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公凯的跨界艺术

潘公凯的跨界艺术 潘公凯

　　本报记者 朱永安

　　人物名片

　　潘公凯，1947年1月出生于浙江宁海，1996年任中国美术学院院长，2001年6月至今任中央美术学院[微博]院长。出版多部专著，擅长水墨花卉。主张中国的美术应有自己的逻辑、历史和未来。

　　他是大师潘天寿之子，却对“子承父业”之说不以为然；他自嘲没上过大学，是中国美术院校里学历最低的教师，却先后执掌中国美术学院、中央美术学院这南北两所美术教育最高学府；他推动美术学院教学系统的改革，取得成效的同时却饱受过度扩张的质疑；他积10余年心力研究中国美术的“现代性”，却乐于创作西方流行的装置艺术……无论推崇他或者批评他，都不能忽视他的存在。

　　写论著、画水墨、弄装置、做建筑，潘公凯展览近日亮相北京今日美术馆[微博]，却毫无“个展”的模样。做了17年美院院长的潘公凯说，所展出的仅仅是自己近几年的艺术成果。“我多年养成自学习惯，小学三年级就能做出电子管收音机，门门功课优秀……涉足多个领域一是有基础，二是有兴趣。”潘公凯的“跨界”似乎早已开始，此次展览以物理学概念“弥散与生成”命名也就不足为奇：探讨在世界文化艺术从高阶位向低阶位“弥散”的大趋势下，如何生成新的艺术形式。

　　美术文化周刊：“弥散与生成”展览占了今日美术馆一个大展厅，规模不小，但开幕式做得很简单，这是怎么考虑的？

　　潘公凯：在西方举办展览，没有剪彩也没有领导出席，最多也就是美术馆馆长、策展人讲一讲为什么要办这么个展览，艺术家个人表达一下谢意就完了，这其实是正常的。请领导讲话、剪彩、摆花篮这些形式，其实是太土、太不正常了。领导也不是不来看，感兴趣的会利用业余时间来看。

　　美术文化周刊：这次展览涉及理论、绘画、装置艺术和建筑设计四个领域，您在这么多领域跨界创作，精力允许吗？

　　潘公凯：展出的作品都是近几年完成的，四个领域也是相对独立的，但都是建立在我几十年积累的基础之上，做这些创作或者研究的思想方法也是一致的。

　　我是理工科头脑和艺术头脑比较平衡的人，从小就是全科都十分优秀的学生，门门功课都要争100分，98分对于我来说已经是太差了。我没有上过大学，但是这种学习习惯使我的涉及面特别宽，比如我对物理、数学、电子、材料、设计等都感兴趣。有兴趣，头脑里也有这些知识储备，是我能做这些作品、跨界的原因。另外，背后也有一个对于中国文化理解的贯通串联着这些作品。

　　美术文化周刊：很多老一代艺术家都在绘画之余兼及美术史论，您父亲曾写过《中国绘画史》等学术著作，今天已经很少有这样的艺术家。您怎么看这种现象？您自己更看重哪个领域？

　　潘公凯：他们那一代艺术家确实发展得比较全面。但是这也和个人的兴趣选择有很大关系。所谓跨界也是这样，比如我做建筑设计就完全是出于兴趣，我不是建筑设计师，不能参加竞标，一点建筑设计费也没有，常常还是自己出钱，但就是喜欢做。

　　对于艺术创作，了解一些美术史还是有帮助的。我个人对艺术是怎么发展过来的十分清楚，其实在艺术创作上花的时间很少，所以我在学习和成长的道路上没有走什么弯路。

　　美术文化周刊：您曾说父亲没有教您画过一笔画，父亲对您艺术生涯最大的影响是什么？

　　潘公凯：把做人放在第一位。他认为职业是有偶然性的，做某一个职业可能是因为兴趣，但更多时候具有偶然性。比如你本来想考这个专业，但是差两分，可能就学别的专业去了，客观原因可能随时让你“改道”。但是不管做什么都有一个共同的文化基础，就是现在所说的通识教育，不管是搞理工科、文科或者艺术，都要具备的一个基本素质。我父亲没有教我画过画，但是要求我读古文、练毛笔字。所以你看钱学森字写得好，又懂音乐，还有古文修养，这些都是小时候积累的。

　　美术文化周刊：美术界有许多名家之后，他们子承父业进行艺术创作。人们也会将您与潘天寿先生作比较，有没有压力？

　　潘公凯：这没有什么压力。从大众传播角度说，记者们特别愿意问的一个问题就是“你父亲对你有什么影响”，这是一个误导。父亲做什么和儿子做什么其实没有太多关系。名门之后就一定画得好？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极大多数年轻人都是社会和学校教育出来的。如果说长辈对自己从艺有一点点关系，最多是领进门的作用。我们看现在美院的学生，许多都是家里某个亲戚是画画的，让孩子知道了有画画那么回事，起到一个领进门的作用。至于以后发展成什么样，都得靠自己的学习。

　　美术文化周刊：您去年推出的《现代美术之路》研究成果，对中国百余年来的现代美术发展进行了梳理。据说已经有老师以这本书为教材，是不是意味着您对中国现代美术发展“自觉与四大主义”这样的概括，已经在学术界取得了一定的共识？

　　潘公凯：首先我不想要求共识，当代社会对一个问题的看法要允许有不同的表述。这个课题只是我从现代性角度切入的研究，别人也可以不从这个角度切入去写现代美术史。我从来没希望，也不需要大家都同意。

　　我更希望能够通过这个研究引起大家的讨论和思考。我觉得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学术研究太肤浅，不向深里走。我把这么多著名学者请来，首先要跟他们说清楚，不要说好话，请你来是提意见的。而且研讨会意见要全部录音，最后三厚本不加删改的意见全都出版了。

　　学术研究很辛苦，爬格子很寂寞。我带了一拨人做了11年，可能是美术界做得最长的学术项目。而且前面10年没有申请国家的研究课题经费。现在的研究课题期限都是两年，拨给你经费两年以后就要出成果，我知道我的这个课题两年出不来成果，所以宁可不申请。整个课题研究费用，包括几次研讨会100多位学者的差旅食宿费用都是我自己出，总共花费了100多万元。幸好我可以画画挣钱。

　　美术文化周刊：艺术创作和理论研究都是相对个体的事情，您多年从事美术院校领导工作，如何协调艺术创作与行政事务？美院里的许多老师同时是个性鲜明的艺术家，如何处理好和他们的关系？

　　潘公凯：80年代以来我就形成了一种工作习惯，同时能做好几件事情。白天开会、工作，晚上研究问题、画画。不需要一般艺术家那样需要休息、养气之后才能去创作。艺术家的确个性鲜明，我没有一般艺术家的那种怪癖，所以我在学校里也是很好商量的。

　　美术文化周刊：现在社会上对美术学院的质疑主要有两个方面：一个是对学生人文素养的培养不够，另一个是扩招造成的教学质量下降。您怎么看这样的质疑？

　　潘公凯：每次谈到这个问题，我都要为十几年的高校扩招辩护，我认为中国大学的扩招是绝对正确的。扩招之前，我们的高校毛入学率还不到第三世界国家平均水平的一半，这种局面能不扩招吗？这是最基本的问题。我们现在提高到20%多，这是最大的成就，但是仍然很低，不让孩子们上大学有什么好处？这是大局，不认识这个大局就做出评论是不公平的。你说教学质量下降，局部学校是有的，扩招以后教师不够，这在扩招过程中难以避免，是发展中的问题，但是这些问题已经基本得到解决，教师力量也逐渐得到了充实。

　　其实要想保证学校教学质量，重要的是两点：第一是管好学生，让他们别太偷懒。第二，更重要地是把老师管好，老师的质量特别重要，教师队伍质量得到了保障，教学质量就不会差。中央美术学院的老师特别棒，我们进老师特别严，一点都不开后门，我们评职称，也全部是无记名投票。如果搞猫腻，那么教学就会垮掉。

　　美术文化周刊：中央美院这样的艺术院校也需要大规模扩招吗？艺术高考如此火爆是否正常？

　　潘公凯：艺术高考火爆，主要是因为近几年艺术市场的火爆，但这里面也有许多是舆论的误导。其实作品卖得贵的只是极少数艺术家，大多数艺术家的作品是很便宜的。另外，像中央美术学院这种艺术教育的最高学府，高精尖的教学质量当然非常重要。家长们都愿意送来，所以看起来很热闹。

　　我们现在的教学质量，说实在的肯定比以前好，怎么可能比以前差呢？不仅比以前好，比世界上大部分美术学院的教学质量都好。中央美术学院的教学质量是世界一流的，这一点不是吹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