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朱永安
1973年,25岁的北京知青韩书力从北大荒回到母校中央美院附中看望老师,恰逢西藏自治区革命展览馆到学校借调画家。由于老师们受到政治运动的拖累,韩书力机缘巧合地被借调到西藏工作——这一去便是40年。
如今,已多年担任西藏美术界领导的韩书力依旧操着一口京腔,称呼别人会“过时”而自然地使用“同志”二字,对人说“谢谢”的时候,则会不自觉地双手合十……言谈举止、朴实的衣着加上脸上的古铜肤色都让他看上去更像是一位藏地农民。不久前,中国美术家协会对韩书力进行表彰,对他的创作,尤其是在西藏美术事业的传承发展、人才培养、民族交流等方面发挥的作用给予充分肯定,韩书力则将这笔奖金全部捐献给西藏文联美术基金。目前,在他的推动下,反映西藏和平解放60周年的“百幅新唐卡”文化项目正有序推进。谈及自己这40年的经历,韩书力对记者说:“其实不是西藏离不开我,而是我已离不开西藏。”
因缘巧合入藏40年
美术文化周刊:您在西藏已经40年,当时作为一个年轻人选择去西藏是出于什么想法?
韩书力:其实那时候没有什么想法。去西藏之前我已经在1969年到黑龙江北大荒下乡,因为会画那么两把刷子,就被上级借调画毛主席像、画一些“红光亮”的作品。1973年夏天,刚刚恢复的《连环画报》向我约稿,画一幅反映生产建设兵团的作品。我把这幅作品送到北京后就去美院看望老师,当时老师们的状况仍然不好,老师跟我说了西藏革命展览馆来美院借人画画的事。就像当初去黑龙江一样,自己对西藏也没有什么认识,但是一想,天高地阔、蓝天白云,这些对学画画的人还是有很大的吸引力,就决定到西藏去了。
美术文化周刊:什么因素让您留了下来?40年没想过离开?
韩书力:那时候很年轻,一下飞机就感觉这地方真好、真壮阔。当然物质上还是挺落后的,当时所谓的“县城”就是两三排铁皮房,所谓的“公安局”就是铁皮房中的两间干打垒的房子,所谓的“文化局”就是一间干打垒的房子。离开县城的招待所,拿着人民币也没有用。我们走了17个县城,想在商店里买一把勺子都买不到。但那时候再艰苦也不怕,主要是觉得自己在那里有事可做。
有的人说韩书力在西藏受了那么多年苦,其实如果仅仅从条件艰苦的角度说就有点太表层化了,关键是这个地方对自己是不是有意义。待的时间长了,藏族同胞的友善和那种人文环境对自己的影响越来越深。
1980年,我考回中央美院读研究生,毕业后被留校任教。但那时正好西藏文联刚刚成立,希望我能回西藏工作,我自己也很愿意。因此,当时西藏方面与美院协商,让我半年在西藏工作、半年在美院教书,事实上,在西藏的工作开展后根本做不到这样,美院的课我一天也没有教过。后来我又走出国门,上世纪80年代末在巴黎举办展览时在那里待了半年多时间,有人劝我说,画卖的也不错,不要回国了。坦白讲,犹豫很长时间后已经决定要待在那了。但是骗得了别人,却骗不了自己,经常我一个人在巴黎街头散步时,总会问自己待在这儿干什么。后来我觉得最不能委屈自己的,不是买不到勺子,而是在精神状态上受委屈,所以最终还是决定踏踏实实地回去。现在想,这几十年至少有这么两次我是可以名正言顺甚至很体面地离开西藏的,但是当我真的远离它、去回望的时候,我觉得不是西藏离不开我,而是我已离不开西藏这片土地、这种文化生态。
仰望这片高天厚土
美术文化周刊:近些年,西藏的魅力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除了绘画,文学、音乐、旅游各领域都在关注或表现西藏,在艺术创作上,对于西藏的理解如何避免猎奇的心态或者表面化的美化、推崇?
韩书力:这些现象其实因人而异,大家自由地选择关注的对象本身是无可厚非的。但是有些人来西藏走了一圈,拍点照片回去就组合拼接,这样的创作,情感和精神的含量能有几何,是可以想象的。
有人说我在西藏采风了40年,我不太喜欢“采风”这个词。我回看自己的日记,比如我们去的最多的地区是日喀则,每次下乡真的是扎到最基层的村里,住在老乡家。如果这样的事情也用“采风”概括,就太不相称了,这应该是零距离的,情感上、价值观上的碰撞。有一年冬天我们下乡到海拔4600多米的喜马拉雅山北坡上的一个村子,天气极冷。这家牧民养了200多只羊、一些牛,感觉就是温饱水平。熟悉了以后我们聊天时就问,老乡,您为什么不到县城用羊换一点钱改善一下生活?他说,我们用羊毛织毯子,每年宰十只羊、两头牛就够用了,剩下的都是替菩萨放牧的。如果生活在这样的群众中间,面对这种价值观和文化生态,就会安静许多,也会有不一样的感受。
美术文化周刊:这40年您自己对西藏的认识有什么变化?
韩书力:我对西藏的认识也有一个逐渐变化的过程。最初到西藏,也有一种年轻的骄傲感,觉得自己是作为专家借调过去的。当时脑子里还是有一些汉民族莫名其妙的优越感,其实这种观念阻碍了自己对这片土地上博大精深的文化的理解和认识。慢慢和藏族同胞深入接触后,很多事情对自己的教育十分深刻。可以举其中的一个人为例,雪康·土登尼玛同志曾是西藏的贵族,后来当过西藏自治区政协和政府的副主席,1974年春节,他邀请我们这些第一次到西藏的汉族人到他家里过年,我鲁莽地问了一个问题:“您不是有和毛主席的合影吗,要是摆在屋子里,红卫兵就不敢抄你的家了吧?”雪康同志说:“这是整个中国的劫难,我们看看,能够迈过去就迈过去,如果迈过去了,也是人生一个很重要的经历。”他的这句话我记得特别深刻。
1980年我回北京中央美院读书,当时已经是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的雪康同志来北京开会,我就想请他到家里包饺子。他完全可以让办事处派车,结果却老老实实和我一起坐了21站的5路公共汽车,而且前面的11站一直是站着的。这是一种境界,失意的时候不萎顿、不怨天尤人,得意的时候也不跋扈,保持本色与平和。
这么多年,我们到乡村去画画,藏族同胞常常是把太阳晒暖和的石头让给我们坐,把家里相对舒服暖和的地方让给我们住。近些年我在西藏接待来访的朋友时总是由衷地跟他们讲,一个人也好,一个地区也好,不要做一点好事就整天挂在嘴边上,实际上藏民族是非常知道感恩的民族。进一步讲,藏族同胞在守护中国的生态屏障、国防屏障以及文化多样性等方面做出的贡献也是不容忽视的。我们要真心实意地尊重藏族文化,尊重民族艺术发展的客观规律。
珍惜西藏美术的纯粹性
美术文化周刊:您被看作是当代西藏绘画的领军人物,作为学院出身的画家,您是怎样让自己的创作与西藏传统绘画相融合的?这些年又是如何带领西藏美术发展的?
韩书力:我认为我的绘画样式,可能还算不上风格,是在西藏形成的。我是先摸索出一点头绪来,后来报考了央美的研究生。在学校时,我在美术史论的课程上花费的精力反而要比绘画课多。对世界美术、中国美术有了一个认识,就可以思考西藏美术在中国美术中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回到西藏,除了考察、下乡,思考自己的创作之外,相当一部分时间是按照文联的要求去发现人才、整合当代西藏美术队伍,这项工作一直没有停下来。
美术文化周刊:西藏当地艺术家,包括传统的民间艺术家有自己的传承脉络,这种传统和学院的教学如何融合?提到“领军”,会不会影响西藏美术的多元化?
韩书力:有些人倾向于回望、坚守传统,也有做当代、甚至装置作品的,这些都是根据个人的理解、才情和审美倾向决定的。我们现在有一个比较大的文化项目——咱们现在动不动都叫工程,就是“百幅新唐卡”,用唐卡的形式手法来表现西藏和平解放60多年来的重要历史节点、历史人物,参加者80%以上都是中青年画家。起初很多人也担忧这个项目,我说如果这仅仅是一个为政治服务、主题先行的项目,美协也好、我个人也好,没有精力去陪太子读书,我们还是想把它定位为对绘画、审美的探索以及在传统文化基础上向前发展的项目,必须有这样的文化指标。在这个过程中,我发现有相当多的民间画家有创新的冲动,他们的创作激情、探索的勇气保证了作品的质量。现在通过已经完成的作品看,没有“如果”,可以说各有特色,到时候可以用展览证明。
美术文化周刊:当前中国美术面临在商业化、现代化、全球化语境中如何自我定位与评价的问题,具体到西藏美术,是不是也面临这样的问题?在市场的诱惑下,西藏年轻艺术家的精神状态如何?
韩书力:西藏文化、西藏美术的纯粹性是藏文化的珍贵之处。所谓纯粹就是把一件事情的目标定得非常明确,非常投入,少有任何杂念掺杂在里面。有人评价说西藏的绘画有一种“静气”。40年中,西藏的壁画、民间绘画、唐卡对我有很大影响,但是更重要的是一种“无条件投入”的精神。
外界浮躁的时候,我多少也有,年轻的时候也跟过风,但是我受智于民、受益于这片土地。西藏画家没有这么多赚钱的机会,相比之下,现在很多画家太浮,太自以为是,这很可怕。这种失去文化坐标的时代病造成社会上有太多著名画家,但是却没有著名的作品。我常跟年轻的画家们讲,那种热闹的道路可能就是危险的道路。我也以我自己的经历跟他们说,保持生计当然重要,但是尽可能不要着急去卖画。现在我要办一个展览、出一个画集,早年间卖出去的很多画已经找不到了。传统的民间画家画画是为了供奉,其次才是生存,现在总体说,西藏的年轻画家们还能够保持一种敬畏和沉静的心态。
美术文化周刊:现在很多人都谈艺术要远离金钱,但是很少有人真能做到,头衔、资历都成了谋取利益的工具。做了这么多年的文联领导、美协领导,您有什么感受?
韩书力:那些特别需要钱的人可能会把这些东西当作自己的包装纸。我在西藏不算是高官也得算是厚禄了,我觉得这么多年我还不算太尸位素餐,但是我首先是西藏文化的受益者。我从1988年开始担任西藏美协主席,20年前我就讲,我的钱用不完,不是我有多少钱,而是我真的用不完、不需要那么多。作为老家,北京有一个窝;生活的地方,西藏有一个窝,我不会开车,这个年龄也不需要买车,有事单位协助一下,或者请学生帮帮忙,这些就已经够了。在西藏那个环境中,我觉得自己活得很松弛,而且这样你真想抓的那个目标反而会近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