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大箴：解读国际视野与中国立场

邵大箴

　　本报记者 冯智军

　　人物名片

　　邵大箴，1934年出生于江苏镇江。1955年至1960年赴苏联列宾美术学院学习。毕业归国后，任教于中央美术学院[微博]，长期从事西方美术史和中国现代美术研究。曾任中国美术家协会书记处书记，现任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美术研究》杂志主编，中国美术家协会理论委员会名誉主任。

　　从事艺术理论研究和艺术批评，在一般人眼中是非常枯燥且严肃的事情，但邵大箴却乐在其中，在读书、写作和思考里栖居。现在对他而言，唯一的遗憾恐怕就是在各种社会应酬中浪费了太多的时间，甚至有时深感“疲于奔命”。

　　偶有闲暇，他会捡起画笔练练书法，画些国画。“作为一个调剂，同样也是一种学习。在画的过程中融入自己对理论研究的思考，对自己理解艺术也有所帮助。”虽然在留学苏联攻读艺术史论期间，邵大箴在绘画方面受过一些专业的训练，但因为教学和从事理论研究需要占用大量的时间阅读和写作，直到上世纪80年代末，才开始重拾画笔。尽管他自身有艺术实践经历，可是对一些“不会画画的怎么能做理论”的偏颇看法仍是不平：“做理论研究的人不一定都画画，有些人的历史、文化、艺术知识很全面，视野开阔，思考深入，鉴赏的眼光也很高。”

　　长期从事西方美术史和中国现代美术研究，他对中国当下的艺术生态尤为关注。特别是近期关于“国际视野”与“中国立场”的讨论，更是引发了他的诸多思考。“现在很多青年人强调艺术的国际视野、关注国际潮流，说明他们对国外的文化艺术思潮很敏锐。另外，一些有实践经验的艺术家，经过几十年的风风雨雨，有历史的认知，往往强调中国立场，对国际视野时有忽略。”

　　“这也是当前艺术界存在的一个问题，如果太强调国际视野而忽略中国立场，艺术会失去活力；反之，只强调中国立场而忽略国际视野，艺术之路会越走越窄。”就此，邵大箴展开了对国际视野与中国立场的思索。

　　被动的艺术全球化与主动的中国立场

　　美术文化周刊：在艺术全球化的思潮中，我们应该怎么去看待这个问题，又该持什么态度？

　　邵大箴：“国际视野、中国立场”的提法非常有现实意义，在当今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各国各地区的文化艺术交流日益密切和频繁，相互影响也日益明显，我们无法避开这个全球化的趋势。

　　但我们不能趋之若鹜地一味追逐全球化，我们只能被动和主动相结合地接受这个全球化的浪潮。全球化不是你愿意不愿意的问题，现在传播媒介如此发达，各种信息的传播和交流如此迅疾，影响如此之大，这是无法阻挡的。我们不能回避艺术国际化或者说是艺术全球化的潮流，但必须要有自己的立场，采取主动的态度，立定自己的脚跟，才不会迷失方向。

　　对艺术全球化的思潮，我们要从被动走向主动，这个主动，就是中国立场，也可以称之为立足本土。

　　美术文化周刊：这种全球化的艺术思潮，能给中国艺术带来什么？

　　邵大箴：对艺术国际化的趋势，我们往往有三种态度，一种是视而不见，听之任之。另一种是视为异端，斥之为歪门邪道。第三种是正视现实、分析研究、因势利导、趋利除弊。我们应该采取第三种态度，不要一听是外国流行的东西就一概加以否定。

　　国际间的文化交流，是促进各民族文化繁荣的必要条件，古今中外莫不如此。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没有外来文化的影响和刺激，本土文化就会消沉下去。古今中外的艺术，有创造性的历史阶段和创造性的民族文化，都是在交流中发扬光大的。像古希腊文化的繁荣，离不开与古埃及、古代两河流域文化的交流。中国汉唐文化的大放异彩，也与经丝绸之路与中亚以至欧洲文化的接触交流有关。欧洲现代主义艺术思潮，获益于中国、日本、印度、拉丁美洲、非洲等地区的文化资源。

　　西方艺术吸收中横的移植与纵的吸收

　　美术文化周刊：现在所说的国际视野和吸收外来资源，应该怎么运用到中国艺术实践中？

　　邵大箴：在国际视野下对西方艺术的吸收有两种方法，分别是横的移植与纵的吸收。横的移植就是把西方当今的艺术观念和形式直接挪用，纵的吸收就是对西方整个艺术的历史与演变有选择地吸收。

　　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对西方艺术的学习，就是横的移植多，西方有什么风格流派，我们直接移植过来。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这样做是难免的，也会产生一些积极影响，但这种吸收往往流于表面，很难深入。

　　从长远来看，一个民族借鉴和吸收其他民族的文化艺术，纵的吸收才是主要的、更为有益的方法。经过本土的陶冶、洗练和选择，使外来的经验适应本土，得到有效的借鉴。

　　美术文化周刊：在纵的吸收过程中，我们要如何选择适合我们的艺术形式？

　　邵大箴：纵的吸收可供我们选择的余地大，外国历史上的各种思潮、流派，多经过历史的检验，对我们会有启发，可以从容选择。

　　对所谓的“国际视野”要有一个辩证的态度，不要绝对化。没有一个民族对外来文化的认识会达到非常透彻的了解，因此要有所取舍、有所借鉴。国际视野是个发展中的、相对的概念，甚至可以说，它是具有本土意识、在此时此地语境下的国际视野。

　　我们要有国际视野，关注、研究国际艺术潮流，但不能丧失本土立场，不能盲目追随，要根据自己的需要加以选择、吸取。在这个择取的过程中，一般的原则就是立足本土的社会现实、本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和审美习惯。国际视野必须与本土结合才有意义，文化艺术失去本土的滋养，也就没有了灵魂。

　　国际视野下具有中国立场的艺术创造

　　美术文化周刊：在艺术家的个人创作中，如何把握国际视野与中国立场？

　　邵大箴：国际视野与中国立场的结合，大至国家和民族的宏观战略是如此，小至艺术家个人态度也应如此。但作为艺术家，不是说有国际视野，就要对世界各国的艺术状况都了如指掌，那是不可能的。要多少了解一些外国艺术的动向，结合自己创作的需要，适当地加以运用，并和本土丰富的艺术资源相结合，这个过程是很自然的。古元在延安鲁艺学习时，他对外国木刻的了解，仅限于苏联版画和德国珂勒惠支的作品，但他从这些艺术中得到启发，又着重借鉴陕北民间艺术技巧，创造出为人民大众喜闻乐见和震动国际版画界的杰作。罗中立的《父亲》、陈丹青的《西藏组画》，在创作之初，国际视野也是有限的，重要的一点，是他们都有丰富的生活体验，敏感于本土艺术的变革，适当地吸收了外来艺术技巧，自觉不自觉地表现了有广泛社会意义的真实情感。

　　中国20世纪的油画艺术，在写实的技巧、色彩的运用上，与欧洲的大师有相当的距离。但它传达的思想感情、承载的文化精神是十分可贵的，在技巧上也融入了中国民族传统写意艺术的元素。在这个意义上，它和欧洲大师们的创造是平等的，是可以对话和交流的。所以我们今天应该以平视的目光看外国的艺术，而不应采取仰视的态度。

　　美术文化周刊：既然“国际视野”与“中国立场”两者都不可偏颇，那么该如何调和并寻找两者的结合点？

　　邵大箴：“中国立场”，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它的目的是要强调艺术符合本土、本民族发展的需要，这也符合世界艺术多元化、多样性的要求。所谓“国际视野”，也离不开本土的立场，世界各国、各地区没有绝对共同的国际眼光和对问题完全相同的思考与判断。中国立场离不开国际视野，反之亦然。

　　世界各民族和地区的艺术有共同性，也有差异性，这种差异性应该受到应有的尊重和保护。随着文化艺术的相互密切交流，共同性增强的趋势难以避免，这不完全是坏事。但倘若差异性逐渐消失，世界艺术就会走向单一化。所谓“国际视野”与“本土立场”的结合，就是在相互交流、影响的基础上，认真、细心地保护本土艺术的特色，赋予原有的差异性以时代的色彩，以适应当代人的审美需求，并得到发扬光大。这是从整体情况而言的，至于具体艺术家一定是在这个大框架下“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找到自己的各有偏重的“结合点”，努力呈现具有时代特色、民族风采和鲜明个性的艺术创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