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绘师金子光晴的异邦人之眼

金子光晴作品

　　刘柠[微博]

　　金子光晴(Mitsuharu Kaneko，1895-1975)，跨越明治、大正、昭和三个时代的诗人，还是一位卓然有成的日本画家，而这一点却鲜为人知。

　　光晴幼时曾师事明治期大画家，有“最后的浮世绘师”、“明治的广重”之称的小林清亲(Kiyochika Kobayashi，1847-1915)。战后，光晴曾在《艺术新潮》杂志(1955年1月号)撰文《清亲的事》，深情回忆恩师。光晴自幼好涂鸦，家中的墙上充满了用指甲刻画的“作品”。周围人都觉得这孩子长大必成画家，乃至父母也痛感教育责任，却苦于完全不懂艺术，无从着手。一位时常出入光晴家的老古董商佐佐木常右卫门(即小说家佐佐木茂索之父)刚好认识小林清亲，遂建议光晴父母，让孩子跟清亲学画，并亲自领着光晴去拜见清亲。彼时光晴13岁。

　　光晴常听佐佐木老人说，清亲的手掌足有一尺大，其状如扇。少年听得神魂颠倒，特想亲眼见识一下。拜见清亲时，绘师就端坐在眼前，但却始终不展开手掌。少年怯生生地问了句“所谓一尺，是鲸尺呢，还是曲尺呢”，却挨了一通熊。不过最后，清亲还是取出一幅花仙纸，铺在炬燵(日式小桌几)上，然后默默地用手掌抚平折痕。光晴目不转睛地盯住那双手：

　　画笔翩然翻舞，以略笔画出狐狸的脸和乌龟的脑袋，便不再动了。这到底是让我临摹的摹本呢，还是说画儿就是这样画，给我做示范呢？先生的意图不可测，我呆呆地望着他的脸。

　　如此，少年光晴与老绘师之间虽然有过一些“以心传心”式的沟通，却未能持续。光晴说：“我作为弟子还是太小了，而先生作为老师则又太老了。”不过，清亲毕竟是大师，气场极强，短暂的亲炙，还是在光晴的心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记。

　　1895年(明治二十八年)，光晴出生于爱知县海东郡越治村，原名大鹿安和。两岁时，过继给著名建筑业者清水组的名古屋负责人金子庄太郎家做养子，更名为金子光晴。中学时便展露画才，入清亲门下前，因养父工作的关系在京都生活时，曾从一位名叫百圭的四条派穷画家那儿受过艺术启蒙教育。但崇尚自由的光晴显然志不在丹青，更倾向文学。不到四年时间，辗转早稻田、东京美术学校和庆应三所学府，每每遭除名，终于未拿到任何文凭。青春放浪中，21岁时，养父病故，20万元遗产与养母折半平分，仅数年便浪掷一空。24岁，赴欧洲游历，出版第一部诗集《金龟子》 ，一举成名，两年后回国。29岁时，一文不名的诗人与森三千代结婚。四年后(1928年底)，夫妇二人把长子留在国内，赴上海。这次旅行的背景，其实是因为妻子三千代的出轨。作为夫妇二人商定的解决方案，打算暂离日本一段时间，以拉开距离，让三千代对不伦之恋做“冷处理”。如果顺利的话，再一起赴欧。但到了上海，夫妇二人身上仅剩5块6毛钱。为筹措生活费和赴欧的川资，光晴拾起了久违的画笔，开始画艳本。承蒙友人内山完造的襄助，准备办个展。

　　一次，偶然从友人那儿得到一支中国产的狼毫笔。一用之下，发觉远比一般的毛笔吐墨匀致，表现自由自在，纤毫毕现。光晴爱用不已，开始用这支画笔来描绘魔都的风景。惟其是职业诗人出身的“业余”画家，他对自己的作品有相当客观的自我评价：“跟清亲的风景画相比，风格有所变化。倒更接近北斋的画，类似于那种古风的欧洲趣味浮世绘，与在薄薄的花仙纸上用水彩颜料画的一般爱好性作品相去甚远。”而在笔者看来，光晴的魔都风景绘，实在是融入了北斋式奇诡想象的新广重风都会浮世绘，与同一时期另一位西洋画家——奥国犹太画家希夫(Friedrich Schiff，1908-1968)的旧上海风情画也不无内在相通之处。

　　金子夫妇在上海的勾留颇爽：光晴忘情地写生、创作，四处流连；三千代则恢复了诗人的状态，与中国作家频密交游，如鲁迅、郁达夫、白薇等。在日常的忙碌中，“心病”渐次平复。夫妇二人这段羁旅岁月，在《鲁迅日记》中多有记载，也成了后人研究金子光晴的重要资料。如1929年1月26日，鲁迅在日记中缀笔：

　　昙。午达夫招饮于陶乐春，与广平同往，同席前田河、秋田、金子及其夫人、语堂及其夫人、达夫、王映霞，共十人。夜雨。

　　同月31日：

　　昙。下午高峻峰持寿山函来。达夫来并转交《森三千代诗集》一本，赠粽子十枚。得王峙南信。

　　3月31日，金子光晴“上海百景”画展于日本人俱乐部二楼开幕，好评如潮，鲁迅亲赴观瞻并当场购画。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

　　星期。晴。上午得刘衲信。徐诗荃送来照相一枚。午后同柔石、真吾、三弟及广平往观金子光晴浮世绘展览会，选购二枚，泉廿。……

　　个展的成功，不仅给光晴带来了川资，夫妇也走出了感情的困扰。1929年5月初，光晴夫妇经香港赴南洋，从新加坡到马来半岛，一路采风、创作、卖画、会友，光晴自称为“旅绘师”。昼间旅行、写生，夜晚宿于热带雨林边缘地带的简陋客栈。走在荒野的夜路上，闻虎啸于丈外，与眼镜蛇四目相对……“我过着连乡愁都没有的日子”。

　　这次行旅，本质上仍是诗人光晴青春放浪的延时。待结束慢慢长旅，从法兰西回到日本，已经是五年后，东亚大陆战云密布。作为11岁即受洗成为基督徒的象征派诗人，金子光晴终身与日本文学界保持某种距离，对母国文化有相当痛切的批判。借用文学评论家安东次男的表述，日本现代文学史上，称得上是“不折不扣的异邦人的唯一存在，只有光晴”。■

　　(作者系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