从头学起做行政。”在卫生局的6年，蔡瑞芬完全适应了一名行政人员的要求，并嫁给了一位华东局的干部。她的人生也因这场婚姻又发生了转变。

　　1954年，华东局撤销。时任华东局副秘书长的吴仲超奉调入京，出任故宫博物院院长兼党委第一书记。蔡瑞芬的丈夫是吴仲超的老部下，随之一同进京，担任故宫博物院古建队队长。为了解决蔡瑞芬夫妇两地分居的问题，故宫博物院直接向上海卫生局发调函。1956年，蔡瑞芬走进了深锁的宫门。

　　“我们那一代青年，讲的是干一行，爱一行，都是干革命工作嘛，在哪儿都一样。”故宫修复厂是1960年成立，蔡瑞芬来时，还只是修复组，办公地点在隆宗门右侧的西三所，一座前朝冷宫。然而，醉心文物工作的吴仲超院长，很快就让这座冷宫热闹了起来。“没有一大批专家和业务骨干，故宫博物院是办不好的。”蔡瑞芬清晰记得吴仲超这句讲过不知多少次的名言。很快，八个工种的能工巧匠从山南海北齐聚西三所。“杨文彬、郑竹友、张跃选……这些都是身怀绝技的奇人，纷纷加盟故宫修复厂。”

　　红墙内的师傅们，在为一件件国宝做着起死复生的手术时，高墙之外已然暗潮汹涌。“文革”爆发，出于保护文物免遭浩劫的目的，周恩来下令，故宫博物院关门。“除了十几个留守人员，我们都到了咸宁的‘五七干校’，我又干起了老本行，直到1972年回京。”在干校劳动期间，蔡瑞芬的丈夫被打成“假党员”，赶场般地接受批斗，她因经历简单躲过一劫，做起了干校卫生员。最令她难忘的是，那些平日里化腐朽为神奇的巨匠们，面对繁重的体力劳动和精神压力，那般无力且无奈的愁容。徐邦达拖着孱弱之躯扛锄头的画面，永远定格在蔡瑞芬脑海中。更为不幸者，则永远失去了亲近文物的可能。郑竹友，这位20多岁就以仿造和辨伪古画成名的才子，埋骨荒丘。青铜器组组长古德旺有手绝活，仅凭照片，不画图纸就能直接敲出原样，可惜在干校弄残了手。当他再次回到西三所时，只能无奈地看着那些毁损的青铜器，他的新身份是门卫。

　　“外行领导内行”

　　“外行领导内行”，曾是业务型单位普遍存在的现象。蔡瑞芬不甘心被人称作门外汉，倔强的个性再一次彰显。她每天泡在车间里，跟着师傅虚心求教，最终八个工种的操作，都了然于胸，代价是得了青光眼。

　　“虽然我不自己施工，但起码的常识都要具备。”文物修复，国家有明确规定，一级以上的文物，需要院长批示。修复要打报告，写明修复要求和计划，并需要照相室在修前、修中、修后给文物各照一张相。每个工种都有技术操作的详细规定，尤其是钟表修复和书画临摹，规定极其严格。文物送到修复厂后，每天下班前必须进库房，从库房进出时，厂长每天得亲自看着，并且还得有其他人在场。那时候，木器室、漆器室、铜器室、糊匣室、钟表室、裱画室和摹画室，也被叫做专业组。每天会有一位组长留下来，陪着蔡瑞芬关电闸、锁门。

　　从1963年，担任修复厂副厂长以来，蔡瑞芬有机会参与若干重大文物的抢修，她也切身体味了传统技艺的光华灿烂。书画修复历史悠久，装裱技术人员被喻为“画医”，每一件名作的重生，背后都隐藏着一段传奇。千余年来，《清明上河图》几经兵燹荼毒，匪盗觊觎，最后一次出宫，是被末代皇帝溥仪偷运出去，辗转流落长春。上世纪50年代，这件珍贵文物被古书画鉴定专家杨仁恺无意中发现。经多方鉴定确认为真迹后，《清明上河图》再次回到故宫。国宝回家，带来的除了惊喜，还有考验。因为饱经沧桑，名画已经出现破损，怎样在保证画作原貌的同时，将其修复完好，成了亟待解决的问题。蔡瑞芬记得，当时经过唐兰、徐邦达、刘九庵等专家的论证，确定了“修复如旧”的原则。为安全起见，博物院决定先对《清明上河图》进行临摹复制。1963年，荣宝斋的名画家冯忠莲承接此任务，后因“文革”停滞了几年，到1974年临摹完成。高仿的《清明上河图》达到了乱真的地步，多次代替真品展示。

　　从1973年开始，出自上海的装裱高手杨文彬着手修复，历时一年有余。蔡瑞芬介绍，书画修复极其缜密。先要洗去灰尘，然后用马蹄刀去污，第三步便是加固画面。“《清明上河图》的画芯是绢面材质的，所以在加固画面时必须要用一种专用加固绢面的水油纸，可以保证绢丝画面的图案不走形。这种纸很特殊，在一般的市场上买不到，都是我们自制的。”因为《清明上河图》流传很广，收藏过的人也很多，所以在画上也留有很多收藏者的收藏章。而在画芯和背纸相交处的骑缝章，则是最难处理的。“骑缝章一半印在画芯上，一半又印在背纸上，要保证它的原样，就必须在揭画芯的时候，不能对它有一丝损坏，否则修完画以后就不可能重新完整地贴合在一起。”

　　完成了揭画芯之后，紧接着便是在画的背面补洞。补洞不仅需要精湛技艺，还要自己寻找补洞的材料。“补洞的材料是那些非文物的老卷、旧卷，把它们剪裁下来补在洞上。但是这些老卷和旧卷，必须和要补的画芯同一个材质，同一个颜色，同一个厚度。如果找不到合适的材料，就必须我们自己加工，要让人看不出来，有逼真感。”补洞之后紧接的一步就是给画面全色，有些古画因为存放的时间太久，或者一些外在的原因使得原画褪色、掉色，在修画的过程中就需要给画上色。这些步骤完成之后，就需要压桩。也就是寻找平整的鹅卵石，把修补好的画芯压平、磨平。蔡瑞芬说：“用来压桩的鹅卵石很难寻找，这种鹅卵石要像玉一样光滑，大小也要适合手拿。”为了寻找合适的鹅卵石，修复厂曾经派人到南京的雨花台寻找。最后一个工序是托芯，重新给画芯加上背纸。至此，一幅画才算修补完成了。“您听听这步骤可能都觉得晕，所以不是细心慢性的人，学不了这门技术。”

　　1973年，马王堆三号墓的发掘，引来世界瞩目。出土的帛书、帛画被水浸染，粘成一块方砖。对于这样的抢修，故宫修复厂无前因可循，只能群策群力想办法。张跃选师傅采用蒸馏技术，并用特别薄的竹签轻轻拨剔。最终，拨出549片，其中有字有图的451片、空白的98片，包括 《老子》、《左传》、《易说》等20余件手抄本，为类似出土文物的修复提供了成功经验。

　　蔡瑞芬至今引以为荣的有两件事，一是自己在修复厂30年，经手的上万件文物，没有出现任何纰漏。二是故宫修复厂为全国各地的博物馆培养了几十名优秀的技术人员。记者问到有什么遗憾时，蔡瑞芬说：“最大的遗憾就是成了‘万金油’干部，没能学精一门专业。”蔡瑞芬最钟爱的是书画修复，她那时想成为一名专家，可惜分身乏术，繁重的行政工作，让她无暇顾及，到退休只是副研究员。“当厂长有责任感，有成就感，就是‘不好玩’。”

　　文博事业要真懂真爱

　　《故宫人》是份内部报纸，每半月出刊，这也是蔡瑞芬等老故宫了解单位现状的主要渠道。“我们这批人对故宫的感情无法割舍，搞文博事业不能掉进钱眼里，要像爱护生命一样爱护文物。”

　　2011年，故宫丑闻迭出，媒体称之“十重门”，蔡瑞芬等老故宫也站出来表达了自己的担忧与愤懑。“之前故宫也出现过失窃事件，但没有像现在这般处境尴尬。大家对故宫不满，实际是对现在的从业状态不满，把故宫作为赚钱机器是万万要不得的。”在故宫的多件危机中，蔡瑞芬最在意的是3件事情：失窃案、私人会所和哥窑瓷器损坏，“这都说明了同一个问题，他们把文物看得太轻了。别的还可以修复，瓷器坏了，永远不可能修复，修了也是假的。”

　　故宫现实中的一些弊病，也让这些老人更为怀念远逝的那个“理想主义年代”。“吴仲超老院长我很想他，他是真把生命都奉献给了故宫。病危期间，他嘱咐将自己的全部存款，留给故宫博物院作为科研奖励基金。”据蔡瑞芬介绍，吴仲超当年调京时，最初是要到中办工作，可挚爱文物的他执意选择了故宫博物院。“吴院长那时每周至少下一次车间，有重大文物修复时，几乎是始终在一线。”吴仲超常说的一句话，成了蔡瑞芬等人一辈子恪守的信条，“在国民党和日伪时期，故宫都没出毛病，如果在我们手里毁了，那既对不起祖先，也对不起子孙后代！”

　　吴仲超曾风趣地说：“保护专家要像保护稀有动物熊猫一样。”他是这样说的，更是这样做的。蔡瑞芬说，当时修复厂的高级技师，工资比她这个厂长高很多。徐邦达也是吴院长高薪高职聘来的，当时院里有人反对，吴仲超说，这些人都是稀有生物，博物院很需要这种人。“怎么叫尊重人才？业务型单位，怎么能让业务人员比行政领导挣得少？”除了物质倾斜，在专业问题上，吴仲超也是尊重专家，不以行政命令干涉。“马王堆出土文物的修复，吴仲超决定按照张跃选师傅的办法进行，院长的意见他可以不听。”

　　2013新年伊始，故宫首次公开藏品总目、加强升级安保措施、向媒体开放安保核心部门中控室等，一系列新举措，意在有利于接受社会各界的监督。蔡瑞芬听说后，略感欣慰。“有进步是好事，我们也是想让故宫办得更好，几千年传下来的宝贝，可不敢轻视。”

　　当年的修复厂早已变成了保管部，蔡瑞芬担忧文物本身的同时，也为技艺传承感到焦虑。“修复厂的老师傅，基本都是传统的手艺人，文化程度不高，甚至有的目不识丁，但是他们从小在这个行业里浸淫，经验太多了。现在干这行的年轻人，都是大学毕业，可对文物他们懂得太少。”如今的故宫保管部和几所高校建立起合作机制，每年会有实习生来学习，但最终留下的不多。“年轻人对文物缺乏了解，心态也比较浮躁，踏不下心来学手艺，老师傅的绝活我怕比文物流失得要快。”

　　蔡瑞芬过了春节就85岁了，自从前年摔坏了腿，定期去故宫看展览的习惯也被迫终止了。“回想我这一辈子，除了留下来迎接解放，其它几次转折都是被动的，但命运挺垂青我。在故宫修复厂的30年，是值得留恋的。只是如今行动不便，不能再去看看我深爱的大故宫了！”

　　【人物简介】

　　蔡瑞芬，女，1928年生于上海。上海市立产校毕业，1950年进入上海市卫生局工作，1956年调入故宫博物院。历任故宫修复厂副厂长、厂长，曾参与主持 《清明上河图》、《游春图》、马王堆出土文物等修复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