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基宇
由于各大艺术院校至今没有建立起一套系统的策展人教育机制,而以“实验艺术”、“新媒体艺术”、“总体艺术”等名称建立的当代艺术家教育机制却日趋系统化、完善化;所以,在我们的艺术界,策展人权力机制将越来越深化。
在今天,当代艺术家是被国家教育系统批量生产的,其所有可能性都是被给定的;其创造并非涌现而出,而是充满了目的的敲诈(王兴伟的油画《敲诈》的那种敲诈)。当代艺术不再是一种革命,而成为了一种维稳;老艺术家成了老干部,被捧的年轻艺术家成了官二代,两代人之间共同面对天道的友爱伦理将不再可能,而只有上对下的宠爱与下对上的撒娇。
近来全国都在闹着要宪政,当代艺术不愧为敢为时代先者,率先进入了三权分立、自我限制权力的宪政时代。作为艺术事业立法者的艺术家们,纷纷把责任与权力交给了策展人与画廊,自己像英国女王一样天天在草坪上无拘无束地漫步,想不出作品名字了就开始跟人谈天气。
那我们就谈谈天气吧,欧洲那么多国家,就法国最爱搞革命;大革命时期宪法一部部的颁布,宪政则是在断头台下的血泊中漂流浮沉。谁家愿意无缘无故死人?法国人脑子有病?这其中重要的原因是贵族的败坏让“人民”这个不穿盔甲的利维坦运动了起来。全欧洲那么多贵族,怎么就法国贵族败坏的快呢?那还是要归功于路易十四把贵族们往城市里塞,让他们远离了土地,成为了城市资本逻辑下的可爱的消费者与被消费者。
我们的当代艺术家们现在也远离了土地,你以为国家在美院设立“实验艺术”、“新媒体艺术”、“总体艺术”有什么好处?这不过是路易十四修建凡尔赛宫的把戏罢了,在君主眼里,这是多么美妙的一种“宫廷当代艺术”啊。英国这个国家现在还有君主,在工党所修建的“创意产业路线图”凡尔赛宫里,YBA与其之后的当代艺术也尤为“宫廷化”。
“宫廷化”就是一种注定不会造反的贵族气,非常地悠闲,略带幽默,漫步草坪,天道运行与其没有丝毫关系,作为贵族竟然完全不懂阴谋与骑马打仗,真是个漂亮孩子呦。
由于长期在宫廷的草坪上漫步,封地在四川的贵族也不会说四川话了,封地在广东的贵族也不会打咏春拳了,封地在德克萨斯的贵族也不会弹班卓琴了。灵魂的均质化让艺术毫无意外可言,一张口,谁都能知道TA要说些什么,那些宫里的陈词滥调——普世价值、东方玄学、法国理论。
在这个君主权谋下的败坏潮流中,策展人做大是必然,因为他们自己就是君主制度的隐秘接班人。我们的“艺术管理系”培养的是主业在画廊坐班编画册副业当文青听独立音乐的优秀人才;而“策展人”这个神乎其神的位格几乎是不可教的——每个真正意义上策展人的出现都必定是一个阴谋。
一个不会做作品的人,却出来统治艺术家与艺术事业——决定作品是否展出,为艺术家书写最为官方的解释,以自己的意志强制艺术家修改方案——这种事在一个充满怨恨的民主时代简直神秘透顶。
美国政治学家曼斯菲尔德在其著作《驯化君主》中,描述了美国在三权分立确立后,司法权与行政权的行使在实践中逐渐合一的隐秘趋势。虽说三权互相制衡,但制衡本身也需要节制,实践运作效率低下受损的是国家整体利益。同样,神秘的策展人制度如果不确立起来,仅仅凭靠已经均质化的宫廷当代艺术家的勤奋工作,艺术事业很可能连基本的运作都无法进行。
谁不知道艺术家的教养系统很有问题?谁不对来源不明的策展人越发强势担心害怕?但制度是在现实中实践出来的,在没有孔子或苏格拉底降世拯救教育之前,能做的只有提高策展人的维稳能力,或者说白了,让他们更好地运用君王术。
所以我们此时要回到标题所说的“德性”问题,我们今天由于潜移默化受基督教影响太深,看到“德”字就想起大话西游里唐僧式的啰啰嗦嗦的陈腐说教,但每种文明都有自己别具一格的德性观。“德性”不是现在所说的“道德”,不是禁止你随地吐痰,也不是禁止你包养小三,而是一种天生的灵魂品质。
在基督教之前的希腊世界,德性指的是一种卓越品质,其主要有四个方面:1.智慧;2.正义;3.节制;4.勇敢。其中的“勇敢”是要证明自己能杀人的,至于杀的对不对,那就要看正义德性了。而在中国先秦世界,也有五种德性——仁、义、礼、智、圣;其中的“义”指在短时间内做出决断,进行所谓“义无反顾”的政治行动,而最能证明“义”的,同样是诛杀与讨伐的行动。
《水浒传》里水泊梁山的室内政治空间刚开始叫“聚义厅”,排座次后则叫“忠义堂”,规模扩大了,基本的“义”德则不变,屋内的“义”与屋外的“替天行道”相互呼应。梁山好汉们可一点不讲基督教式的“道德”,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能杀人。
如果说宋徽宗赵佶是一位艺术家皇帝,那么宋江就是一位策展人匪首,其所谓的“替天行道”,当然不是要代替头顶上那个信仰的天,而是要代替受天命的天子。按照传统理解,艺术的天命自然要降临在艺术家身上,但若是宫廷当代艺术有天子之位而不行天道,自然要被策展人给“替天行道”了。
《诗经•大雅•大明》里有一段是描述武王伐纣的革命,所谓的“上帝临汝,无贰尔心”——成为革命主体的前提是受天命。艺术家今天如此的谦虚,把作品从宫廷门洞里扔出来,随你们解释,随你们策展,那个被革命之气充满的“上帝临汝”状态是没有的;相反,策展人们争论、骂街、约架起来那叫一个信心十足,那叫一个霸气外露。
希腊的“勇敢”或先秦的“义”,都来源于灵魂心性中的血气,在古典世界,有血气意味着具有改变外部世界的欲望,正因为这种欲望,政治智慧的潜能才被实现出来。这种改变外部的欲望让有血气者对那些僵化不变的平庸事物有着超乎寻常的恶心——尽管多数人熟视无睹,血气者的内心却会暴跳如雷。
但对于一个血气质量更高的人,“把看不惯的撕成碎片”这种实践形式却也已经落入俗套了,这种针对惯例的惯例同样让他们极度恶心。高质量的血气者经过一步步地进化,从古代的土匪成为了现代的策展人,他们用高明的实践智慧不断将现象世界进行变形,满足自己改变外部世界的天性欲望。就像古代没有土匪学院却会出现土匪一样,当代艺术策展人不可教,却在事实上冒了出来。
在柏拉图对话录中,苏格拉底是个追求智慧的哲人,但追随他的弟子中却不乏血气旺盛者,格劳孔、阿尔喀比亚德等人言谈举止都极有上面提到的“改变外部世界的欲望”。按理说,追求智慧是自我修炼、改变内在的过程,那么为什么苏格拉底会收企图改变外部的弟子呢?我们在古代经典中可以察觉到,血气所带来的爱欲,不仅导向勇敢,还导向政治性的智慧。
郭店楚简《五行》中有“君子集大成。能进之,为君子,弗能进也,各止于其里”的断语。这种“集大成”需要的是对自己天性爱欲的彻底追求——彻底了,就是君子;不彻底,止步不前,那就该干嘛干嘛去吧。策展人天性中是有追求勇敢与政治智慧的双重倾向的,但这种追求可能败坏。“各止于其里”,停下来了,策展人就完蛋了,德性就没有了,品质就低劣了,就被招安了。
所以作为一个彻底的策展人,其灵魂中一方面是君主(或作为君主候选人的匪首),另一方面是政治哲人。如果说艺术家为世界立法是像周公那样,制礼作乐——用创作来感召人心、改变现实;那么策展人就是“述而不作”,在一个三权分立的宪政幌子下面用司法与行政架空立法,用隐秘的编辑术改变外部世界,所谓“微言大义”——根本不用大张旗鼓的创作与命名就潜移默化地掌控了艺术事业生杀予夺的大权。
现在人们非常喜爱看穿越剧,穿越剧的卖点是图像符号带来的丰富的异国情调,但其剧作的核心冲突仍然是滞留在当下的,否则就不能动人。上面提到三权分立、君主制、凡尔赛宫、希腊、先秦、水浒传、武王伐纣,而这些不同时空看似不同的政体实际上都是表面符号,其背后充盈的则是从古至今不曾改变的人的德性。如果德性完满了,相应的政体也是完美的,如果德性败坏了,政体也必然随之改变;策展人制度是否有价值,唯一的标准是策展人是否具有相应的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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