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外毕格史夫妇爱上中国古典家具

毕格史夫妇

　　文/柯惕思·埃瓦特    翻译、图片提供/sho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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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毕格史夫妇：罗伯特·毕格史与爱丽丝夫妇，英文名：Robert Piccus and Alice，1986年开始生活在香港，对东方古董收藏非常热衷。《中国古典家具博物馆馆藏珍品图册》上记录了他们的这批家具，并于1997年在纽约佳士得[微博]拍卖会毕格史家具专场上拍出。

　　核心提示：藏品的收集过程中，毕格史追求的是美丽的木纹和独特的形制。

　　爱丽丝和罗伯特·毕格史这对美国夫妇从1968年开始在香港生活，在那里爱丽丝是佳士得拍卖公司艺术品拍卖部的总监，罗伯特则是一名商业咨询师。在他们生活在香港的25年中，他们形成了对于东方古董的数种重要收藏种类，包括安南瓷器  ，蒙古和西藏的银器，中国(汉族)及藏族的地毯，木器文玩和中国的古典硬木家具。

　　收藏缘起：被华丽的家具感动

　　搬到香港后不久，毕格史夫妇就有幸结识了收藏家兼古董商人夏洛特·郝思曼   ，并与她结下了友谊。在他们相识的前期，毕格史夫妇在那里渡过了许多愉快的夜晚，她常坐在夏洛特摆满了明代及清早期家具收藏品的美丽的家里，听夏洛特坐在她的黄花梨床(1972年购自美国堪萨斯纳尔逊·阿特金斯博物馆   )上回忆她在北京的生活，并被她这些华丽的家具所感动。

　　罗伯特·毕格史回忆道：“当然，在那里，我们假设在中国大陆已经不再有古典家具的存在，所以我们不得不通过访问博物馆以及通过寻找艾克   和凯斯   的书籍聊以自慰。而出版于1970年的鲍勃·埃尔斯沃思(安思远)   所著的《中国家具》，具有里程碑的意义该书提出了便于理解家具的发展与结构的学术基础。同时该书也再次证明，从中国处于国内战争时，西方已经开始收藏中国家具了。即便战争期间，鲍勃·埃尔斯沃思(安思远)也是一个坚持频繁到香港的访问者。从那时起到现在，我们听着他无尽的关于家具方面的知识和奇闻轶事。尽管我们从来没有奢望我们对于收藏的强烈愿望能够得到满足，但这还是进一步激起了我们的欲望。”

　　收藏之初：从小件硬木文玩开始

　　毕格史开始收藏的是小件的硬木文玩，尤其是笔筒，卷筒和小箱。这些小件收藏中的一些藏品最终被著录于《文人案头的木器》一书，该书由毕格史和一小群收藏家共同出版，这些藏品随后又出现在1986年香港东方陶瓷协会的展览会——《文人书斋内的艺术》的图册中，该展览会是当时最大规模的关于中国文人用具的展览会。

图1　黄花梨册页盒 长51.4cm，宽39.5cm，高11.4cm

　　在这些藏品的收集过程中，毕格史追求的是美丽的木纹和独特的形制，木纹与形制可以反映出这些材料是经过精挑细选的，制作经过最缜密的思考。其中一例是一个17世纪的结构精良的黄花梨册页盒(图1)，长51.4cm，宽39.5cm，高11.4cm。该盒的顶板是用一块非常宽的整板制成。每边的上下两块板均采用精选的一整块富有美丽纹理的黄花梨板剖成，制成上下层板立面后还能保持木纹的一致性。所有的榫卯均使用暗榫，并且没有金属加固件以掩饰有缺陷的工艺。白铜合页与铰链也与全器的简洁和隐蔽的榫卯呼应，令人有一种希望一窥盒中珍宝的愿望。

图2 树瘤卷筒 高31.7CM，口径 39.4cm。

　　另外，在毕格史的心爱卷筒中有一件19世纪用树瘤或树根制成的卷筒(图2)，高31.7cm，口径 39.4cm，它通体由一个多孔的树瘤构成。这种凸显自然的形式表明，这段树瘤或树根是被有技巧地将其延伸段尽可能大地从树上砍下，并通过保留其口部边缘足够多的结实的木头以形成完美连接的环形。底部填充以实用的粘稠的油漆来加固更低的底部边缘。如果说黄花梨册页盒展现的是中国文人对于韬光养晦的渴望，那么这卷筒则反映出他们对于自然原生态东西的品味。

　　第一件黄花梨藏品：惹争议的佛座

　　尽管毕格史夫妇在20世纪70年代及80年代早期能够找到漂亮的文玩，但当时要在香港收藏明式黄花梨家具仍然是异常困难的，因为当时市场只能提供经过精心装饰的18世纪和19世纪的符合广东人口味的家具。毕格史回忆道：“我们只能满足于收藏红木和偶尔遇上的紫檀制作的‘明式家具’。我们也能够购买到一些不错的制作于晚近时期的明式家具复制品。所谓的晚近时期的复制品是指：当时夏洛特·郝思曼雇佣匠师在其工厂中制作家具，这些匠师和她最初于20世纪50年代所聘请的匠师相同。这些复制品用的是香港匠师所谓的‘白酸枝木’，这种木头的纹理与黄花梨很相似。而且当时习惯上的观点是黄花梨已经灭绝了，而且没有现成的老料。”

图3 黄花梨佛座 通高127cm 图4 黄花梨佛座背部麒麟纹特写

　　“1971年，我们意外地买到了我们第一件黄花梨藏品，17世纪的宝座又被称‘黄花梨佛座’(图3-4)，通高127cm，座高49.5cm，宽53cm，深50.1cm。该宝座得自古董商阿尔伯特·查的父亲，Chan Shing Kee是现在这件家具的拥有者(他是中国古董家具最老的也可能是经营得最好的商人)。如同当时红木家具一样，这宝座曾被髹以紫色的高锰酸染料，使其看上去像紫檀，并且还被上了油漆。结果我们并没有认出这宝座的木质是黄花梨，而且事实上，我们甚至认为它是一件红木家具。大约12年之后，一个商人朋友注意到有一油漆褪化处的纹理，并告诉我们这是一件黄花梨家具。随后我们花了大概一年的时间亲手艰苦地去漆及除垢，来重现隐藏的黄花梨木。”

　　“而当时尽管大部分人不认为这件宝座家具是‘古典中国家具’的典型器，但这件不寻常的椅具还保留在我们的收藏品中，主要是因为它是一件我们早期家具收藏的例子。在一次交谈中，王世襄先生说，类似的坐具被用于在某些宗教仪式上，抬着用苎蔴和漆制成的份量较轻的菩萨穿过街道。同时，这种带有雕饰的椅子也像某把被描绘于名为《十八罗汉图》系列图画中的椅子。宝座雕刻的这幅画面是一位罗汉坐在一把类似于毕格史收藏的宝座上，那宝座也是宽度较窄，高坐面，以及带有雕饰的板面及竖材。这把黄花梨宝座的搭脑两端雕有勇猛的龙头，龙头正对着一颗火珠。”

　　另外，与皇帝的宝座一样，该宝座的每一级屏风与扶手的尽头都雕有栩栩如生的龙头以体现这宝座的权威。其正下方的四块竖板上浮雕灵芝、菊花、盛开的李花、牡丹与莲花。坐面下正面和侧面各有两块透雕板，其上雕刻着嘴中含着灵芝的麒麟。在它们正下方，是一整块透雕板，其上雕刻着两条缠尾的龙。两块旁板上是经过精心安排的，描绘出在不同开放期的莲花，和在莲花与莲叶间的水波中嬉戏的鸳鸯。背板的主要看面雕刻着在岩石与云朵中带角的麒麟。或许有一天这椅子上的富于象征性的图案会被某个学识丰富的学者所破译，从而进一步指出其最初的用途和其主人的地位。

　　与王世襄结识后新发现：黄花梨龙纹交椅

图5 王世襄著《明式家具珍赏》 图6　黄花梨龙纹交椅

　　当毕格史夫妇于1983年遇到王世襄   与他相识成为朋友时，他们第一次认识到在中国大陆仍存在着明代家具。当时王世襄刚刚完成了他的著作《明式家具珍赏》(图5)，在该著作中，王世襄披露了当时尚不为人所知的存在于许多了不起的收藏者(比如王世襄自己以及陈梦家)等人手中的古典家具。此时毕格史毫不怀疑古典黄花梨家具市场将由于王世襄的《明式家具珍赏》的问世而激发，始料不及的是该书被当作在中国大陆寻觅和收购古董家具并外销的商人的参考书。该书列举了所有晚明及清早期的具有更绚丽风格的硬木家具种类中的许多新的例证，这些例证与形成于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的西方人的以及被西方学者进一步传奇化了的包豪斯风格收藏品有很大的不同。在该书问世后不久，许多书上的例证出现在香港的古董家具市场上。其中的一个例子就是可折叠黄花梨龙纹交椅(图6)一对其中的一只，毕格史夫妇于1988年在香港市场上发现。他们在天津艺术博物馆找到了另一只大的，结构不同寻常的单只可折叠黄花梨龙纹交椅(图7)，这只交椅在王世襄的书中有记录。有意思的是，王世襄在其书中描述该交椅时说：“在最近的几十年间，我只见过一只此类交椅。”

　　这对交椅的独特结构在于，其坐面可以随同其它构件一起随着枢轴向上折叠。尽管它们折叠时不像传统的用机织物坐面的交椅一样精巧，但它们折叠得也够平顺以便贮藏。在每一个交椅上，矩形坐面构件共享一两个两端出头的枢轴榫的中央构件。两足相交处包裹以铜件，以加固枢轴。一个构件被栽榫于其中心构件的下方，该中心构件用以支撑在打开状态下的坐面。该座椅框是圆滑形的，其底部边缘饰以一条波曲有致的曲线。龙纹被浮雕于两条圆滑形框之间，龙尾被富有创意地设计为绕过转角处，将转角包裹起来。两足相交处的白铜铰链是有花纹的铜片，收梢于如意云头并垫以菊花状的垫片，并由销钉在两端销住。平坦的足端也被带有如意云头的白铜件加固。脚凳被过分地装饰云头纹和如意纹的白铜件以及在正中装饰了三个连续的菱形图案，这与已发现的其它交椅很相似。大圆销钉使铜活在黄花梨脚凳上牢固，看上去也很活泼。板条状的坐面坐起来很舒服，这无疑比一般交椅的机织物坐面要更耐用些。按陈增弼   先生建议的，它也足够结实以充作上马时的踏步用。1983年，陈先生发现了一本清早期描绘明代万历年间著名学者于慎行   生平的册页。其中的一本册页留下了这样的描绘：于慎行骑在一匹大白马上，边上有四个人。其中一人紧随马后，带着一张几乎与毕格史收藏的交椅一样的可折叠凳子，随时准备着他的主人下马。

　　毕格史对中国家具的赞赏

　　(一)美观又牢固

图8 紫檀方杌

　　这一对紫檀方杌(图8)是标准的带束腰内翻马蹄式样。精密的设计元素可能是被激发自如方鼎之类的早期中国的青铜器。其牙板与高横枨之间的空间被双格肩做法的矮老所分割，这样的图案令人想起青铜器上的饕餮纹。杌凳用材为一种浅色的紫檀木，也有可能是因为几百年的光照使其木色变浅。也有一些浅色的木头在长期光照后颜色变深，但黄花梨和紫檀等深色木种的木色经常会变浅。这对具有鲜明的紫檀工特点的杌凳具有非凡的质量。开光(四角)为美丽的圆弧形，打凹的束腰与牙板一木连做。双格肩做法的矮老展示出独特的榫卯工艺水平。从背面看，其榫卯是用银锭形长销透过牙条背面与座面框的底面交结。这种手法体现了两点：矮老既是装饰件，也通过银锭形长销固定住了牙板，这种即美观又牢固的连接工艺很有效。

　　(二)多功能家具

图9 黄花梨束腰长方凳一对

　　中国家具的多功能性常超过我们对于其直观的看法，这或许能够解释一些无法回答的问题，比如下图中黄花梨杌凳或是矮桌(图9)的用途问题。无论这对尺寸小，有束腰的家具是杌凳或是矮桌，它们都体现出毕格史夫妇对于简约造型的卓越品位。名称上的定义模糊缘于其尺寸和基本的杌凳造型。它们有着更类似于桌子的平整表面，但它们因为稍微有点高而被认为是炕桌。尽管它们没有用于加固的横枨或矮老——这更像是杌凳(的样子)，但其独块牙板已厚到可以用大的、合适的榫卯来安全地连接四条腿，免去了使用横枨的必要。然而事实上，无法解释为什么它们没有被用于杌凳、小茶桌或两者皆可。

　　(三)代表吉祥

图10 黄花梨坐墩

　　王世襄在《明式家具珍赏》中说，坐墩非常罕见。下图中的黄花梨四开光坐墩(图10)可与珍藏于北京承德避暑山庄的形制相仿的紫檀坐墩相比较，王世襄在其《明式家具珍赏》中，将该坐墩用于阐述明式家具之优点，但是毕格史此具坐墩的长方形开光之意趣较紫檀坐墩年代稍晚。在上下缘浮雕出六十颗鼓钉，就如同中国的年历是按照六十天和六十年一轮回一般，在这里，六十颗鼓钉这个数字可能就是被用来表示圆满的意思。坐墩的顶板为什么被做成活动的，并且是否原来即是如此则无人可以解答。或许此墩亦被用作大的花瓶座，与现藏于中国古典家具博物馆的一件香几座相类似。也或许像一些年代稍后的坐墩一样，其坐面原来的大理石或瓷板被打碎了以后配的坐面。

　　(四)优雅、使用舒服

图11 黄花梨四出头官帽椅 高101.6CM

　　图11的小黄花梨四出头官帽椅，通高：101.6cm，座宽：53.8cm，进深：42.7cm，在毕格史藏品中属于设计精密，而且十分舒适的藏品。这种小尺寸的椅子可能是专为妇女设计的。这把椅子初看有些拘谨，但经过仔细观看，却由极少的弯度体现出精细的比例之美。所有的垂直构件有侧脚收分，腿和横枨八角形地构成了椅子的下半部。这种优雅的特点与弯曲有致的背板、隆起的搭脑和迎面的罗锅枨一起组成了令人满意的效果。

图12 一对黄花梨四出头官帽椅，通高122cm

　　图12一对黄花梨四出头官帽椅122cm的通高，与其他已知的传统款式的官帽椅一样。在这标准制式中，我们可以从各构件的精妙外形所传达的灵动感体察到主人的匠心。扶手、前后腿的自然弯曲度特别优雅。S形的背板也是精心制作的。不仅背板比直靠背或C形靠背要来得舒服，而且其上取自黄花梨芯材的美丽纹理也希望能予人以更多的抽象之美。椅盘下的一匝牙板均为充满活力的壸门形，并以复杂的滑动的楔形榫头和半叠法格角连接。当这些构件组合成一件完整的椅子后，它们就能展现出极富当时理想的精神特质的面貌来。

　　毕格史收藏的其它家具欣赏

图13 黄花梨官帽椅

　　毕格史偶尔也收藏非典型但漂亮的家具，比如这件单把的黄花梨搭脑两出头，扶手两不出头的官帽椅(图13)。它的搭脑两出头，扶手两不出头的做法令其看起来，不符合同类椅具制作规范的变体，但的确有一个新的椅具种类正开始向其它形式发展，这种形式已被明代木版印刷品所证实。一个与此黄花梨椅外形一样的竹椅，做为三种不可折叠的椅子的一种，被收录在晚明百科全书《三才图绘》中。在一本万历年间的木刻书《红梨记》中也绘有一对与此黄花梨椅一样的椅子，这就清楚地证明该类椅子在明代就已存在，并且也说明对于家具形式的判定不能太武断。毕格史喜欢说一个已经与他有多年交易的古董家具商人的故事。当毕格史向这名商人展示他最新的不寻常的收获时，那名商人批评这把椅子看起来像拼装的，而且漫不经心地透露道，他最近收到一个更好、更经典的黄花梨南官帽椅。毕格史后来也收藏了那把椅子。这把椅子非常之重，其所有构件都很厚实，但它的外表却并不笨重。此椅的木质非常好，并且S形背板是经过不同寻常的惊心设计的，背板上涡状木纹给人以无限遐思的空间。光素的牙板，透榫和其它的经典造型都说明此椅的制作年代应在明晚期。

图14 黄花梨高背官帽椅 121.3cm，宽60.3cm，深45.7cm

　　这张高靠背官帽椅(图14)，通高121.3cm，宽60.3cm，深45.7cm。光素无华，也具有一种含蓄谦逊的特质。它的造型与简洁的线条可与出土于潘氏墓葬的明器南官帽椅相媲美。该椅子的三块牙板的木工做法特别有意思，用的是隐藏在互相交圈的榫舌上的榫卯结构。竖牙板顶端的凸榫插入横牙板顶端的榫眼，并长出该榫眼约1/4英寸，使之能插入椅盘下的榫眼。这是明晚期家具的完美结构的典范，工匠对于结构的创造力经常被完全地隐藏在榫卯连接的复杂变化之中。该椅完整无缺，没有任何的构件替换，因此对于那些常常散失的诸如下层牙板之类的构件而言，该椅子的牙板结构可以被用作研究范本。

　　毕格史夫妇学着自己制作家具

图15 黄花梨大方禅床

　　近期的原材料短缺变得很普遍。毕格史先生回忆道，在19世纪70年代末，爱丽丝住在安徽的担任电子工程师的叔叔需要一个柜子，都很难直接买到。他可以找到一根原木，但是要把它运到上海却颇费周折。在上海，他从柜子制作匠人那里学到了如何制作柜子。他们将原木剖成板材后，才可能为他制作柜子。这个偶然的发现有助于我们理解一些在中国的家具上经常发现的异常状况，尤其是在下图的由毕格史收藏的黄花梨禅床(图15)上。该禅床是典型的超大尺寸的方杌，由四条圆腿及裹腿作的椭圆形横枨构成。经过近距离的检查表明，该禅床的足后来被接过，尤为可能的是在新家具尚未准备好时被改做方桌用。证明其被经过改装的证据在于从其每条腿的中部被切到腿足底部的痕迹。四根木头也被与腿的切法相应地削成可与之对接的榫卯结构，这样可使其腿部加高，从而将一个大方杌变成一个拼凑的方桌。现在已将其恢复原样，每条腿的底部都填充了一个将其原来被削去的部分补全的榫卯构件，同时也保留了原来未被削去的部分，从该部分可以看到由于长期被置与潮气地面对其腿部的腐蚀痕迹。

　　注解：

　　①柯惕思·埃瓦特：英文名为 Curtis Evart。美国人，曾任美国加州中国古典家具博物馆木工部主任，现在上海依然从事古典家具生意，为善居上海家具店主人。

　　②安南瓷器：Anamese china，“安南”也就是现在说的“越南”。

　　③夏洛特·郝思曼：英文名Charlotte Horstmann，美国人，活跃于上世纪七十年代，专业的古董商，她从上世纪40年代开始经营中国古典家具，后扩展到东亚艺术品，在香港、欧洲都有自己的店铺，她也是最早仿制中国古典硬木家具的人。

　　④堪萨斯纳尔逊-阿特金斯博物馆： Nelson-Atkins Museum of Art，以其亚洲艺术的丰富收藏和新古典主义的馆舍而闻名，尤其以收藏精美绝伦的中国古代艺术品中国书画作品而著称于世，跻身于美国七大中国文物集藏中心之列。

　　⑤艾克：全名古斯塔夫·艾克，英文名Gustav Ecke，德国人，活跃于上世纪20～30年代，出版了世界上第一部有关明式家具的学术著作《花梨家具图考》，成为第一个为中国古典硬木家具出图书的人。

　　⑥乔治·n·凯茨：英文名George N.Kates，藏家著作《中国古典家具》图录于1948年美国纽约出版。

　　⑦鲍勃·埃尔斯沃思：圈内人多称他为“安思远”，英文名Robert  Hatfield  Ellsworth，美籍犹太人，活跃于上世纪70～80年代，纽约知名古董商兼收藏家，中国古代艺术收藏界泰斗，享有“中国古董教父”的盛誉。 70年代出过中国古典家具专著，如：《中国家具》、《加州古典家具博物馆图书》等。

　　⑧王世襄：号畅安，福建省福州市人，生于北京。王世襄撰写了两部我国前所未有的古典家具书：《明式家具珍赏》和《明式家具研究》。

　　⑨陈增弼：(1933～2008年)，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中国传统家具学者，收藏专家，曾任明式家具学会会长，中国家具学会理事、中国工业美术学会理事等。

　　⑩于慎行：(1545～1607年)字可远，又字无垢，今东阿人。明代政治家，学者、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