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力：冷摊负手难觅残书

清乾隆五十六年翠文书屋木活字本《红楼梦一百二十回》 《施顾注苏诗》历经火劫留下的痕迹 元刻本《礼经会元》 《唐人写经残卷》内文残片

　　藏书家韦力称，古籍善本98%进入“公藏”，民间“筹码”日益减少

　　古人以藏书十万卷作为至高追求，而藏书家韦力目前的藏书规模已达三十万卷。这其中，“一页千金”的宋元及以前刊本、写本就有五十余件、两百余册。另有宋元递修本和宋元明递修本近二十部、三百余册，明刊本一千二百余部、一万余册，名家批校本及抄校稿本八百余部，活字本六百余部，碑帖一千七百余种，总计八千余部。无论质量还是数量，韦力的古籍收藏不仅在民间堪称翘楚，更可完胜目前国内绝大多数公藏机构。

　　没有家学渊源，也不是巨富后代，完全凭借一己之力，几十年“只进不出”的韧性，韦力达到如此惊人的收藏成就。近日，本报记者对韦力先生进行了采访，听他讲述“古书之美”。

　　文/图 记者 金叶

　　为藏书才努力成为有钱人

　　“别人可能以为，我是因为有钱了才附庸风雅。其实我是为了藏书，才努力成为有钱人。” 韦力说，他十几岁就开始古书收藏，当时还是一个高中生。上学路上，一家古旧书店刚刚开张，其中一本《古文渊鉴》吸引了韦力的注意。“五色套印的武英殿版，是当时清朝内府中套色最多的一本书。”为了收这本标价80元的书，韦力使尽浑身解数：跟家长骗钱、将伙食费积攒下来，饿极了就偷同学的饭吃……用了几个月的时间，才得以将这本梦寐以求的书买回家。

　　韦力记得，1983年，北京海王村公园的古旧书市上，线装书是一卡车一卡车运来的，然后按照五角钱一本的价格就地倾销。但真正好的古书，却从来没有便宜过。冷摊负手觅残书这样的好事，其实是不存在的。“一本宋刻本《纂图互注尚书》，上世纪90年代初已是20万元。当时四室一厅的大房子，不过4万元。”韦力意识到“想要藏书，必须有钱”，于是很早就下海经商，且真的成了“有钱人”。但这个大款不爱任何花俏奢侈，只在买书这件事上，一掷千金。有传言说，每年他会拿出600万元的固定资金来搜寻市面上的古籍善本。而他告诉记者，“有时候，一部书可能都不止几百万元。”

　　韦力的“藏书楼”号称“芷兰斋”，风雅的名称，背后却隐藏着自嘲：曾经有朋友来访，对他收藏了一屋子“烂纸”表示不解。韦力心有所感，遂将“烂纸”倒过来，取其谐音，为自己的书斋命名。然而，在这堆“烂纸”当中，不乏国宝级的收藏。比如，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一本书——苏东坡最早的诗集刻本《施顾注苏诗》中《和陶诗》的一卷；有七枚乾隆印章、五色织锦封皮的宋刻本天禄琳琅《纂图互注尚书》；见证了明光宗朱常洛短促的登基过程的《册立光宗仪注稿》；海内孤本、明代中期彩绘本《春秋五霸七雄通俗演义列国志传》；曹雪芹完成《红楼梦》之后的第一个印刷本、清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 翠文书屋木活字本《红楼梦》；辽藏《观弥勒菩萨上主兜率天经疏》——1994年，韦力以30万元的价格，击败了竞争对手国家图书馆，将这部经书收于囊中。

　　对藏家而言，藏书需要钱，但仅有钱还远远不够。韦力说，他收藏古书最深的体验之一就是：知识就是力量。有了知识，就有了一双“捡漏”的慧眼。凭借知识，他曾在地摊上捡过不少漏，如《新元史》的手稿、《黄太史订正春秋大全》等。

　　宋版书是古书之美的巅峰

　　世人皆知宋版书“一页值千金”，但大都从历史悠久和世所罕有的数量来肯定它的价值。韦力则从美学角度高度肯定宋版书是古书之美的巅峰之作。

　　“作为书籍出现的起点，宋版书一出现就是顶峰，然后逐步衰落至今。”韦力告诉记者，宋版书历朝历代都颇受珍视，能够经手宋版书的人很少，一般都是从大家到大家。而目前存世的宋版书更是大都归了公藏，民间早已可遇不可求。

　　宋版书无论是用纸、用墨、刻版都是最一流的。“因为是唐宋之际古书由写本时代向刻本时代过渡的转折期的产物，所以必须要印得极精美才能有销路。除了用料精良，宋版书还一般采用名家书体上版。比如唐代书法名家欧阳询、颜真卿、柳公权的字体。”

　　除了世所推崇的宋版书，韦力以为，还有一类古籍目前被严重低估了——它们是“经史子集”当中的经部书。“经史子集，其实是等而下之的关系。历代统治者是把儒教作为准国教来看待的，经部被放在了最尊贵的位置。但这个传统在1919年之后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开展而断掉了。集部中的诗词、戏曲、小说反而开始被重视。当时很多藏书家，比如郑振铎、钱德富、傅惜华、李一氓等，开始大范围收藏‘集’。这个趋势到现在没改过来，这跟经部深奥难懂，门槛太高也有关系。清三代的经部书，到今天为止，跟集部相比，价格不到其四分之一。但我始终认为，收藏古书，最终必须尊崇正统的国学观。既然藏的是古书，就得用古人的价值观来判断价值高低。”

　　最终让藏书重新流入市场

　　虽然被业内人士慨叹为百年一遇的藏书大家，韦力却自嘲在藏书方面的成就，是因为“山中无老虎”。 

　　“我能藏到这份上，很重要的原因是现在已经没有那么多的大家了。中国历朝历代直至民国，对藏书和藏书家都很看重。《地方志》的《文苑传》都会专门为当地的藏书家立传，其他门类的藏家是没这个待遇的。古时候，一个人要有学问才能考取功名，考取功名就有地位，有了地位才有钱。权、钱、知识是一体的。比如民国时期的大藏书家傅增湘，是教育总长，同时参股北平自来水公司和矿业公司；天津的周叔弢、上海的陈澄中、江南的‘南浔四象’都是这样的角色。而我们的时代，有钱和有知识可以完全没有任何关系。也正因此，这么多好书才有机会聚集在我这个小人物这里。今天的藏书家，包括我，都是上世纪80年代末期兴起的，形式上看似和历史一脉相承，实际上，藏书传统是断了的。我不自量力地想接上那个时代，但财薄力微，仍然不能与之打通。”

　　对于藏书家云集的岁月，韦力心向往之。“对于爱书的人而言，那是一个‘吾道不孤’的年代。‘众乐乐’要比‘独乐乐’幸福得多。玩收藏，如果把自己玩成了孤家寡人，难免会有一丝悲哀。虽然我周围也有一些藏书的好朋友，但坦率地说，大部分的藏家现在都着眼于投资。客观上我能理解，但情感上总会觉得有些孤单。”

　　韦力所向往的岁月并不可能重现了。“1949年之后，大量的古书都归了公藏。事实上，真正好的古书，目前在民间流传的比例能占到百分之一二就不错了。民间的藏书家现在手中的‘筹码’很少，而且还会越来越少。某种程度上说，对于藏书家而言，这是一个比较不幸的时代。我曾经在图书馆查阅过古籍善本，经过层层审批，最终拿到书的时候，要戴着白手套翻阅，旁边还站着工作人员看着你。我看了几页就没兴趣了。当然，图书馆这样做是有道理的。孤本级的宋版书，一册就几百万元，一页就十万八万元，如果被偷着撕走几页，这个责任谁都负不起。对读书人而言，这样的阅读方式失去了意趣。不像我自己的藏书，可以放在床前案头，随意把玩欣赏，真切感受古书散发的气息。读着跋语，想象着古人翻阅这些书时的心态，仿佛就站在他的身边。这种感受，在图书馆中是不可能有的。”

　　然而终有落幕的那天。韦力说，到时候，他会将这些藏书“卖散”，让它们重新流入市场。“我的这部分藏书，是国内很多公共图书馆梦寐以求的。将它们捐出去，我可以青史留名，名利双收，但代价是使民间藏家失去更多‘筹码’。我不做这样的事。在我看来，捐给图书馆，这些书就‘死’了。相形之下，我更希望它们能永远流动在爱书人的手里，让它们曾经带给我的感动和快乐，一代代地传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