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国强谈匡时拍卖的生意经

　　艺术品交易是一个拿时间换空间的概念。今天人们过多地关注了回报率，但其实艺术品最大的价值是精神的享受，给人以身心愉悦

　　NBW记者 王雪吟 摄影 詹敏

　　匡时成立八年，公司董事长董国强似乎越来越忙。某家媒体把他4月间的一条微博找出来调侃，印证如今征集藏品有多么困难。

　　董国强坦言，“我们这行就是一年有10个月都在外面”，而且今年更难。市场在做系统性调整，匡时还要在秋天把战场扩大到香港。他说，今天不论是拍卖行、藏家甚至是关注者，都应该调整心态，中国的艺术品价格如果在全球受到追捧，齐白石的价格如果超过毕加索，应该举国欢庆，而不是宣扬泡沫论、价格虚高这些负面信息。

　　今年拍品征集的情况是否如外界所说的那么难？古代作品中有哪些精品？

　　确实有征集困难的问题。

　　十年前，只有嘉德和瀚海有能力做古代专场，海外是佳士得，一共三家。如果十年前的拍卖图录拿到今天看，那时一场拍卖中至少有十几幅甚至更多可以当重点拍品宣传甚至作为图录封面。这十年间的差别说明了古代作品的稀缺和藏家的选择：收藏古代(书画作品)的人一般不会出售。在艺术品收藏市场里，古代书画是对藏家要求最高的，对其修养、艺术欣赏能力、鉴定能力的要求也是最高的，这样的藏家往往也是参与时间比较长的——收藏的逻辑通常都是现代、近代一步步提高到古代——这样的买家忠诚度高、不轻易离场。与古代作品逐步沉淀到高端藏家手中矛盾的是，藏家的规模越来越大，古代作品就更显稀缺了。

　　供需关系决定价格。十年前也许不起眼的作品，今天可能价值几百万，十年后会更贵，因为参与收藏和投资的人越来越多。

　　古代方面，匡时今年没有特别高价的作品，1,000万元级别的有几件。

　　精品的价格会越来越高，这个逻辑同样适用于近现代作品吗？毕竟对于很多藏家而言，古代作品已经可遇不可求了。

　　一样的。重要的作品已经呈现这种态势了。我的一位朋友，当年徐悲鸿的《巴人汲水图》他买时花了120万元，2004年拍了1,650万元，2010年又拍了1.71亿元。齐白石的《芭蕉树屋》，他200多万元买的，9,000多万元卖的。这就是十年间的变化。

　　现在的作品与十年前相比，数量上要少得多，但成交量和成交额却在上涨。还是因为供需关系。我曾经说过，民国的收藏家如果藏十几件清代官窑，都不好意思自称收藏家，但到了今天这是多么不得了的收藏啊，再过十年，那时的藏家就会觉得今天的这些拍品同样可贵。所以，拍卖行、藏家都要调整心态。清代的藏家认为，只有宋元才是可以收藏的作品，今天的藏家一年也未必能看到一件宋元的作品。这是现实。

　　1995年，刚开始有拍卖的时候，四尺三开的王雪涛、李苦禅(的作品)卖3,000元〜5,000元，今天至少30万元。我相信这种趋势是会延续的。

　　中国的艺术品市场和日本不同，泡沫论不适用，所以我不赞成拿日本来做参照。不同有两点：第一，中国的藏家目标都在中国艺术品上，对西方艺术品感兴趣的只是很小范围的人，这和当年日本买家在国际市场推高梵高、毕加索作品的价格不同；第二，艺术品的金融化一直没有发展起来，现在资本想参与国内的艺术品市场却始终无法跨越真伪的门槛，90%以上的人还是拿自己的现金参与投资，而日本金融危机时用的大多是银行的金融杠杆。

　　与全球最贵的艺术品相比，中国艺术品的价格还很低。再考虑到参与人群的增长潜力——只要有中国人参与的市场，价格的上涨都是惊人的——巨大的市场支持艺术品市场走强。

　　从上拍的数量和质量看，近现代的作品主要集中在几个人身上，这是由于拍卖公司的偏好吗？

　　现在市场上说齐白石(的作品)多、张大千(的作品)多，是因为存在误区：有人认为一年有300件齐白石的作品参与拍卖，那十年就有3,000件——其实，这3,000件里面可能有2,000件是重复拍卖的。新的作品只占到每次拍卖的10%〜20%。艺术品资源并不像外界想象的那么大，至少我们每次拿到各拍卖行的图册后，看到的基本都是近年来出现过的作品。

　　拍卖公司现在遇到了一个尴尬的局面：市场行情向上，可是没有足够的交易。从拍卖公司的角度说，我们不希望出现“天价”，希望的是有交易。如果成交价离市场价太远，拍卖公司就有了收款的风险；另一方面，买卖双方都是客人，成交价脱离市场行情还意味着将来可能难以出手。我们总还是希望参与者能够得到回报。

　　现在的问题是：没有东西。

　　2000以后，市场经历过两次爆发。1995年到“非典”之前，价格没有太大变化，“非典”之后，千万元级的作品出现了；2009年之后的三年，全球金融危机，国内的艺术品市场爆发。2011年匡时的成交额超过了40亿元。这种爆发吸引了很多藏家把作品拿出来交易，因为市场好是买东西的机会，也因为金融危机让西方很多大藏家把手中的珍藏拿出来交易，这是事先无法预料的。但行业里的人都知道，这种级别的藏品只要拿出来就一定是高价。

　　不是市场不景气了，而是好的拍品少了？或者说，是2009年〜2011年的繁荣已经让很多“不面世”的精品交易过了？

　　市场是由很多元素构成的，不能以单一元素变化判断涨跌。比如有些人觉得现在市场不好，理由是：去年傅抱石的作品6,000万元，今年拍了2,000万元——其实，作品之间的差异很大，去年6,000万元的那幅作品今年拿出来再拍，一定不会低于5,000万元。还有人说，现在政策趋紧了，很多画家的作品不让出境了，可这种情况是一直有的，每几年就会补充一遍，只是不被关注而已。

　　即使是经过前两年的调整，今天的艺术品价格仍然比2009年时高。其实，市场一直是这样：有精品出现，就会有“高价”出现。

　　种种认识误区，一般都源于外界对艺术品市场缺乏了解。

　　那今天的艺术品市场存在泡沫吗？

　　泡沫肯定有。任何市场都有泡沫。从短期市场来看，泡沫越大、风险越大；但长期看，泡沫并不可怕。

　　我怎么理解泡沫？一件艺术品，去年上拍500万元成交，今年上拍卖了800万元，交易过于频繁、流通过剩就存在泡沫。但是如果是十年之后再成交呢？这300万元的价差可能就不那么明显了。

　　艺术品交易是一个拿时间换空间的概念。今天人们过多地关注了回报率，但其实艺术品最大的价值是精神的享受，给人以身心愉悦。假设一件艺术品陪伴你20年，即使不是国宝、即使没有增值，但陪伴你这20年的愉悦是确实存在的。所以，首先要喜欢。博物馆里有那么多作品，每个人都想据为己有，是因为它们能赚钱吗？

　　市场调整时，人们应该正视、反思这个问题。艺术品是用来赚钱的还是用来欣赏的？过去几年里，外界过度放大了艺术品的投资性，但其实投资风险很大。

　　作为市场构成的一部分，藏家和拍卖行一样，同样对市场和行业的发展起到推动作用。您怎么看待现在的收藏家？

　　我想说说台湾的藏家。我在台湾时听过一句话：在台湾有钱人不买艺术品是很丢人的。可以这么说，台湾的大企业家不搞收藏的寥寥无几，似乎除了王永庆、郭台铭之外没有第三人了。而我们的藏家还是改革开放后的第一代企业家，还不成熟。

　　台湾的大藏家组织了一个叫清玩雅集的收藏团体，其中有一位大家曹兴诚，是我的朋友，也是我很尊敬的藏家。他的收藏和博物馆不相上下，对青铜器的研究也是全世界出类拔萃的。对他而言，藏品带来的乐趣绝不仅是增值保值，而是成就感。他的意见对研究者和专业人士而言，都是值得重视的。很多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并不能随时看到顶级藏品，但是曹兴诚的优势在于不但感兴趣，还可以随时观看、随时触摸，他的研究一定是精专的。

　　新生代企业家是否参与了艺术品收藏？

　　在国内，参与艺术品收藏最多的是做实业出身的企业家，比如做金融投资的、从事制造业的。而文化素质比较高的一批企业家的参与度最小，比如高科技产业出身的。很多人说艺术品投资领域“水太深”，这可能会让 IT产业的年轻企业家望而却步。而在刘益谦看来，这种所谓的“水深”是“好人学做坏事”，以他的识人能力、经验和胆量而言，这都是一个比较容易理解的行业。当然，他也是个天才，不论是金融领域还是艺术品领域都能取得成功。

　　对我们来说，要进一步完善行业的规范、规则，以吸引更多高知型企业家。另一方面是，国内的年轻企业家大多数处在上升期，更多精力和金钱投入到了再生产中，还没有沉淀到欣赏古玩、书画上。而当代作品和油画的购买群体就更年轻一点。

　　匡时会做哪些调整？毕竟行业竞争越来越激烈，国际巨头也在进入内地市场。

　　我们这个行业目前有几点欠缺：拍品资源越来越缺，真正的人才稀缺，社会信任感缺失。

　　事实上，我们的产品服务的不是大众，往往个体的作用很重要，归根到底是拍品说话。在这个小市场，信息是很对称的，一件5,000万元的拍品，成交三天后，大家一定知道是谁拍的了。所以，品牌对我们固然重要，但人才、人脉的积累才是关键。外资巨头进来并不可怕，任何企业都要面临一样的问题。

　　去年，匡时合并了上海恒利，改变了业内的惯例——在那之前，业内的风格是一家公司做得久了就会拆成两家公司——这种选择正是为了提高竞争力和人才储备，以应对未来更激烈的竞争。

　　中国在快速发展的路上会面临很多问题，很多事情就像孩子——身体长得飞快，但衣服、心态等还是小孩子的，很多企业就像10岁的孩子还穿着3岁的衣服。要改变和进步的方面还有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