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曾回应质疑：妒恼怨恨构成污泥浊水

范曾 弈秋课徒图 杜甫像

　　5月15日，风景如画的北京大学弥漫着春天的气息，一场别开生面的对话正在进行——科学与文学双峰并峻，试图分享各自的奥秘，构架严谨和浪漫之间的彩虹桥。这一天，91岁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杨振宁、58岁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与数百名莘莘学子聚首燕园，探讨梦想和奋斗，探讨如何看待“诚”与“信”，探讨对美、哲学、信仰、价值的认识。    

　　为这场思想盛宴穿针引线的，是北京大学中国画法研究院院长范曾，他作为主持人用充满哲思和趣味的语言，钩沉千百年来艺术的修为和科学的秘笈。5月19日，在京郊范曾画室抱冲斋，记者对他进行了专访。

　　范曾，字十翼，1938年农历六月初八出生于江苏南通。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使中国的半壁河山成为沦陷区，他在逃难的途中呱呱坠地，在苏北农村度过颠沛流离的儿童时代。他最朦胧的记忆，便是与一大群衣着褴褛的孩子围着木窝玩，玩具就是手中的土块和石子，以及一条温驯的大狗，与他分享手中干硬苦涩的饼。

　　抱冲斋的一壁，是偌大的立面画案。虽未见证范曾挥毫泼墨，但画案所透露的主人的意气风发、磅礴气势可见一斑。

　　岁月的风轻轻拂过，留下先知先贤的空谷足音。在墨迹斑斑的画布背后，似乎有无数的身影在跃动，他们长袖舞动，衣袂飘飘，裹挟着数千年的烟云浩渺、风雷激荡。在这里，刚直不阿的钟馗、清静无为的老子、仙风道骨的庄子、高标自持的屈原、建安风骨的曹操、倜傥风流的李白、沉着雄浑的杜甫、慷慨悲凉的苏东坡、疏淡峻逸的柳宗元、嬉笑怒骂的蒲松龄、豪放不羁的曹雪芹……恍然可见他们倜傥的身影，听到他们朗朗的笑声。毫无疑问，范曾在作画之时，将自己也画了进去，他忘不了成长中的青春恣肆、苦难中的坚韧不拔，也忘不了狭路相逢的寒霜、华山论剑的雄心。

　　抱冲斋窗外，一棵千年老槐树开枝散叶，绿荫蔽日，这是他从山东被砍伐危境中挽救而来的“鲁槐”，阴对阴、阳对阳，精心栽种。草木有情，它以葳蕤葱茏的生机，回报范曾。

　　午后的阳光从老槐树的枝丫间筛下来，在抱冲斋投出斑斑驳驳的影子。沉香氤氲弥漫，绛墨醉意缭绕，我们的谈话随意轻松，范曾时而旁征博引，时而妙语连珠。对晚学后生，他儒雅谦恭、文质彬彬。然而，谈到美术的现实与历史，他顾盼自雄、傲视古今；话说文苑的恩怨与是非，他鞭辟入里、略无恕词；论及命运的丰富和沉重，他直抒胸臆、沉吟不已。范曾曾经写有二十四字自评：“痴于绘画，能书；偶为辞章，颇抒己怀；好读书史，略通古今之变。”清风徐来，水波不兴，文中剑气，力透纸背。“我保持为人的尊严，自重者人恒重之。”他说，不加掩饰的狷狂扑面而来。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此斯人之谓欤？

　　记者：范先生，很高兴有机会与你面对面谈话。鉴于你在文化界的影响力，以及评论界对你的评价和争议，我希望在提问中保持对你的尊重和理解的同时，也保持我们的尖锐和锋芒，不知你是否介意？

　　范曾：有什么可介意？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是学问之道。我今年75岁，在这个年纪，早已“从心所欲不逾矩”。

　　记者：前不久你在北京大学组织了一场“科学与艺术”的对话，邀请杨振宁和莫言跨界交流，宗旨何在？效果如何？

　　范曾：效果你已看到，人民日报已有报道，无须我赘述。我举行过很多次和一些高人达士的对话，比如，我曾经和杨振宁在新加坡有一次关于“美是什么”的一个讲座，我认为美术界不少人其实不懂美，更说不清楚到底什么是美。比如，我还曾经同数学家陈省身同台，讲“绘画与数学之美”，同哲学家杜维明同台，谈过“天与人”。我想我们需要多些对宇宙、自然、人生的认知，这是我们对于艺术与生命认知的力量之本。

　　记者：你在《警世钟》一文中曾表达这样一个意思：21世纪人类将会有一个共同的宗教，它的名字叫“和谐”。你是一名艺术家，为何将视野放大到这样广阔的领域，关注超乎美术之外的诸多话题？

　　范曾：要求六七十亿人口的地球遵循某一种制度、信仰和宗教，无异于痴人说梦。祈望平安快乐，这是生命最根本的企求。正如天体物理学家开普勒所说，宇宙是六声部的大交响。这大交响带给人类的应是安谧和宁静，这是对人类的无言之教。“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庄子》这不言、不议、不说的宇宙，以它横无际涯的广大慈悲，带给人类善意和恩泽。

　　记者：我理解，这是一种天无私覆、地无私载、日月无私烛、四时无私行的伟大境界。你想表达的，则是中国传统文化对于时代弊端的匡正和修复作用。

　　范曾：老子讲过，“反者道之动”，这是很有道理的。我们的文化复兴也好，回归也好，是目前的文化状态下的一个必须的、基本的过程。老子曾经说过“静为躁君”，意思是宁静和谐是万类的主宰，它足以使烦躁和不安降服。当浮躁统治人类的时候，会失去根本之性，心灵失去了主宰，所谓“轻则失根，躁则失君”，地球将会变成一团乱麻。

　　中国先哲崇尚自然，视之可见的是人、地和天，不可见的宇宙的法律是“道”，“道”的背后还有那自在而已然的大存在——自然。“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是恒居不变的根本道理。这道理布之弥广，仰之弥高，钻之弥坚，对人类有限的历史和个体有限的生命，那是永远无法穷极的藏得太隐秘的“理”之所在，这“理”给人类恩泽无限，永无尽期。它不只是“善”的存在，也是“美”的存在。

　　记者：《易干凿度》记载，“仲尼五十究易，作十翼。” 《汉书·艺文志》：“孔氏为之彖、象、系辞、文言、序卦之属十篇。”你取字为“十翼”，显寓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之意。在创作和思考过程中，你如何建立你的“一家之言”？

　　范曾：所谓一家之言，就是独特的见解、独立的判断、孤踪独往的坚守。古往今来，东方和西方的思想家都在思考着宇宙和人的关系，可是东西方文明的差异，从源头开始就有非常大的不同。马克思曾称古希腊是人类文明健康的童年，那么我们也可以把中国的春秋战国之交称为中国古代健康的童年。健康并不是讲当时没有战伐、没有杀戮，而是指人们的思想比较贴近自然。

　　记者：中国古代的种种概念，如“道”、“仁”在古代文献或后世诠注中都显现出横空出世的状态。学者努力尝试解读虽有很大成就，但仍然没能作出理性的结构和架设。中国古代文化思想缺乏逻辑，也似乎可以大而化之地体现在“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的思辨之中。

　　范曾：庄子曾经跟惠施辩论一个命题，“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讲的是物质的分割性。20世纪70年代，杨振宁回国，毛泽东就问过他，有一根一尺的棍子，那么每天取一半你能取完它吗？杨振宁说，从理论上讲，这是一个无穷极的过程。这个朴素的想法在中国2300年前惠施就提出过，但是他在那个时代被称为“名家”，也就是逻辑家。遗憾的是，这个逻辑的思想没有得到发展。比如说，数学是科学之母，数学的核心就是逻辑学。中国从汉代流传下来的《九章算术》和《周髀算经》，它都不能算作是数学，而是一个算数的术。中国古代科学和哲学缺乏逻辑特质，这已经是不争的憾事。

　　记者：艺术占据了你生命中最重要的时段。你笔下的人物与你有怎样的关联？似乎是你经历的映射和感情的投影，你在借古人之酒杯，浇自己胸中之块垒。

　　范曾：的确如此。我的艺术之所以能在中国生根，那是因为我所画的主题弘扬了中国不朽的历史、文化。人们喜爱我的画，那是因为其中有着炎黄子孙的傲骨烈魄。1955年，我17岁，考上了南开大学历史系。19岁时，中央美术学院成立美术史系，我写了几篇十分幼稚可笑的文章寄给江丰院长。文章立论当然是疏漏肤浅的，但文笔可能不坠家风；中央美术学院很快地表示欢迎我去。美术史系半年便草草收场，我转到中国画系。在这里，我平生第一次见到那么多的艺术大师：蒋兆和、李苦禅、李可染、郭味蕖、李斛、刘凌沧、黄均、俞致贞、宗其香……李可染先生曾送我一幅书法：“七十二难”，鼓励我勇猛精进。

　　记者：郑欣淼曾经高度评价你的艺术创作，“诗魂书骨，大美不言”。你的绘画作品都有着强烈的“寻根意识”，你如何看待中国美术传统对于你的影响与观照？

　　范曾：我认为，举凡中国先哲深睿高华之感悟，史家博雅浩瀚之文思，诗家沉雄逸迈之篇章，皆为中国画源头活水。

　　我曾经在中国历史博物馆，跟沈从文先生编绘中国历代服饰资料。这是件十分浩繁艰巨的工作，今天想来，是对我的考验和锻炼。

　　闲暇时候，我整理我的艺术思路，发现这样一条清晰的线索：从顾恺之—吴道子—李公麟—赵孟頫—陈洪绶—任熊、任熏—任伯年是中国白描线条的发展史，对此我不是曾痛下苦功吗？从五代的石恪到南宋的梁楷，到明末清初的八大山人、石涛，到乾隆年间的“扬州八怪”，他们言简意赅的艺术语言，我不曾心摹手追吗？是的，我有力量将线描勾勒和大泼墨结合起来，创造崭新的、属于自己的世界。

　　记者：在5月15日“科学与文学”对话中，你和杨振宁、莫言曾分别选择一句话送给在场的学子。杨振宁选择的是“自强不息”，莫言选择的是“青春万岁”，你选择的是“诚外无物”。你怎么理解这四个字？你可曾用这四个字指导你的创作和治学之道？

　　范曾：有一次在法国，我在大仲马像前鞠躬，周围几个法国青年人嘲笑我，说看这个东方的老头在干什么！我说，你们知道他是谁吗？这是你们法兰西的骄傲，大仲马的书你们读过吗？他们说，不知道，没读过。所以，现在青年的危机不仅在中国存在，在西方同样存在。正是这种危机意识迫使我说出这四个字。我认为，天赋和勤奋缺一不可，我择选弟子，首先考虑诚实。“诚外无物”，这是我们目前社会最需要提倡的品质和修养。党和国家对人民“诚”，人民一定会拥护和支持，得民心者得天下。讲诚修睦，大道之行，做到天下为公的话，那么一切为非作歹、营私舞弊的人都会在这“天下为公”的潮流下淹没。在国际关系上做到“和而不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些都是先贤非常好的教诲。其实我想我们的软实力就是讲这个民族传统文化中优秀的部分，就是构成我们民族精神的软件，而这种软件是亘古常新的。

　　记者：世界舆论称赞，过去30多年，最伟大的举措是改革开放。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范曾：斯宾格勒在《西方的没落》里讲过一句非常有意思的话：愿意的，历史领着走，不愿意的，历史推着走。这是他对资本主义的彻底悲观之论。中国这样大的国家要改革，我觉得习近平同志讲了一句话“治大国如烹小鲜”非常之好。大的国家要治理它一定要有非常严格科学的步骤，而不是视之易、举措急。

　　记者：你在“科学与文学”的对话中，也讲到中国梦。你如何看待你个人的理想追求和中华民族的文化复兴之间的联系？

　　范曾：我最近总在想我们大家畅想的中国梦，我们整个社会的核心价值。我简单地理解，什么是价值？就是“有用的”；什么是核心价值？就是“最有用的”。中国目前最有用的核心价值是什么？党的十八大已做了明确表述。按照我的理解，最重要的是以人为本。孟子曾经讲过：“所谓故国者，非谓有乔木之谓也，有世臣之谓也。”非常深刻。

　　记者：美国学者埃里克·霍布斯邦谈到美国的现状时，称之为“资本时代”。众所周知，近年来，艺术与市场的关系越来越紧密，特别是美术领域，它的市场化力度最大，画家追逐利益投身商业的很多行为深为社会各界所诟病，也有人批评你用流水线方式创作中国画，你如何看待这些社会意见，如何看待美术和利益的关系？以及美术的市场化和商品化问题？

　　范曾：这是画家的悲剧，是艺术的悲剧，是艺术家的悲剧，我们要摆脱这种悲剧必须保持心灵的纯洁，要时时刻刻想到自己是个艺术家，为什么在这个世界存在着，你对艺术，对中华民族的文化起着什么作用。我可以坦率地说，今天的画家多不思考这个问题，一些画家没有艺术追求，甚至蝇营狗苟，玷污了艺术的尊严和圣洁。

　　我对待这些只想到自己怎么市场运作怎么卖钱，没有艺术品格的人，鄙视而远之。市场上有很多我的画，都是假画，造假之人很龌龊。

　　记者：现在外面对你有很多争议，比如人与人之间的是非恩怨，你觉得是跟你思考和表达的风格有关系吗？或是跟你做事的率性而为有关系？

　　范曾：都没关系，和人性的弱点有关系，妒忌、恼怒、怨仇、嫉恨，“妒恼怨恨”构成了对中国当代优秀人才的污泥浊水。你看，我的生活非常平静，非常认真。《四库全书》在我书房里，8万卷，我挑出近800卷来，准备看30年。我今年75岁了，准备看到105岁。为什么定这个目标？我知道这是为自己。孔子讲：“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古之学者为己，为的什么呢，修身、齐家，没有修身、齐家，怎么利他？何以谈治国、平天下？

　　网上有关我的一些贬损不实之词，我看都不看。真正触犯我的尊严了，我就把他告到法庭。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我所以不畏，就是我所生存在这个世界上的力量，我的生命的力量。

　　记者：以你内心的感觉，你认为当下文化界可以与你对话的人，数之几何？

　　范曾：知我者寡。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彭修银曾道，万卷蟠胸见自高，百川横地一峰尊。我是个离群索居的人，我读书、交友、作画，无愧我心，自得其乐。

　　记者：你在北京大学、南开大学、中国艺术研究院带了不少博士生，你选择学生的标准是什么？古语说，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你对于自己的学生可有什么期待？

　　范曾：我选择学生，首先是品格，其次是学养。两者尽皆完备者不多，可是天下之大，还是有很多可以栽培的栋梁之才。对我自己的学生，我当然期望他们功成名就，可是，他们想超越我，要付出霜晨雨夜的辛劳，还有一段艰苦的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