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藏家郑华星：佛像精品是文化潜力股

12世纪帕拉风格《弥勒菩萨》，高13.3厘米。 明代狮吼观音，高135厘米。

　　别人说中山藏家郑华星有“封面情结”，他并不否认。在最近举行的一场春拍佛像艺术品专场中，他志在必得的就是图录封面上的宋代铜鎏金罗汉，最终他也如愿竞获。若论他所珍藏的两百多尊佛像，其中够得上封面规格的达三四十件。

　　郑华星何以这么有底气？只因在国内佛像艺术拍卖尚默默无闻的时候，他就潜心研究，认真准备，2010年甫一出手，随即成为国内佛像收藏的熠熠明星。去年7月至9月，西藏博物馆举办“海外回流西藏文物展”，全国各地有三千多件藏品应征，最终只有101件入选，其中郑华星的藏品就占了近二十件。今年10月份，首都博物馆[微博]也将举行佛教艺术品展，他的藏品又将是参展的重头。

　　文∕图 记者 江粤军

　　佛像审美价值

　　具有全球性

　　说起与佛像艺术品的因缘，郑华星喜欢由远及近谈论他的收藏路径。

　　从小就热爱文学、历史的郑华星，在事业上功成名就后便开始“转型”，将人生的重心落在了艺术品收藏上。他迈出的第一步，是进军当时在家具市场上还籍籍无名的金丝楠木。很快，独具慧眼的他就等来了金丝楠木的春天。如今，他所珍藏的金丝楠老料，供他的工匠们忙上两百年也做不完。

　　六七年前，郑华星又开始关注佛像艺术品。“当时，我看到书画、玉器、家具等收藏门类都已经炒得太热了，价格奇高甚至虚高，我觉得没必要去‘追涨’，更没必要去斗富。我想必定还有某些门类像此前的金丝楠木一样处于‘潜伏期’，被人们所忽略。最终，我的目光被佛像艺术品所吸引。我想这就是我追求的‘文化潜力股’了。”

　　那时候，郑华星读了很多有关造像艺术的书，只要知道书上介绍的代表性作品现存于哪儿，他就会到其所在的博物馆、佛教圣地去一睹真容。香港有不少藏家都热衷于收藏佛像艺术品，有近邻之便，郑华星跑得最多了。“实战”以后，他的足迹更不局限于本土，苏富比[微博]、佳士得[微博]在全球各地哪儿有优秀的造像作品上拍，郑华星就追到哪儿去。

　　在收藏研究的过程中，郑华星对这只“文化潜力股”的认识也愈发深刻。

　　“佛像艺术品作为一个独立的门类现身拍卖场始于2006年，如今已成为拍卖行一个非常重要的专场。近些年，故宫[微博]博物院、国家博物馆[微博]、首都博物馆及上海博物馆等，都开辟了造像馆或佛像艺术馆，可见佛像艺术品在国内越来越受重视。就市场价格而言，佛像艺术品也是每年上一个大台阶。但我认为，它的价值仍然没有得到充分展现。”

　　郑华星举了一个例子：2009年10月的香港苏富比秋拍中，一张乾隆御制的紫檀木“水波云龙”宝座，以8578万港元的成交价打破了中国家具的世界拍卖纪录。同时期，作为清代一等一造像作品的乾隆皇帝御制铜鎏金千手观音，却只拍出了600多万元。“仔细分析一下，宝座的材质虽然是顶好的木头，但终归是木头，寿命比金和铜这样的贵重金属要短很多；宝座是给皇帝坐的，只是皇宫里的生活用品，而佛像是供皇帝后妃顶礼膜拜的圣物，要比宝座尊贵很多；另外，家具的造型风格带有强烈的民族色彩，其美学价值不一定能为全世界的人所接受，佛像艺术却可以通行世界各地而无碍。如此一比较，佛像艺术品未来的升值空间不可限量。”

　　国宝级藏品与玄奘西行带回佛像风貌接近

　　对“封面”的追求，让郑华星建立起具有相当历史价值的金铜佛像收藏体系。而金铜佛像在佛教传播史上的地位，为其他材质的佛像所难以企及。

　　相传，约两千年前的某一日，东汉明帝刘庄在睡梦中遇见一位金人，身长六丈，相貌庄严美好。醒来后明帝为求释梦问遍群臣。一位大臣说，想必这就是西方的佛陀无疑了。于是明帝派使者西行求法，佛教遂入中原。而金人者，后人认为即是金铜佛像。因此，作为佛陀的化身，金铜佛像造价昂贵，一般由技艺高超的工匠虔诚打造。

　　在郑华星所收藏的金铜佛像中，最重要的当属“唐释迦牟尼坐像”。这件7至8世纪斯瓦特风格的造像，是用铜一次性浇铸而成的，高19.5厘米，面部鎏金，眼睛错银，嘴唇错红铜，工艺精湛，精美绝伦。

　　自释迦牟尼涅槃后五百年出现的各种佛祖造像，其风格按照时间和地域区分，先后产生了斯瓦特、克什米尔、尼泊尔等为代表的造像风格。斯瓦特位于古印度的西北部(今天的巴基斯坦斯瓦特河谷地区)，是中亚通往印度的走廊地带，曾经为印度佛教的重要传播中心。斯瓦特佛像具有饱满、立体、式样简单、流行束腰大莲花座和方形台座的特点，传世佳作已经不多。郑华星所藏的这尊释迦牟尼造像所着袈裟呈水波纹，具有典型的斯瓦特风格特征。由于佛教是公元7世纪由尼泊尔的赤尊公主及后来的文成公主传入西藏的，这件作品的底座上刻有一段藏文铭文，因此，这尊释迦牟尼造像为专家研究西藏早期造像，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

　　甚至有专家认为：《大唐西域记》中记载，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玄奘西行取经归来，带回了7尊佛像，其中有两尊就是珍贵的金铜佛像，唐太宗命人在长安大慈恩寺营建大雁塔，专门供奉这些佛像。当时，描摹垂范者络绎不绝，但到了今天，这些佛像和范本都已杳无踪迹。而这尊释迦牟尼像，无论艺术风格还是体量，应该与玄奘带回的金铜佛像非常接近。

　　因此，在去年的“海外回流西藏文物展”上，这尊堪称国宝的佛像一出现，就引起了很多人的注目。展览过后，有西藏地区的藏家马上表示愿意出高价转请这尊释迦牟尼像，郑华星毫不犹豫地谢绝了。“虽然就千秋万代的流传而言，这些佛像只是暂住在我的家中，但我仍然会分外惜缘惜福。”

　　他所珍惜的宝贝中，还有8至9世纪斯瓦特风格的“莲花手观音”、9至10世纪克什米尔风格的“文殊菩萨”、12世纪帕拉风格的“弥勒菩萨”等，都堪称各个时期各种风格的金铜佛像代表作。

　　收藏佛像 懂行人领路比向专家学习更靠谱

　　在佛教传入中国以后，佛像艺术品的造型产生了分流，有的逐步汉化——鼻梁渐渐低了下来，耳轮越来越大，具备了汉族人心目中的标准“福相”。在郑华星的收藏中，也不乏汉化佛像精品。

　　一尊楠木雕的“明代狮吼观音菩萨坐像”，从“请”进家门后，就一直守护在五觉斋的入口处。狮吼为佛教专用语，意指以无畏音说法，如狮子咆吼。坐骑上的观音面颊丰满，颇具宋元造像遗风。身着双领式通肩大衣，系高束腰长裙，为汉地造像典型装束；胸前细密繁缛的璎珞，雕刻精湛，衣褶轻盈流动，富有韵律感，也是汉地造像注重衣饰刻画的传统。雄狮则双目圆睁，回首昂望做怒吼状，与闲适的观音菩萨互为映衬，动静有致。造像本通体彩绘，虽因年久有些已脱落，整体却不失其美。

　　郑华星说，今年10月份的首都博物馆佛像展，主办方也希望他能将“狮吼观音菩萨坐像”送去，但他还没最终答应。“彩绘经不起任何折腾，一点点剥落，我都心疼不已。这尊观音菩萨从北京运来时，装在当年伦敦佳士得专门为其特制的一个木头箱子里，据说单箱子就花了三万多元精制而成，佛像放置其中可谓稳如泰山，上车上飞机都非常安全，但到五觉斋后小心翼翼地打开，仍然稍有脱漆。如果再经长途奔波，我很担心又有发肤之伤，而且北京的秋天很干燥，也易导致木质漆体开裂。”言词里，可以见出郑华星发自内心的尊崇与热爱。这也使得郑华星对佛像艺术品的辨伪问题别有一番感悟：“佛像艺术品只有新旧之分，没有真假之别。现在新造的佛像艺术品，自有其市场需求，一些做得也非常精美，体现了当代人的艺术风格和审美风尚，值得收藏。但如果某些商家以新作充旧制来骗人，就是很卑劣的行径了。因此，收藏佛像艺术品，最好能找到一位懂行的领路人，在艺术市场里真正摸爬滚打过，这可能比向某些机构里的专家学习更有益。”

　　支持文物回流 藏家不应单打独斗

　　郑华星所收藏的佛像艺术品，还有另一大特点：80%都属于海外回流文物。在如何看待文物艺术品回流问题上，他深有感触：“必须承认，中国藏家越来越有使命感。这些文物艺术品本是我们民族的瑰宝，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因为各种原因流失国外，对我们国家民族文化的保存和传承都很不利。于是，藏家们慷慨倾囊让这些文物艺术品回归祖国，让自己的同胞可以更方便地欣赏先人们的艺术成果，感受先人们的创造力，这是很值得欣慰的事情。譬如，如果没有藏家们的积极推动，就不可能有‘海外回流西藏文物展’。”

　　当然，在回流热潮下，郑华星认为，也不排除一些过度逐利的古董商人与国外的艺术机构、收藏家合谋，利用国内藏家的渴求心理，极力推高这些文物艺术品的价格。“藏家单打独斗，没有形成合力，在竞拍场上就容易‘同室操戈’，最终让国外的送拍方渔翁得利。现在常常是这种情况，一件中国古代顶级艺术品出现在国外的拍场上，竞拍的几乎清一色是中国人，而且竞价气氛白热化，天价往往就是这样被催生了。如果能由专业、权威的人士组成一个基金会，携手到海外理性地回购文物艺术品，会比单干好很多。”

　　最近，法国商人向我国捐赠兔首鼠首，在郑华星看来，这种回流方式纯属个案。“当下，我们还不具备这么大的‘魅力’，让外国人无条件地归还大批中国流失文物。中国人现在整体的文化素养、对文物的尊重程度和保护力度都还不够。藏家购买应该仍然是最主要的途径。”

　　谈到这里，抬眼处，才发现五觉斋的墙上挂着一幅行云流水般的书法：“计利当计天下利，求名当求万世名。”想来，这正是郑华星在收藏之路拔足狂奔最强有力的精神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