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永进：画家的百态

　　一：应试画家

　　应试教育是一种以应付升学考试为目的，不注重学生全面素质培养的教学模式。教育专家认为，应试教育使学生片面追求考试的成绩，增加了学生的学业负担，抹煞了学生的想像力和创造力，有的学生甚至因压力过重导致精神问题，阻碍了学生身心的健康发展。今天，教育界已经普遍认识到应试教育的严重弊端，而美术界却又出现了疲于“赶考”的“应试画家”。

　　近年来，由官方或半官方名义举办的各种美术展览愈来愈多。这一方面为画家提供了更大的交流平台和展示机会，另一方面，由于展览评选和评价机制的不完善，如作品选送和筛选过程中存在各种漏洞，评选程序和方式不够科学，评审委员的组成缺乏应有的学术审核(一般由各艺术单位的主要领导或主要领导推荐的专家组成)，评奖观念滞后，入围和获奖名额分配不合理等，以及一些画家过于功利的艺术心态，也给当前美术发展带来了诸多否面效应。在一些画家看来，艺术创作的目的就是参加官方主办的各种展览和获得奖项，最终的目标就是为了获取美术圈里的“通行证”、顺利晋升职称或迅速提升知名度，进而让作品卖个好价钱。不知不觉中，这些画家从单纯的艺术追求转向了谋求一份又一份漂亮的美术答卷，成了“应试画家”。

　　“应试画家”在久经沙场的历练中积累了丰富的“应考”经验。他们以展览大赛章程为“考试大纲”，苦心揣摩其中的“奥秘”；以由少数服从多数所产生的评委会集体意识的审美导向和审美局限为“评卷标准”，严格遵循；以历届《获奖作品集》为“应考范本”，从中找到与自己“对口”的作品类型，研究其在众多参评作品中最具视觉冲击力的“成功”经验，或分析这类作品技法套路的特点，以变相模仿某种技法或将多种技法进行拼凑的方式，去套用区别于被模仿作品又适合展览“路子”的题材和内容，经过一段时间的闭门造车，具有个人绘画“风格”的作品就诞生了。这样的作品尽管像“摹仿秀”节目一样滑稽可笑，却切中了大多数评审员的“口味”和展览的“风向标”，反而频频入围和获奖。据说，杭州某高考辅导班曾流行一种画苹果的套路，号称“十三笔”，暗部用什么色、亮部用什么色、明暗交界线用什么色、投影用什么色都有固定的套路和排列的顺序，学起来既容易又能拿高分。“应试画家”的高招与考生画苹果的绝招显然不谋而合。技术上的简单化和轻而易举的获得成功，诱使更多的急功近利者竞相效仿。于是，各种投机取巧的创作套路应运而生，临摹照片者有之，死磨硬抠者有之，套用历届获奖作品绘画风格和形式者有之，运用“剪刀加浆糊”东拼西凑者有之，施展独门绝技者有之……技术的炫耀、功夫的比拼、奇拳怪招的亮相、视觉冲击的竞技……流行的、表面的、空虚的、伪装的……这一切鱼龙混杂、真伪难辨。“应试画家”只崇拜屡屡获奖的“名家”、“大腕”，只关注展览大赛中的获奖作品，面对西方艺术名作和中国传统艺术经典却无人问津，面对丰富多彩的现实生活却无动于衷。“应试画家”通常不关心获奖作品的学术高低，也看不到优秀作品的内在优势，仅仅盲目模仿获奖作品风格化的表面样式。某某先生的中国画作品频频获奖，接下来就有了大幅面、满构图的精雕细刻；某某老师油画作品频频获奖，接下来就有了武大郎式又矮又傻的形象充斥画界；某某画家版画作品频频获奖，接下来就有了……“应试画家”在评委会集体意识的导演中忙碌地奔波，常常名利双收。然而，这样的创作目的和创作方法使画家丧失了艺术的灵魂和绘画的个性。“应试画家”的绘画感觉都被往届获奖作品的印象残余所俘虏，成千上万的作品相互雷同，不过是早已熟悉的那二三十副面孔而已。

　　这个庞大的“应试画家”群体，以共同的“学术”志向和行为目标在美术领域营造了一个与学术相悖的“学术”环境，并形成了一股“学术”势力。这股“学术”势力反过来不仅使“应试画家”坚信了自己的“学术”方向，而且动摇了更多成长中的青年画家，使“应试画家”的队伍更加庞大。当一些“应试画家”的“学术”声望不断提升，并具备了学术展览的评审权，这股“学术”势力便可以在当代美术的舞台上呼风唤雨了。面对如此强大的“学术”势力，一些才华横溢的年轻艺术家虽有独辟蹊径的勇气和能力，却也只能四处碰壁，迫于生计，暂时也不得不加入“应试画家”的“学术”行列，但是等他们到了可以无需为生计而忧的年龄，恐怕早已失去当年对艺术的那份激情和敏锐，也成为芸芸众生中平庸的一员了。

　　“应试画家”的学术悲剧何时才能真正引起美术界的重视呢？

　　二：早熟画家

　　“早熟鸡”出身“高贵”，是进口的洋品种，吃的是利用“高科技”加工配制而成的新饲料，住的是专门盖起的新大篷，可谓养尊处优。“高科技”果真灵验，鸡的身体象炊馒头似的长得飞快，几十天便可上市了。“早熟鸡”不仅成本低，而且个大肉肥，表面上看胜过土鸡。饲养人四处叫卖，利润颇为丰厚。可是，人们很快就发现其质不纯，其味不鲜，其色不正，原来饲料中含有激素。

　　当前的美术界，也存在着颇为类似的早熟现象。某些画家在当代社会种种诱惑的驱使下，急功近利，不注重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当代生活的体验，仅凭媚俗的内容迎合大众的审美口味，或者依靠拼凑的视觉图式制作表面化的画面效果，以迷惑专业人的眼睛。他们往往年方二三十就已经“自成一家”、过早地“瓜熟蒂落”，俨然老艺术家的姿态。他们又利用“画外功夫”挤入专业圈，借助媒体进行炒作。一夜之间，早熟画家的名声便显赫一时，身价自然也一路攀升。而虔诚的画家反倒暂时被冷落在一旁，无人问津。自八、九十年代以来，受西方“前卫艺术”观念和商品经济理念以及网络文化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人们对美学的思考、艺术的理解、审美的评判、视觉图式的喜好发生了新的转向，出现了“审美的日常生活化”与“日常生活的审美化”的现象。审美泛化拓宽了审美的外延，但审美的丰富内涵缩小了，艺术从象牙之塔走向平民化。审美泛化满足了大众的审美需求，大众文化悄然兴起。人们纷纷丢弃以精英文化的形态呈现出来的高雅艺术，开始追逐时尚文化和流行艺术。早熟画家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

　　一、早熟画家缺乏对绘画本体的深层研究

　　美容、美发和美食都冠以了艺术的名义，这对于公众来说或许是一种意识上的进步。然而，早熟的画家也紧随审美泛化的文化风潮，并趁机逃避对绘画本体的研究，这不仅给自身切断了传统艺术的传承通道，也使其作品失去了艺术的活力和审美的价值。

　　绘画所传递的视觉信息不仅包含了客观形象的内容，而且承载了画家的文化涵养、个性情感及人格精神等信息。绘画的传达方式既不同于数据的记录和事件的陈述，也不同于观点的论证，它需要通过直观的视觉语言形式来实现，具有非绘画形式不可替代的独特价值，因而，具有独立的审美意义。从自由的笔触、高雅的色彩和幽雅的意境中，人们可以心悟到画家纯真的心灵感受和崇高的艺术境界。这些非绘画形式所不可替代的独特因素就是绘画本体。古今中外许多优秀的画家正运用了绘画本体的巨大魅力，使画家的个性和心境得以完美的展现。黄宾虹就是典型的一例。他倾注毕生精力，致力于传统绘画笔墨语言的研究与体验，潜心于自然山水的感悟与超越。在作画过程中，他全神贯注于画面的整体把握之中，注重山石、草树、水气、云雾、烟霭之间的内在联系和气韵的贯通，对于客观的物质属性和某些孤立的细节则轻描淡写。画面中自然的山水景物悄悄隐退，一个画家心中的宏大宇宙跃然纸上，气象空濛，气度非凡。早熟画家缺乏对绘画本体的深层研究，把绘画本体简单地理解为翻译非艺术信息的工具符号，而忽视了本体语言自身的审美价值。他们常常在画面上利用简单的视觉符号去图解情感的代码、文学的涵义和哲学的理念。早熟的绘画失去了本体的优势和艺术的特色，几乎成了非艺术学科的附属工具。这样的绘画行为无异于“挂羊头卖狗肉”。艺术本体虽然不一定是艺术的终极目标，但它至少是艺术的起点。艺术本体丧失了，绘画也就失去了审美的价值和存在的根基。

　　二、早熟画家的艺术创新脱离文化的传承，缺乏文化的深度

　　早熟画家虽然颇具创新的锐气，但缺乏传统文化的继承。搞国画的没有静下心来细细研究笔墨的内涵和文化的精神，就开始叫嚣反传统；学油画的仅仅知道只言片语的西方哲学，便打起了西方“前卫艺术”的旗号。毕竟铺草坪比植树见效快，既不需要深挖坑，也不需要十年八年的风吹雨打，当天就看得见绿油油一片。然而百年之后草坪依旧高不没膝，这也是不争的事实。艺术一旦失去了文化的根基，同样如此。艺术的发展如同物种的进化，传承和创新就是遗传和变异。没有变异的遗传，可以使物种得以延续，但不能推动物种的进化。而丧失了遗传基因的变异，结果必然出现怪胎，导致物种的退化，甚至濒临灭绝。

　　早熟画家习惯于当下流行的艺术观念、语言腔调和技法套路，缺乏个体独立的艺术观和思维状态。他们仅凭满腔的创新热情，或挖空心思地标新立异，或舍近求远地搜寻新题材，或忙碌于玩弄绘画的新材质，而没有从新的视角去审视平凡的客观物象，更没有从精神的高度去挖掘独特的文化内涵。在他们看来，那些稀有的、怪诞的、阴暗的，乃至隐私的、缺德的，一切鲜为人知或不正常的事物，一旦推出便是创新；扔掉画笔，玩玩材料、做做肌理、搞搞喷绘、弄弄拓印，便是前卫。猎奇式的“创新”自然不必解释，玩弄绘画材料是否前卫倒需要理论一番。轰轰烈烈的“八五美术新潮”引进了西方多元的思想观念，也带来了各种绘画的技法样式。材料实验便是当下流行的一种。如今，此等伎俩在圈内已是人人皆知，说不上前卫。况且，一些画家所选用的绘画材料与当时的实验材料并没有什么差别，实施的手段和途径又仅仅是简单的重复和机械的摹仿，也谈不上创新。潘天寿言道：“若少骨气、欠修养，虽特技巧思，偏才捷径，而成新格，终非大家气象。”艺术创新包含了三个层面的内涵——材料层面的创新、语言层面的创新和文化层面的创新。绘画的独特魅力是依靠材质特殊的美感和特有的表现力去实现的。通过对绘画新材料的发现，新材料的制作和应用，以及对材质特殊美感的挖掘，可以丰富绘画语言的表现力。其探索的价值是值得肯定的。尤其在初学阶段对材料本身作一番研究和探索则更有必要。但是，这样的探索尽管表面形式较为新颖，获得的画面效果也颇为华美，却仍然只是比较浅层的创新，缺乏文化的深度。庄子曰：“道隐于小成，言隐于荣华”。过多地沉迷于仅仅对材料层面的探索，往往会忽视绘画本体语言深层次的挖掘及文化精神的提升。

　　三、早熟画家的艺术个性缺乏个体的社会化砺炼和传统文化的当代性体验

　　艺术家们刚刚从五、六十年代片面提倡政治性的集体主义和群体意识中走出来，早熟画家却又陷入了另一个极端——追求狭隘的个人主义和表现私人的生活经验。在他们的作品中，一方面表现出强烈的自我意识和个性化倾向；另一方面却暴露了个性的缺陷和人性的失落。早熟画家夸大艺术家的个体性和排他性，脱离社会群体，刻意追求“另类”，以博得人们的好奇。不仅如此，他们还一味推崇西方的“先锋”艺术，虽不曾专心研究和学习西方文化，却搬弄一套西方哲学的流行词汇，把自己吹捧成中国式的“前卫”画家，以引起人们的关注。他们热衷于关切私密的生存状态和个人私欲，而忽视个体的社会化砺炼和传统文化的当代性体验。他们的作品表面上看形形色色，五花八门，风格各异。事实上不外乎三类情形。一类是借用当下流行的各种样板风格打扮起来的漂亮的伪个性。这些样板风格就是近些年各类全国性美展的获奖作品或西方近当代名家画风的翻版。第二类则是精心策划的风格“秀”。他们故意摆出一幅大师的气派，矫揉造作，在画面上蓄意编造怪异的“陌生化”效果，或者利用披露个人隐私的手段来制造视觉的冲击力，力图与他人的画面形象拉大距离，以显示其艺术风格的老成和个性的独特。这些不尊重自己和观者主观感受的“个性”形象，常常是虚伪的、冷漠的、矫饰的、庸俗的，失去了原本真实、热情、鲜活和高雅的个性魅力。第三类是幼稚的耍杂和本能的宣泄。他们还没有掌握基本的造型规律，没有领悟色彩语言的文化内涵，对中外传统艺术也没有一个大概的了解，就开始片面追求个性化，满足于失控的自我陶醉，得意于放纵的情感宣泄，花拳秀腿，不象艺术家的风范，倒更象猴子街头耍杂的丑态。

　　四、早熟画家的艺术格调呈现出低俗化的衰退趋向。

　　早熟画家并不关心艺术品位的高低，而关心有多少人去欣赏他的作品，关心有谁能为他的艺术“买单”。在他们看来，艺术不与大众时尚接轨是没有出路的。古人在数千前就提出了“非以极口腹耳目之欲”的艺术观。而今天的早熟画家为了满足享乐主义的纵欲倾向，却偏偏以游戏、调侃等玩乐的形式出现，以幽默、滑稽和“搞笑”的面目取悦和引诱观众，大有同商业娱乐和大众传媒决一雌雄之势。画面的视觉形象倾向“卡通”化，绘画的技巧趋向简便和可操作性。符号化的造型概念且虚假，简单的色彩搭配则苍白而肤浅。正如卡维尔第所说：“套路简化了现实生活的复杂性，使复杂问题变得简单和易于了解。”画家缺乏对生活的深刻体验，画面失去了个性的特色和文化的深度。众所周知，美术字不同于书法艺术，大众的文化快餐与高雅的绘画艺术当然也不应混为一谈。艺术界这股倒退的文化势力不符合文化发展的规律和新时代的特征。

　　国人曾历经了炮火的洗礼和文化的动荡，艺术教育出现了多次的断层。改革开放以来，人们的审美眼光虽然得到前所未有的提高，却仍然仅仅处在恢复的阶段。而出生于七八十年代之后的当代青年又是伴随着卡通和网络长大的一代。其中的许多人往往喜欢带着悠闲的心态和消遣的目的去玩赏概念的动漫图像或浏览虚拟的网络信息。“欣赏”和“阅读”正在被“玩赏”和“浏览”所取代，人们产生了智力上的惰性，都不愿意或没有能力去欣赏深奥的高雅艺术，而乐于观看一目了然的卡通形象或缺乏内涵的娱乐性图片。艺术家倘若麻木地去满足低层次的审美需求，或者纵容人们的惰性，必然阻碍了大众审美水平的回升。这好比感冒发烧的孩子想吃冰淇淋，你给他一只，不够，又给一只，还不够，再给么？从表面上看那样做似乎满足了孩子的需要，实际上却可能陷害了他。艺术家虽然不能无视观众的审美取向，但也不应该仅仅为了迎合某些观众，而降低艺术的格调和审美的品位。孟子曰：“大匠不为拙工改废绳墨；羿不为拙射，变其彀率。君子引而不发，躍如也。中道而立，能者从之。”

　　早熟画家不仅经历了营养不良的生长期，而且一旦“成名成家”之后又得意忘形，狂妄自大，固步自封，不求上进。他们不断模仿自己现成的语言符号和视觉图式，不敢随意更改，惟恐“面相”的丝毫变动令观众难以辨认，从而失去画家的著名“商标”。这样的绘画违背了艺术自身的发展规律，是畸形的艺术。早熟画家已经失去了审美的潜能和艺术的活力，其结果必将导致艺术生命的提前终结。难怪历代绘画大家往往越是上了年纪画艺越精，境界越高，而早熟画家只有靠“吃老本”维持后半生的“生计”了。

　　三、学院画家

　　高等美术学院是“艺术家的摇篮”，学院画家自然就是“摇篮”里的艺术家。学院美术以传统为根基，以学识为养分，以品格为标准，以学术为目标，区别于以权威姿态出场的官方美术的和以明星风采亮相的商业化美术。执着的艺术追求、自觉的人文关怀和低调的学术姿态，让学院画家在名利至上和鱼目混珠的当代美术圈里树立起严肃的学术形象和崇高的精神标杆。但教师的职业身份和教授的学术优势，也让“摇篮”里的艺术家陷入了各种矛盾之中。许多学院画家在忘我的专业探索和学术研究中，往往淡漠了对社会现实的关注和对当下文化问题的思考，个体灵魂也常常逃离于语言形式之外，以至于在培育新人的默默奉献中失去了艺术的光芒。

　　园丁的乐趣与艺术家的使命

　　身为教师的学院画家面对一届又一届生机勃勃的专业学生，从古典绘画的造型谈到印象派的色彩，从契斯恰克夫的教学体系谈到马克西莫夫的油画训练班，从写实绘画谈到表现性绘画，从具像绘画谈到抽象绘画，从架上绘画谈到装置艺术，从行为艺术谈到观念艺术，从古代的中国画谈到现代的水墨画，从传统的文人画谈到当代的新文人画，从现代艺术的美学革命谈到后现代艺术的观念变革……滔滔不绝，乐在其中。这种翻来覆去的基础知识讲解，虽然给未来的美术家或美术工作者注入了必须的营养液，但也使许多颇具激情的学院画家在重复性的劳动中淡忘了自身的艺术使命，并因此渐渐丧失了艺术创作的冲动。

　　深厚的专业根基和完备的知识结构与当下的文化现实

　　教学过程并不完全是教师的单向输出，也有学生的反馈和教师自身的知识更新。学院画家在教学的过程中，通过对美术知识的搜集、阅读、理解、梳理和整合，建构自己的知识体系，然后在课堂讲解、课堂互动和教学反馈中发现知识的缺陷、理解的局限或观念的问题，并在理论研究和实践体验中逐步坚实专业的根基，完善学科的知识结构。无论造型基础、色彩基础还是构图基础，无论国画知识、版画知识还是水彩画知识，无论绘画透视学、绘画解剖学还是绘画色彩学，无论艺术概论、美术史论还是画论……都是学院画家必备的专业知识。深厚的专业根基和完备的知识结构，使学院画家具备了很高的学术起点和广阔的发展平台。他们甘于寂寞，常年忙碌于书斋案头，潜心于学术的探究和专业的探索。然而，正是这种令人羡慕的学术地位和过于安逸的“摇篮”生活，使许多学院画家对当前发生的社会现象和新新事物缺少了兴趣，对当下文化的各种问题缺乏了应有的关注和准确的把握。主流美术的问题、艺术教育的弊端、网络美术的现象、艺术市场的现状、新民间美术的走向等等似乎都与己无关。优越感掩埋了“摇篮”里艺术家的审美锐气和创新的激情。某些穷山恶水的当代山水画、非驴非马的新式花鸟画和装腔作势的古式人物画，都是“摇篮”里的闭门造车或无病呻吟，显得极其空洞、无聊而乏味，画面中那点所谓的趣味或新颖不过是历代文人书画或西方当代艺术的印象残余。

　　语言形式的魅力与艺术个性的表达

　　课堂美术教学为学院画家提供了长期的绘画技法训练和绘画语言实践。学院画家在反复的亲身体悟中深入了对语言形式的认识，由传统绘画的程式化构图到点、线、面的经营，再到美学的法则，由古典绘画的经典造型到平面化的图形处理，再到现代艺术的方法论，由习惯性的熟练笔触到材质的实验性探索，再到自由的绘画表现，由和谐的色调到雅致的色彩，再到色彩的品格……这个过程，也常常使许多学院画家被语言形式的无限魅力所吸引而不能自拨，乃至把语言形式的探究作为一生的终极追求，反复演练着娴熟的语言技巧，展示着优雅的画面气质，每天陶醉于绘画知识和艺术修养的汪洋大海，却忽视了自我的存在，把自我的情感、自我的审美观、自我的文化立场和自我的表达方式晾在了一边。潇洒的运笔技术、熟练的材质把握、自由的图形摆布、精彩的肌理效果、超群的色彩修养、浓厚的学术气息依然掩盖不了画家情感表达的苍白和个性表现的缺失。

　　著名画家戴士和先生在谈到列宾和苏里柯夫时说：“列宾和苏里柯夫都是伟大的画家，但我更喜欢苏里柯夫，浑厚而不炫耀。他总是虔诚地一笔笔地画。我们最后看到是一幅完整的画面，来自画面整体的冲击力。而列宾也有很震撼的冲击力，但他很强调绘画的技法。在欣赏一幅列宾的画时，我们总难免会被他画的某个局部感染，比如一组静物，比如脸上的肌理。但这些高超的技法总会使我们偏离整体。”这段精彩的谈话应当引起人们的深思。

　　学院画家应该走出“摇篮”，以开放的姿态和新的学院精神去关注生活、体验当代，卸去书本的、学院的、学术的沉重包袱，可以没有华丽的言语，可以没有学术的腔调，可以没有教授的派头，只要有真情的感受和真实的表达，那个鲜活的、感人的、质朴的艺术灵魂必将回到画面。

　　四、职业画家

　　自“当代艺术”的“四大天王”从圆明园画家村或宋庄等艺术区发家，并走红艺术市场后，有多少美术爱好者，包括一些美术院校的毕业生，都开始跃跃欲试，幻想着做个献身艺术的“职业画家”。殊不知，职业画家不易做。从古至今，都有职业画家，有名垂美术史的大家、名家；也有一部分，在社会潮流中迷失方向，成为画画的“职业卖家”，没有固定的工资收入，需依靠卖画为生，为了生存，他们不得不顺应市场的规律，而实际上将艺术抛却了。

　　镜头一：坐堂式

　　在招待旅游团队餐的某酒店大堂里，一边是画家现场表演，身着古装，表情肃然，那神态俨然是百年老药店的名医坐诊，左边是笔、墨、纸、砚，右边是供游人翻阅的载有画家艺术词条或大作的名人辞典、个人专辑、合编画册、书画报刊等等，墙上是各色荣誉证书及当地领导题词，旁边还配有介绍画家的录音滚动播放；一边是年轻美女手举托杆，高高撑起两米多长的巨幅中国画，但见上头画满了富贵牡丹或长寿仙桃，牡丹和仙桃的数量或十八或三十六，都是吉祥数字，连同装裱费两百元起价，沿桌叫卖，转了两圈，无人问津，只得另选一幅再转。

　　镜头二：赶场式

　　各地都有这样一些画家，整天外出游荡，四处打探。哪里将要办画展，哪里将要搞艺术节，哪些人物会出现，哪些媒体会到场，都了如指掌。为了进某些美术圈，三天两头请客陪喝酒、陪吹牛。至于画什么、怎么画，一切围绕主办方或组织者的意图和需要，恶心的、刺激的、色情的，要什么会什么。刚刚结束了这一场又得设法去赶下一场。只要频繁地在各种圈子里出现，混上个眼熟，名声自然就有了，卖画的机会也多了。当然，若是美女画家要进圈子，遭遇潜规则也算不得什么稀罕事。

　　镜头三：守株待兔式

　　在一些画家村，所谓的工作室实质就是画廊，只不过没有沿街的店面，经营的也只是主人自己的画，主人既做画家也做老板。这类画家虽然常常是捉襟见肘，却不得不打肿脸充胖子，摆出一副阔佬的架势，两三百平米的超大画室，气派的装潢，红酒、咖啡的招待。见有人进来，不论是画商还是闲客，总是搬出一套习惯性的职业化交谈内容和语气腔调，明明生意冷清、入不敷出，却说订单不断、画务繁忙，谈到自己的艺术，明明底气不足，却总能摆出一副激情、自信的样子。或许这是一种“能力”，有了这种“能力”，便可以守株待兔了。

　　镜头四：候鸟式

　　一帮美术教师刚刚带完美术高考班就相约上北京，在艺术区租房、装修、添家具、买画框、绷画布，很快就成了“职业画家”。交新友、拜码头、寻画商，忙得不也乐乎。不久，却发现日子并非想象中的浪漫和潇洒，画也没有销路，渐渐地储备也花光了，画行画、接小活，为了支撑生活什么都得干。好不容易熬到第二年的美术高考季节，群起返乡，重操旧业。这回有了北京“职业画家”的名头，自然学生招得更多了。赚足钱后，再返回北京。那几日，饭店天天爆满，呼朋唤友，快活非凡。新的一段“职业画家”梦又将继续……

　　所谓的职业画家，应该是以艺术为追求的创造者。但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实际上大多是一群没有职业的“画家”。他们在现实的磨砺中，没能坚守献身艺术的初衷，更没有形成独立的艺术人格，反而变得世故，乃至奸诈，早已丧失艺术家的那分执着，甚至沦为游走江湖的小商小贩。缺失了追求的“职业画家”，还是称职的画家么？其实，社会不需要太多的画家，但需要大量应用型或技能型的实实在在的一线美术工作者。上述所列举的种种“职业画家”，往往不具备基本的专业条件，或者缺少系统的理论素养和扎实的专业基础，或者缺乏先天的绘画禀赋。真心奉劝年轻的艺术爱好者，尤其是缺乏社会经验的美术毕业生，切莫盲目跟风，不做职业画家，同样能够成就一番事业，或许反倒成为了真正的大画家。徐悲鸿、黄宾虹、林凤眠、潘天寿等都是美术教师出身，算不上职业画家，却个个是绘画大师，令后人敬仰。

　　五、权威画家

　　权威对拥有者而言代表一种权力和威严，对接受者而言则是一种自愿的服从和敬仰。权威画家，原指在绘画领域取得极高的学术成就，从而博得同行敬仰和推崇的德高望重的画家，其观念引领了一个时代的审美，其作品代表着一个时代的艺术高度。然而，今日之有一些“权威画家”，虽拥有显赫的身份，扮演着重要的社会角色，在美术界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权力，却往往有权威之名而无权威之实，号权威之令，而不行权威之事，故常常误导了当代美术。

　　今勾画“权威画家”之“标准像”，立此存照，以告当代画家，注意分辨。

　　评审

　　“权威画家”有“智慧”，单凭“内靠官僚、外靠奸商”这一招，就掌握了学术的话语权和评审权；“权威画家”有“抱负”，常常通过力荐年轻人，尤其是自己的嫡传弟子或专门学习自己画风的学术“同道”，培育忠心耿耿的“粉丝团”，扩展“学术”势力，为“开宗立派”铺垫基石，最后甚至可以在美术史册里抢占一席之地；“权威画家”有“爱心”，爱美术人“才”，只要画家有“才”就不会轻易让其在评审中“流失”。

　　剪彩

　　“权威画家”往往身份高贵，一出门，必前呼后拥，鲜花、掌声、红地毯，风风光光，毫不逊色国际巨星的派头；一上台，或致辞、或剪彩、或宣告开幕，目光、灯光一齐聚焦，俨然政界要员出场。但见台下，更是拍照、摄像、采访、求签名、千恩万谢，忙得不亦乐乎。

　　专访

　　“权威画家”经常接受各大媒体的专访，专访节目的设计也往往十分“经典”。先是一大堆带“国”字头的头衔介绍，会长、院长、馆长、理事长；再是绘画成就大展示，这个奖、那个奖，又是领导接见，又是出国走访；然后是滔滔不绝的“权威”说道，新概念一个接一个，学术名词一串又一串，一、二、三、四，甲、乙、丙、丁，逻辑“严密”，思想“深奥”；最后在口口声声的“文化担当”和“忧国忧民”的感慨中完美结束。

　　指导

　　“权威画家”常以专家的身份下基层指导地方美术创作，无论地方画家的作品如何，往往都先批评一番，这里不对、那里不行，然后重复那一套“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深奥”理论，这些理论看似与画面相关，实质毫不相干。听完“高屋建瓴”的指导意见，没主见者云里雾里、将信将疑，有主见者当场发问或辩争，更有“直率”者走过背去便大吐口水，而崇拜者则如获至宝。

　　笔会

　　“权威画家”身价不菲，故很少在笔会上亮相。但只要一出手，在座同行必自觉搁下手中画笔，驻足围观，以表敬仰。摆开架势后，激情表演开始，敬畏者、崇拜者、奉承者肃然而立，或聚精会神、侧目凝视，或踮脚伸头、争先恐后探望，或察觉其有名无实，颇感失望，却碍于“权威”的威严而仍佯装谦卑恭敬或虚心学习状，每到表演得意处，常有此起彼伏的“由衷”赞叹声，画者闻此声自然愈加起劲，直至最后一撂笔，则掌声四起，恭贺“经典名作”成功问世。这场面，比起宾虹翁当年，孤身陋室作画之默默状与“寒酸”相，已是不可同日而语。

　　当然，身份显赫的画家，未必以权威自居；而身份不高的画家，也不见得就没有权威的架势。因此，只有细细明辨“权威画家”的真实面孔，才能使惯于抬头仰望的崇拜者及早撩开“权威”的迷雾，也才能使反“权威”者，瞄准目标，有的放矢。

　　六、明星画家

　　新中国成立后，崇尚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的文艺潮流把一些才华横溢的年轻画家推向了轰轰烈烈的主题性宣传画创作之中，并使之成为了众人瞩目的“明星画家”。文革后期，同样是一些年轻画家一改革命文艺的创作风格，把视线从宏大的革命事件转向普通大众的生存状态和命运，创作出大量带有悲情色彩的“伤痕美术”和“乡土现实主义美术”，成为又一批“明星画家”。文革结束以后，受西方现代美术和后现代艺术的影响，当代美术的观念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尽管其中有少数画家，能够以开放的心态对待新的美术现象和艺术观念，在绘画形式语言上勇于探索，始终保持审美的锐气和创作的激情，并不断创造出一件又一件杰出的美术作品，但大多数画家因知识结构、成长经历、价值观念等多方面的影响，加之年龄的因素，往往很难重新接受新的绘画理念，适应新的美术潮流。一代“明星画家”或在悄无声息中默默地隐去往日的光环，或在复杂的思想挣扎中渐渐淡出当代美术舞台，最终被新一代“明星画家”所更替。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新一代年轻画家，以其敏锐的审美眼光和开放的学术胸襟，积极接纳西方现代绘画的表现形式和语言方式，并与各种美术大展的学术导向巧妙结合。这不仅应合了刚刚从长期思想禁锢中解放出来的人们的期待，而且得到了体制内新的学术势力的认同。在当时，新一代美术展览的评委和美术杂志的编辑，对西方现代绘画虽然逐步开始推崇，却缺乏足够的认识，对现代性作品的理解和评判还停留在较为肤浅的层面。因此，尽管新一代画家还没有来得及潜下心来深入研究现代绘画的思想和方法，而仅仅套用了表面的样式，或者进行了模仿性的探索实践，却往往已经在各大美术展览中屡屡获奖，或在当时仅有的那几份美术杂志的重要栏目中频频露面，并因此很快成为新一代“明星画家”。这些“获奖专业户”理所当然地代表了那个特殊时代的美术“先锋”，他们的绘画作品也自然地代表了那个时期的“创新”特色和“学术”高度。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艺术市场的日益火爆和和互联网的迅猛发展，也给体制外画家的“造星运动”带来了契机。通过各种炒作手段，一些原本名不见经传的画家，其作品却常常在艺术拍场上以百万元、千万元起拍和成交。美术界的“超级巨星”纷纷涌现。

　　“明星画家”的“先锋”行为，无疑为新观念的推广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也在一定程度上鼓舞了当代美术的发展，但急匆匆的学术行为和快速走红，不仅阻碍了“明星画家”自身的学术深入，也影响了一代画家的审美抉择。由于时代的局限和明星光环的蒙蔽，一些“明星画家”常常沉迷于盲目的自恋之中，在重复性的“创作”活动中，语言气质由内在转向了表象，学术探究由深度转向了平面，个人追求由精神转向了物质。而大量的美术“票友”对“明星画家”却蜂拥追捧。技术的浅显和简单化给跟风者提供了便利。不久山寨版开始流行，“票友”们在盲目的模仿中体验着“成功”的喜悦。“明星画家”的个人局限已经影响了整个“票友”团的学术导向。“明星画家”虽然已经丧失当年的审美锐气和探索勇气，却仍然沾沾自喜于自己的艺术成果已经被“发扬光大”。当然，能够独立思考而不追随美术潮流的艺术家，在哪个时代都不缺少。他们没有明星的那份光环，始终保持着一种纯朴的艺术心境和创作状态，在孤独而寂静的艺术道路上，默默地走进艺术和思想的深处。当“明星画家”以专家的身份、以居高临下的姿态给他们指指点点时，殊不知，他们对“明星画家”的艺术认识和思想深度并不以为然，甚至暗自惊讶。

　　“明星画家”以超乎寻常的敏锐和才华，在那些特殊的年代早早地获得了巨大的专业荣誉，却又在时代的审美局限和自我的蒙蔽中失去了原本可以更加辉煌的艺术未来。目睹一代又一代“明星画家”被新一代所更替，不仅“明星画家”需深思，盲从者也当慎行。

　　七、草根画家

　　“草根画家”是指同权威画家、明星画家、“官员”画家和学院画家等主流美术阶层相对应的弱势画家群体，在美术圈里，既无专业身份和学术地位，也享受不到相关的政策优惠。他们或者是毕业于高等美术院校的高材生，虽缺乏理想的专业工作环境，却依然坚守艺术追求，或者是毕业于师范院校的普通美术生，日复一日地担负着中小学的美术教学，或者是地方文化部门的美术干事，忙碌于基层群众美术的组织工作，或者是与美术毫不相干的单位干部或职工，甚至压根儿就没有接受过系统的高等美术教育，但他们从幼时萌生的美术兴趣没有被生活艰辛所消磨和摧毁，反而更坚定了追求的梦想，积极创造学习条件，把握专业机会，并努力从业余爱好向专业创作过渡和迈进……这是一个庞大的美术群体，处在美术生态圈的底层。这些“塔底”的“草根画家”生活在普通百姓中间，根植于最平凡的现实世界，故最接地气，而那些“塔尖”的主流阶层，有的也是从“塔底”的“草根画家”起家，最后脱颖而出。因此“草根画家”在美术生态系统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承上启下作用。但是当代美术层级结构的缺陷和人才激励机制的扭曲，让“草根画家”陷入两难的尴尬境地，最终往往既断了梦想，又失了地气。

　　“草根画家”是弱势群体，既无“明星画家”的闪亮光坏或学院画家的高贵身份，也无“职业画家”的谋生之术，更无“权威画家”或“官员画家”的学术话语权，除了通过参加各种美术展览和比赛去实现个人理想之外，恐怕也没有更好的出路。

　　然而，理想的美好与现实的残酷、志向的宏大与身份的卑微、艺术探索的单纯与参展过程的复杂等矛盾，注定了“草根画家”参展道路的艰辛与坎坷。在参展的过程中，内容的选择、画法的选择都有讲究，都得应和评委口味，需苦心设计；送展过程的报名、装裱、包装和托运既费力又费钱；而等待评选和期待结果的过程，更是劳心劳神。展览的评委是哪些？怎样的画风命中率高？各级送展的“关卡”是否都给予“放行”？最终的评审是否公平？结果何时公布？等等问题从动手创作的那一天开始就一直纠缠画家的心。评选期间，路子宽的悄然出动，八面拜托，多方关照，路子窄的四处打探，急得团团转，没路子的只得听天由命。在一阵漫长的等待煎熬和紧张焦虑过后，结果出来，当获知自己的虔诚创作败于某些迎合展览的投机作品时，如晴空霹雳，一度陷入抑郁的泥潭。如此一次又一次的“磨难”，自信的画家开始变得迷茫，怀疑自己的判断，怀疑当年老师的谆谆教诲，怀疑自己一直以来的默默追求，莫非这一切都错了？“草根画家”在无奈中被卷入美术展览的竞争怪圈。当然，也有少数幸运者，初次投稿就获奖，或者经多次失败终于“悟”出其中的奥秘。既然摸到了评审的口味，接下来就按套路“出牌”，机会一到，屡屡得中。“成功”的喜悦与兴奋，激起了画家疯狂的创作欲望。日子久了，兴奋渐渐淡去，冷静过后细细一想，突然发觉那份高昂的创作热情并非来自内心的冲动，而是源自对功利的追逐，华美的画面虽然愈来愈讨得展览评委的欢心，却不断远离了画家的内在心声，于是，苦恼便随之发生。

　　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美术展览少，专业杂志和画册也不多，往往三两次大展获奖，加上紧接而来的专业杂志或画册上亮相就一举成名。这些“明星画家”的目标理想、行为模式、艺术风格成了许多“草根画家”学习的成功典范。他们希望能够像主流画家一样获得社会认可，梦想着通过展览能够一夜成名，能够以卖画养画画，改变现实的窘境，甚至一跃成为“权威画家”或“官员画家”。殊不知，此一时彼一时，现在的大小展览和杂志画册多如牛毛，国家级美术家协会的会员都数以万计或十万计，每年有成千上万的人加入各级美术协会，即便得了许多奖项或发表了许多作品，甚至加入了梦想已久的美术协会，大多画家可能照样无人理睬，该是谁还是谁，该在哪还在哪，该干啥还干啥。“草根画家”最终往往不仅没能改变现实，而且原本那种可贵的朴素和本真，以及对生活的那份真挚体悟也悄然逝去，变得世故和世俗。

　　“草根画家”的生存境况和创作心境令人担忧！

　　八、官员画家

　　“官本位”思想在中国由来已久。清代学者赵翼在《陔余丛考》中记：“元制，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匠，八娼，九儒，十丐”。在元朝社会阶层的排序中，官员位居第一，是读书人追求的理想，而“知识分子”位居第九，社会地位低下，俗称“臭老九”。文革期间，知识分子被列为改造的对象，排在“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走资派”之后的第九位，更“臭”了。由于历史的影响，当代美术界的“官本位”思想同样严重，常常是：各类书画评审委员中美术“官员”占了一大半，艺术研讨会主席台上美术“官员”唱主角，大小画展的开幕剪彩少不了美术“官员”的烘托，各大媒体专访少不了美术“官员”的添彩，办报刊杂志同样少不了美术“官员”的庇护，无论是否有瓜葛，他们的名字总被闪亮地挂在顾问名单上……画家做“官”后，亮相的机会多了，出国的机会多了，成功的机会多了，各种荣誉多了，各种头衔多了，身价直线上涨。

　　在“官员画家”中，确实有一些十分杰出的画家，但也有不少画家既没有专注于专业的探究，也没有担当起作为“官员”应有的社会责任，而是设法以权力和地位去包装作为画家的个人形象，实现“著名画家”或“绘画大师”的梦想。一些画家年轻时思想单纯、思维敏锐，有理想、有抱负，一身傲骨、满腔激情，朝气蓬勃、才华横溢，功成名就以后，价值观却悄悄地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开始对地位和权力产生一定的认同感，甚至开始羡慕“官员画家”的荣耀，或凭借出众的才华，或依靠各种努力最终如愿以偿，荣升为“官员画家”，从此平步青云。当然，有“得”必有失。画家当“官”后，虽然地位和权力蒸蒸日上，占尽了各种学术先机，可以零距离地接触大量古今中外的经典美术作品，亲身体悟其中的艺术内涵，可以全方位地掌握国内外美术发展的最新动态，拥有广阔的学术视野，可以与国内外高端学术机构和优秀艺术家频繁地进行对话与交流，了解当代艺术观念的流变等等，但是，那颗飞扬的心往往无法沉静下来，以致学术水平反倒急转而下。“官员画家”的兴趣点和规划重心从学术提升转向了职务升迁，整天忙于出席会议，忙于飞来飞去，少有时间和精力放在专业探索上。绘画创作总是匆匆起笔、草草收场，不求内在的艺术涵养，但求外在的画面效果，尽管内心空乏，却总能够有法子“光彩”依旧；阅读美术理论则走马观花，或初略其大概，或停留于新颖的名词和概念，尽管是一知半解，却往往能够给人学识渊博、观念新潮的“权威”印象。权力的投资远远大于学术的投资，而学术的探究则远远少于权力的谋求。“官员画家”开始习惯于高高在上的权威发布，习惯于台下顺耳的呼应。大作一出来就被奉为经典名作，大嘴一张就被当作经典话语。响亮的赞扬声和恭维声掩盖了窃窃的批评声，前呼后拥的风光与得意替代了孤独探求的酸甜苦辣与喜怒哀乐。于是，年轻时所具有的探索勇气渐渐萎缩，创作激情渐渐退去，艺术才情渐渐丧失，艺术探索的步伐开始落后于普通画家，审美眼光下滑，以致面对那些深层的、内在的、厚重的、真诚的绘画作品常常难以理解，却特别容易接受那些直白的、表面的、单薄的、外表“抢眼”的、乃至浮躁的、投机的作品，且倍感亲切。

　　事实上，在许多地方，不少虔诚而勤奋的画家专业水平早已远远高于某些以权威姿态出场的“官员画家”，出现了一种学术水平的倒挂现象。这些优秀画家面对下察“民情”、指引“路线”的“官员画家”，在谦卑和恭敬的行为背后，却暗藏着一种无奈和尴尬，或许只有自我边缘化，方可保持个性的独立。

　　“官员画家”本不是官，最多只是一位普普通通的优秀画家，再多一份美术管理的服务工作。“官员画家”如果真把自己当作“官”，而丧失了为“官”前那份画家的本性，那么可能既成不了一个好“官员”，又当不成一个好画家。反过来，如果能够放低姿态，多一点艺术性，少一点官腔，多一点不耻下问，少一点自以为是，多一点实干精神，少一点空谈口号，多一点服务姿态，少一点权威架势……那么“官员画家”既是好画家，又是好“官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