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彭俐
见过收藏家,没见过赵庆伟[微博]这样奇特的收藏家。
别人是专一或几项物品的收藏,他是大撒网式的博物收藏;别人是用藏柜或藏室来收藏,他是用集装箱和大仓库来收藏。为此,他大发感慨:“历史文化很容易变成造纸厂的纸浆或回收炉的灰烬,一去而不复返。世间无物不传奇,惟识者知之。只可惜,人文领域的绿色环保之重要,还没有被人们认知。”
赵庆伟最怕价值无量的历史文化从指缝中溜走,最心疼点点滴滴文化遗物被当做废物丢弃。于是他不惜花钱雇人,包括收废品的,上百个线人四处走动、望风,哪个文化单位要搬迁、盖大楼都一水儿门清。他自己像个“丐帮帮主”,其工作室快变成文化“废品”收购站,常有大包小包的货物递送上门。
多年来,他从许多文化单位、团体和私人那里收购的文化史料“废品”上百吨之多,存放在一个500多平方米的大仓库。其中,包括尚待拆包、拆封的照片、胶卷、录像带、档案、公文、家书、手稿、字画、房契、图表、古玩和家具……一般人眼中的平常物件,在他看来是生命气息与历史信息交织的文物。
赵庆伟知道自己摊上大事儿了:“我现在不敢将这些包装打开,也没工夫去分类、整理,甚至连想都不敢去想,想想头都大了!尽管我知道它们很有价值,但我一人没法儿对付,谁有学问、谁有钱就让谁来干吧。历史文化太高深,要有几个团体来做这事儿。”
13岁扒火车闯世界,收藏家天马行空
每一位堪称奇特的收藏家,都有值得收藏的奇特经历。
要当“丐帮帮主”,先做流浪儿。赵庆伟和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描写的孩子差不多,生长在北京的部队大院里,赶上“文革”无所事事的年代。他被大他10岁的大哥哥怂恿,13岁时与父母不辞而别,独自贸然离家出走,扒火车去了大同,一玩就是10天,那是他第一次出去闯世界。
运气不佳,火车刚在大同站台停稳,车站派出所的警察就发现了蓬头垢面的少年,并毫不客气地把他拘留。
一同被扣留的一个小偷脏兮兮的,眼睛直直地盯着他装食品的小网兜。他知道小偷饿了,就爽快地把水果递给他吃。分享,是孩子们的天性。警察审讯:“说吧,叫什么,哪儿的人,父母干什么的,你都做了什么,老实交代!”大院儿的孩子一般都天不怕、地不怕,警察也吓唬不住。他知道打死不能说出父母是谁,那样的话,他有可能马上会被“遣送回原籍”。警察听他一口标准普通话,把北京城的偏僻地名都说得准确无误,便不再找他麻烦。
大同一游,终生难忘。最大的收获是游览了国内四大石窟艺术之一的云冈石窟。他从1500多年前北魏的石雕作品中,汲取了艺术营养,并带回些创作灵气。“那些人物雕像大至十多米,像我们大院儿楼房一样高;小至几厘米,和我刻的印章一般大。让他很奇怪的,产煤的山西,不比江南水乡的滋润,但那里的美女皮肤非常白皙,羊脂玉似的……”
如今,赵庆伟让那些玩玉石的朋友很是惊讶,他竟然能在十天半月的时间内,亲手雕出一件很像样的玉石器物。玉雕业内人士看了也大为称奇:“就凭你这两下子,要是干我们玉雕这行,肯定能成为大家!”他只轻描淡写地说:“唉,这不算什么,只不过雕虫小技!”
说到雕刻,那可是收藏家小时候的一大爱好,堪称童子功。
他曾花8元钱买了一本书《篆刻学》,是号称“北齐(白石)南邓”的邓散木的遗作。凭借翻阅此书,慢慢自学成才。他捡拾住家附近北京玉器厂的废弃石料,整天摆弄一把小刻刀,手指磨出了膙子。他充分体验了“刻苦”一词的含义——不“刻”不知苦,不苦哪有“刻”。大院里的孩子,人手一枚他刻的图章。
他说,一枚小小图章很文气,也很有灵性,就像一个线条灵动飞翔的小世界,它低声细语的说话,却能给人留下永久不灭的深刻印迹。比如清代篆刻家、书法家邓石如的刻印“胸有方心,身无媚骨”;又如吴昌硕的闲章“美意延年”,以及齐白石的私印“墨戏”,潘天寿的刻石“不雕”。一开始,揽不到什么像样的大活儿,只是刻一些小图章——名章或闲章,当做礼物送给小朋友们玩玩而已。没想到,刻出点儿名气后,吸引了成年人的目光。最牛的,是他为一个单位刻了一方圆形公章,而且是带五角星的那种,在大院儿轰动一时。
童年若有雅好非常,成年必有雅趣相当。切莫小看一方印章的文化含量与文化濡染的分量,经过漫长岁月的磨砺,它能让一块顽石去掉冥顽,最终变得温润,乃至灵光如玉。
赵庆伟爱好收藏的潜意识和心理依据来自大院儿生活:
“真正了解北京的人都知道,大院文化和胡同文化完全不同,可以说是两种文化。大院生活比较舒适、安逸,文化氛围相对开放、进取,街坊邻居来自天南地北、五湖四海,享受国家供给制待遇,孩子们接触的新鲜事物多,见闻多,好玩的东西也多,所受的教育很正统,即长大要为国立功或为国捐躯。
小时候一个邻家女孩很斯文,她的父母鼓励她从事美术工作。我整天看她没完没了地画素描,一画能画六七个小时,很佩服,因为我做不到。那是我最早接触美术,接近绘画。除了篆刻,我还喜欢拍照片,把北影厂处理的大盘胶片买来装入135胶卷盒,把自己关在暗房冲洗照片,一盏小红灯下,看着黑白图像一点一点变得清晰是一种新奇的惊喜……”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收藏奇人赵庆伟,与奇石收藏家马益群一起,走访他经营的观音堂文化大道的都美画廊。
赵庆伟的穿着随意,看上去不像画廊老板,倒像是一位仓库保管员。他的画廊藏品太多、种类太杂,大多堆放无序,蒙尘日久,但移步换景,总让人眼前一亮。墙角儿,足有一人多高的罗汉形普洱沱茶,少说百八十斤重,曾是哪个展览会上的展品;楼道转角处,一幅陈旧的油画《毛泽东去安源》(临摹品),原是《工人日报》的“文革”遗物,花了5000元当做废品买回;大厅内,一台北京缝纫机厂生产的缝纫机,机身破旧,但上面题字“为人们服务”却是一个特殊年代的标记;格子间中,一盒盒春秋战国时期的箭镞,虽锈色斑斓,却小巧精致……最让人称奇的物件,是一家知名出版社大半个世纪前的房地产所有证和张天翼关于施工、伐木事宜的亲笔信……
哦,看着这么多纷乱无序的、品种花搭的藏品,很是好奇,收藏家原来可以这般天马行空,像八爪章鱼一般海底捞式的“乱抓”?
赵庆伟这样解释:“收藏界的山头比较多,你拜师入行会被限制住。况且有山头,就不免山头之间的打压。我呢,中立!谁都不拜,不被别人的价值观、艺术观、历史观所左右,我主张多元的收藏理念和趣向。较为高端的收藏,门第观念重,规矩不少,藏品的格调和规制也有讲究,比如所藏物件务必清晰、干净、利索……像我这样无门无派、亦无贵贱高低概念的收藏,是显得很杂,但我是凭自己的感觉、自己的喜好去做事,生手如刀,胆儿大!挺随意随缘,也挺开心。非要说我是收藏的哪个派,就算京味派,故纸堆上北京有无限风景……”
18岁不幸触碰高压电,被电出许多收藏怪念头
收藏家会有不同的爱好和旨趣,但收藏的深层含义还是珍惜生命。
曾有人问:“你哪来的那么多收藏怪念头?”他开玩笑说:“大概是被高压电电过一次,电开窍了。”
赵庆伟总共5次与死神擦肩而过,与死神贴得最近的一次是触电。在他18岁高中毕业时,为释放高考高度紧张的心情,他和大院儿的孩子一起在篮球场踢足球。那时北京夏季的天仍然很蓝,蓝得晶莹透亮,孩子们的足球踢得越来越高,越来越远。结果足球越过了车库,飞到了后院的木材加工厂的库房区。玩得正高兴的他跑去捡球,不断在高矮不平的木垛上蹦蹦跳跳,往来穿梭。他忽略了房顶上已经接近的高压线。
乐极生悲一点儿不假。当人们处在极度放松时,最缺少对危险、意外的警觉,从而最容易受到不虞的伤害。赵庆伟只顾低着头找球,忽然间,脚下一滑,他打了一个趔趄,便下意识地顺势用他一直仰起的手臂去挽电线,没想到那可是致命的高压电线。只听“砰”的一声,像是被雷霆击中,赵庆伟将近1米8的身躯重重地摔在房顶。当他被抬到大院儿医务室的时候,已经面色铁青,嘴唇发紫,没有了知觉和意识,也几乎没有了心跳。闻讯赶来的母亲悲痛欲绝,她刚把儿子养大就遭此横祸。主治大夫小声安慰:“看来没多大希望了,您就想开一些吧,快让家里人都赶来看一眼。我们会尽全力的,只是他被电得太重了……”
在他生命迹象几乎消失的几十分钟内,奇迹发生了。他的心脏重新工作,像死机的电脑重启。
孔子云:“不知生,焉知死?”
赵庆伟说:“不知死,焉知生?”
自从这身体一触电,许多怪念头不断产生,其中就包括心血来潮地步入收藏界。收藏界的水深,亦有门槛高低,但被电过的人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全都与众不同。他一直坚持独创单干,不投门户、不拜师、不按常理出牌、不干别人干过的事,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做“丐帮帮主”。他大范围、大规模地收购历史文化的“废品”。或许高压电流充分激活了他的大脑,让他的思维跃上了一个高度:
“我老在想,什么是北京文化?北京文化有建筑的,也有纸上的,建筑的价值人们都清楚了,但纸上的珍贵人们还不清晰。属于建筑的要保留,属于纸上要的回收。我说的纸上的那些文化、历史,包括很多很多东西,比如公家档案、私人日记,政要、学者、明星等各类名人信札,包括他们写的便条、字条……
我是北京大院儿长大的孩子,和其他的孩子一样,从小就有英雄情结,总想在一生中干点儿惊天动地、名垂青史的大事,不枉来人世。我看着有形、无形的北京历史文化遗迹消失,是最感痛心的。青史成灰,悲莫大焉。我要收藏它们于一纸一片、点点滴滴,收藏它们于将毁、待毁、未毁之时。”
不知高压电把赵庆伟电开窍儿了,像他前面说的那样,还是电糊涂了,但到底是把他电得不一般了,想法不一般。他想创办各种类型的文化专题博物馆,不光停留在想,而是着手准备,目前,未来的馆藏藏品已经数目可观,但是要想找到合适的合伙人、投资人却很不容易。他计划建一座“中国诗歌博物馆”,手里攥着数万篇诗人原稿,也找诗人谈过此事,但都不了了之;他也想开办一座“中国音乐博物馆”,为此他已经积累了音乐家们的五线谱原稿几百公斤,以及许多文艺演出团体的广告、节目单、剧照和录像带、录音带、唱片等,其中包括全总文工团200多本各地巡演、采风文图资料……他还想创建一座“中国戏剧博物馆”,曾与戏剧家欧阳山尊等谈到他的创意和愿景,也收藏了戏曲唱片几千张,包括荀慧生戏剧脚本在内的大量资料;他更想创立一座“中国版画博物馆”,并搜集各个时期不同艺术家、不同风格的版画作品七八千件……
赵庆伟曾与北京电视台六集专题片《奇迹是怎样诞生》剧组合作,为其提供了人民大会堂建设工程的详细图片史料。那是他曾以两元钱一公斤的价格、当做废品收购的数百公斤建筑工程档案之一部分。他甚至还收集了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在人民大会堂排练的文字和图片。收藏家建议在人民大会堂内开辟一个小展厅,专门介绍这座宏伟建筑的建筑始末,他的藏品也就能为公众所分享,此事已经与大会堂领导谈过,其动议被充分肯定和赞许。
藏品有归,藏者无疆。
他将电影胶片1.5万盘送给好友崔永元,成为其创建的“电影传奇馆”的藏品。崔永元也投桃报李,将位于怀柔区新新小镇“电影传奇馆”旁边一座小院儿,无偿地提供给赵庆伟使用。赵庆伟则用这座沿街小院儿,建起了一座“老照片档案馆”。
赵庆伟开车,带我去了趟儿他建成不久的“老照片档案馆”。这是一座中西合璧式的庭院,主要建筑是一座两层的小楼,存档照片共计上百万张。藏品中,有不多见的清代立体照片,是美国一家公司拍摄的世界旅游风景照;有清末人物照,包括大臣李鸿章以及各界人士;亦有十分珍贵的新中国领袖照片,包括毛泽东与电影工作者在一起的留影;在外交场合邓小平与日本天皇、皇后的合影;戏剧家梅兰芳等四大名旦的肖像等。这里珍藏的每一帧黑白历史照片,都在以鲜明的形象无声地述说那值得我们和后人永久铭记的过往时光……
在这样一个不属于旅游胜地、也不算是商业热点的市郊小镇,开办这样一个文静安闲、不太起眼儿的“老照片档案馆”,要想马上赚钱是不大可能的,其“门庭冷落鞍马稀”的命运可想而知。收藏家感叹:“中国人对影像的价值忽略了。对我来说,能干成一件事很重要。我们北京人应该有境界,搞收藏也不能唯利是图。如果大家都唯利是图,社会就会变得只认金钱。办这样一个‘老照片档案馆’,虽然暂时清寒,但算是为子孙后代做点儿有意义的事儿。过去,有些人有心没力量,现在不同了,有许多人有心也有力量。这就能干成事啊。我们国家有那么多收藏家,但是像样的收藏馆又有多少呢?”
40岁住院养病吟诗,收藏要学会“高效率等待”
赵庆伟在不惑之年得了一场怪病,待得好好的突然喉咙堵塞,喘不上气来,需要马上抢救,否则有生命危险。一次次就诊,却查不出病因,为了能够抢救及时,只能选择一家医院住院治疗。长期住院,时间充裕,整天躺在床上无聊,他就用胡思乱想来打发时间,想人生,想社会,想宇宙,当然也想收藏,想着想着就想写点儿什么。写什么呢,就学写古诗吧。善于思考、善于利用时间、更善于让自己开心的收藏家发明了一个词汇:“高效率等待”。
“当你的生命突然间被什么外力阻止,让你不得不刹车,停下来时,你只有等待,但不能坐以待毙,必须学会‘高效率的等待’。住院养病,我有的是时间,比别人多得多的时间!这让我能慢慢体味‘我思故我在’的思想的快乐。你四肢不动,什么都不做,只是思考就很不错。我学会了一种冥想的功夫,用发散式的思维思索世事人生,静静地躺着也可以跳跃着想象,像孙悟空那样翻着筋斗地认知大千世界,收藏就是一种顿悟。”
赵庆伟认为,很多事情你重新想过,就有可能重获新生。收藏,需要的不光的是知识渊博,眼光锐利,还要心胸浩荡,心灵敞亮。哪有一种顿悟,不是基于理性、也源于情感的价值判断呢。
一位诗词协会的朋友读了他的病中习作,称他的诗有大气魄,很难得。他的一首《七绝》是一个黄昏时分的即景之作。诗的意境开阔,一如他藏品的繁多。诗是这样写的:
“捉笔向天歌,洒墨蘸星河。一挥苍穹晚,无处觅姮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