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鸿：肖鲁之鲁

　　我一直认为，在很多女性艺术家的作品中出现那些带有性别标识性的元素，实际上应该结合她们的性格和经历来考察。这样的判断，来源于女性思维的情绪化和情感性的特点。在这里，我们强调情绪和感性的作用，并没有贬低女性艺术家作品的艺术价值。而事实上，作品在构思和实施的过程中，因为感性因素的介入，并不会降低其理性判断的意义；反之，正因为在那些概念先入的理性逻辑推演过程中，感性元素的介入使一般性的抽象概念演绎贴近了作者自身的性格和境遇，从而在作品最后表达出来的形态中，抽象的理性逻辑与具体的感性表现之间的结合更为合理。虽然在概念艺术的理论化表达中，甚至是在现代主义阶段中那些偏重于结构、逻辑意义的观点出现之时，以个人化情感性元素为主的表现方式就已然是被视之为一种“前现代”特征而受到理论蔑视，但是，在大多数作品中，人的情感的表达仍然是作品中最能打动人的部分，只是在观念性的艺术作品中，情感的表现已经不再是表达的唯一主体而已。所以，在我自己的艺术评论中，艺术家个人的个体性特征一直是我比较关注的对象之一。如上所述，女性艺术家因为其普遍性的思维特征，我们更应该在对于具体作品的解析中尽量贴近她们的个体性格和经历、境遇，唯如此，才能达到更为全面和合理地分析作品产生的背景和语境的目的。实际上，这也更为符合“女性”艺术的整体特征。反之，如果在我们面对具体作品时先入为主地过分强调一般意义上的理论化“女性艺术”的抽象特征，是否又会落入到另一种意义上的“男权”的理论陷阱中去呢？

　　如此，在对于肖鲁作品《清洗》的分析过程中，我仍然会强调作为个体性的艺术家本人的性格特种在这其中所起到的作用和意义。肖鲁的性格用北京方言中一个词“轴”来概括似乎比较贴切，这个词的词义一般可涵盖为：“爱钻牛角尖；说话或做事情爱较真儿；不变通，而且不听人劝”。我不知道肖锋先生当初给她起名“肖鲁”的时候是基于什么理由，或许是为了纪念她在胶东牺牲的外公吧？但是，一个“鲁”字一语成谶，肖鲁在她日后的人生和个人情感的选择过程中，“鲁”或者“轴”的性格特征决定了她的命运。这个话题且按下不表，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找到她的那本自传体小说来一读。我想要说明的是，在她的艺术创作过程中，我们公认为“比较有意思”的那些作品，不管是其生发的“起因”还是具体呈现出来的“过程”形态，实际上都是和她本人的这种性格特征密不可分的。

　　我注意到在此前的一些评论和网络留言中，有人会把她和前南的行为艺术家玛丽娜·阿布拉莫维奇(Marina Abramovic)之间作比较，此二人从家庭背景的角度而言，确实有一些有意思的相同之处，但是，相比较阿布拉莫维奇的对于某个特定群体特征的宏观式表达而言，肖鲁更为感兴趣的是她个人的问题。结合我上述的关于女性思维特征的分析，阿布拉莫维奇是一个典型的从事“女性艺术”创作的艺术家，而肖鲁更准确地说是一个“女性”的艺术家。所谓“成也萧何，败亦萧何”，肖鲁的那些被人公认为“有意思”的作品，正是因为包含了她自己的情感性因素于其中，所以作品中能够散发出一种震撼人心的爆发力。而那些我自己也不是很喜欢的作品，或许也正是她在面对自己强烈的心理爆发力的时候，并不能把控和掌握它的杀伤力，反而使作品的理性力量燃烧在情绪化的灰烬中了。这也是她的作品往往会给人一种“不稳定”的印象的原因。这倒也不失为一件好事，因为这种完全基于自己个性、性格特种的作品会打上鲜明的个人风格烙印。

　　在具体到《清洗》这件作品的时候，我觉得如果肖鲁的原定方案(带一桶中国大运河的淤泥，在展览现场涂抹全身后，再在威尼斯的运河中清洗)能够顺利实施的话，或许是一件非常符合观念艺术一般性语言逻辑的作品，但是至少从我个人的判断而言，也谈不上是一件多么好的作品。请注意，这个未能实施的构思在肖鲁本人的作品中也是一个特例，因为它太合乎一般意义上的“观念”逻辑了。即便如此，它也是一件一般意义上的“观念艺术”作品，而并没有多少“女性艺术”的特征。事情的转机是从作品的实施被阻挠而开始的，我甚至是认为这个“转机”实际上是挽救了这个作品。

　　有人认为，肖鲁的原定方案在被教会势力范围下的教区美术馆阻挠实施后，因为展览的策展人是她的妹妹肖戈，所以她能有恃无恐地临时改变方案继续实施。而实际上，按照肖鲁的性格，这个突如其来的变故，恰恰是使她的个性中“轴”的成分被充分激发出来了，即使策展人不是肖戈，她该怎么弄可能还是会照样去弄，这就是她的性格中“不计后果”的一面。正是因为教会势力范围下的教区美术馆以“有伤风化”的理由拒绝了她的原定方案中“裸体”的元素，所以她偏要把“裸体”亮出来与之对抗，这就是她的性格。平心而论，在她的原定方案中，裸体的意义更贴近于一般的社会文化学意义上的“人体”，“性别”的意义倒并不是太突出，因为如果我们找一个男性艺术家来实施这个方案，作品的意义也是可以成立的。但是，天主教会的保守观点认为这个方案中“女性裸体”元素是污秽的观点反倒使作品的意义出现了转机。按照肖鲁的个人性格逻辑，取消她的作品方案实施是因为其中包含了“女性裸体”的因素，那么她就偏要把这个因素强化出来，这可能就是她改变作品实施语境的原始动机。所以，从这个前提出发，我认为原方案组成元素的“裸体”从一般意义上的“人体”转变为具有性别意义的“女性裸体”，并不是一个观念预设的结果，反之，它是在作为个体的艺术家与作为某种道德规范载体的“美术馆规则”之间的心理对抗过程中自然生发出来的。也正因为它的意义主体是“个人”的，而非一般意义上(女性的、被宗教势力压制的)“群体”的特征，所以，我倒是不太赞成彭德先生所说的，因为肖鲁在作品的实施过程中没有采取悲壮、严肃的表情特征而使作品的意义受到影响的观点。因为如上所述，肖鲁的采取“女性裸体”的方式去对抗，其动机就是基于她个人的问题，就是一个“女性”艺术家在作品实施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所以她没必要附加那些“宏大叙事”的元素而使作品看起来更像一件标准意义上的“女性艺术”作品。即便是在转机出现之后，因为“女性裸体”的问题而产生的反作用力，使肖鲁在计划改变之后把这个元素强化出来，也只是在作品的心理对抗过程中自然而然的结果，而非事先仅仅是从“性别”和“裸体”的角度出发的观念投机。实际上，在此问题上我想肖鲁也应该会有一个基本的判断，她应该绝不会指望靠自己的“半百裸女”(苏坚语)的形象从“女性裸体”的层面上去吸引大众猎奇的目光。但是，在她后来自己通过个人博客的方式发布出来的图文资料中，她刻意把那张完全暴露了自己“并不年轻”的身体的照片强调出来，其用意或许也是“非唯此不足以体现自己作品的针对性”。而这，虽然是她的作品在传播过程中的一个细节，如果换一张稍许“隐蔽”一点角度的照片，也并不一定真的会破坏她作品意义的完整，但是她非得要用这种多少会引起争议的方式，其实也是与她性格中的“轴”的一面有关联的。我在此强调这个作品在原方案受到阻挠之后，因为“偶发”因素的介入使作品的实施出现转机，从而把作品的“意义”从一般逻辑转变为个人逻辑之后，并不是最终证明作品的“无意义”，反之，个人因素在与社会规范、宗教戒律的对抗过程中，所产生的强大的心理张力构成了这个作品在出现转机之后所构成的丰富的意义张力场。

　　首先，针对当代艺术在中国大陆所面临的社会现状，我们往往会假想出一个与之相对应的“乌托邦”式的理想社会，具体而言，这个理想社会就是欧美等民主国家的社会范例。实际上，在本届威尼斯双年展期间，那么多的打着所谓“平行展”名号蜂拥赶去的中国艺术家的展览，大多数有着一个“受迫害者求解放”的潜在心理，“去威尼斯！”成为了一种讨公道、要说法的潜台词。而实际上，中国当代艺术也正因为在刻意给自己披上一层“讨公道、要说法”的“政治正确”的合法性外衣之后，也才能成为西方艺术体制为了证明其包容性和多样性的心理期待下的一个样式化的“品种”。而这种将自我置于一种“他者化”的样式品种的心理前提是，西方民主社会是当代艺术当然性的“天堂”。在此，我在行文过程中，尽量提醒自己不要落入到我朝政府的主流性话语模式中，而有被别人讥为“五毛”转世的风险，但是，不同文明之间的文化差异性现实确实是一个我们不得不面对的话题。

　　十几年前，我因为受到徐坦那个利用了当时刚刚出现的网络视频异地传输技术的“威尼斯现场”(名称记得不一定准确)的启发，一直想实施一个展览方案：在中国和西方某国分别有一个展览现场，双方的现场用视频拍摄后通过网络传输的方式分别在对方的现场中进行影像投放。在中国的现场中，现场实施那些在西方社会中可能会遇到麻烦，而在国内不会受到限制的那些涉及种族、性别，以及动物保护和环境保护的问题；而在假想的国外的现场中，现场实施那些在中国可能会遇到限制，而在西方社会中却能够公开讨论的那些民主与人权的问题。这样就会形成一个有趣的文化之间的张力场：合法与非法，真实(现场实施)与虚拟(影像远程传输)，法律的严格性与模糊性，社会道德规范的容忍程度，正义的绝对性与相对性，等等。而在肖鲁的作品中，美术馆因为她的行为方式而关闭了展览，并由此进行了一个非常观念式的“宗教清洗”，甚至可能还会引起后续的法律问题，这些，实际上也是她的作品作为开放性后延的一个组成部分。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而言，肖鲁的这个“清洗”行为在观念上是完整的。

　　也可能是我的内心一直对这个无法具体实施的展览方案有着某种期待，所以肖鲁的这件作品在语境和意义转化之后，却能够引起我的很多同感。

　　但是，艺术家，特别是女性艺术家的作品生成方式与理性的展览计划性思考方式不同，她更多的可能是源自于个人的个性化感觉方式，在作品的实施过程中又可能会受到某些偶发、临时性的不可预知的因素的影响，但是，我们并不能因此而判断这样的作品仅仅具有个人的意义。如上所述，在个人化的作品生成过程中，只有作品最后所呈现出来的意义张力场中开放性地融入了一些一般、普遍性的意义之后，其意义的归宿也将不再仅仅止于个人的经验范围之中。

　　去年底在宋庄召开的那个关于吴味的评论文集发布的研讨会上，我曾经提到过：我所理解的当代艺术的意义就在于它是“对于一切看似已经成为共识的定论的质疑精神和重新思考的态度”，在此，我还有一个补充是，这个“定论”不仅仅是特指那些社会、政治问题，而“质疑”和“重新思考”也并不是一味的形式上的“反对”。由此，我说“当代艺术”从广义上来说也就是一种“提出问题”的思考方式和思维过程，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从事当代艺术创作和研究的艺术家才具备了“现代知识分子”的特征。但是，这个“问题”也绝不仅仅只是“中国的”、“社会性”的问题。

　　附注：从“美术同盟”到“某网站”，及至“艺术国际”，本人一般不太愿意在自己负责的平台上与别人讨论那些过于两极化的问题，因为讨论到最后，别人往往会以一句“你自己的地盘”而使我置于一个道义上的不利境地。所以，关于肖鲁的这个作品所发表的相关观点，一方面是因为我可能会比其他朋友更了解她的性格，而另一方面也是我有感于国内艺术界往往会把一个“女性”艺术家的作品先入为主地置于一个“女性艺术”的前提假设之中。因为上述两点，姑且发表我个人的浅见，希望不要招致朋友们的责怪。如果要有讨论，最好我们换到其它的地方，而不至于因为我自己的“地盘”而引起一些不必要的误会。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