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迪安：美术馆也有中国梦

范迪安

　　50年发展史上，中国美术馆曾在相当长时间内成为中国艺术界的风向标。只是，随着多元艺术格局的兴起，中国当代艺术的繁荣，尤其是市场对于艺术主导力量被放大到最大的当下，中国美术馆的发展一度被质疑“仅仅只是展览馆，而不是真正的美术博物馆”，“保守”、“体制内美术的江湖”，“反当代文化精神”。

　　面对质疑，第四任掌门人范迪安在接受新京报《新艺术》月刊采访时依然明确了中国美术馆关注20世纪中国现代美术的定位。不过他也承认，中国美术馆早就失去了一家独大的历史地位。但另一方面我们仍没有一个中国现代美术的展示序列，其中更是“对新形态的艺术关照还不够，学术力量也还不够。”为此，让中国现代美术不再只有地域性价值，“使世界对中国20世纪艺术有新认识让世界重新认识中国20世纪艺术”是未来中国美术馆的“中国梦”。

　　■ 人物简介

　　范迪安

　　中国美术馆馆长，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

　　1955年生于福建。曾任中央美术学院副院长、教授，从事20世纪中国美术研究、当代艺术批评与展览策划、艺术博物馆学研究。著有《当代文化情境中的水墨本色》，主编《中国当代美术：1979-1999》、《世界美术院校教育》、《当代艺术与本土文化》等丛书。策划“水墨本色”、“第25届巴西圣保罗双年展”中国馆、德国柏林汉堡火车站“生活在此时——中国当代艺术展”、克罗地亚“金色的收获——中国当代艺术展”等展览。担任“都市营造——2002上海双年展”主策展人，第五十届、五十一届“威尼斯双年展”中国国家馆策展人、总策展人，中法文化年“20世纪中国绘画展”、巴黎蓬皮杜艺术中心“中国当代艺术展”策展人。2005年12月调任中国美术馆馆长。

　　谈主要功能 已失去一家独大的历史地位

　　“如果说80年代主要是推动美术界的创作，那现在的重点则是为公众做好审美普及。”

　　新京报：半个世纪发展历程中，上世纪80年代初因引进了大量外国艺术展览，给当时的艺术界带来震动，有说法认为那是中国美术馆的“黄金时代”。你认同这一说法吗？

　　范迪安：从中国美术馆发展史上来看它就是黄金时代。改革开放之初，中国艺术家都还没走出国门，能够在中国美术馆看到西方从古典到现代艺术的各类展览，包括法国十九世纪农村风景画、西方的表现主义、抽象艺术，还有安迪·沃霍尔、毕加索、罗丹等个展，那种兴奋是毫无疑问的。那些展览首先是解渴的，其次是解惑的。长时间以来，中国画家只从画册上看外国美术，大家千里迢迢坐着硬座火车来北京看展览，就是希望通过中国美术馆这个窗口看世界。可以说，那个时候中国美术馆办什么展，中国画坛就刮什么风。今天当然不会这样了，画坛已经完全个性化。

　　新京报：中国美术馆一直被称为国家艺术殿堂，那在现在又怎么起到引领艺术界的作用？

　　范迪安：美术馆的地位是历史性的。润物细无声，文化传播起的是滋润心灵、感动心灵的作用。中国美术馆对艺术的选择和展出确实以反映美术创作的主流为主，但它也是多样化、丰富的形式语言。展出的作品和收藏作品经过学术的选择和过滤，这就使得国家馆与其他活跃的、丰富的艺术区、其他美术馆形成互补。

　　中国美术馆已经失去了一家独大的历史地位，我们当然要面对现实。面对现实就需要做出自己的特色。一方面我们欣赏798、宋庄的活跃，但另一方面我们不能变成798、宋庄的模式。在我们这里要更多地让观众走进历史，走进一种深度的阅读，形成对美术现象总体格局、总体关系的认识。观众来这里，不仅是欣赏一些新鲜的、最新的作品而已，而是理解和认识艺术的整体状态，当然在风格上是兼容并包的。

　　新京报：如果说改革开放初期的特定时代酝酿了中国美术馆的黄金时代，那到了今天举国都在提文化大繁荣，这会不会成为中国美术馆发展的又一新的机遇，造就新的黄金时代？

　　范迪安：当然，今天的艺术创作和社会传播都处在新的繁荣时期，我们面临好时机，任务也更重。现在欣赏艺术的方式非常多了，美术家和大众对世界艺术也了解多了，所以我们也在思考，这个时候该做什么呢？我们觉得更多的是要面向公众做好公共文化服务。为美术家服务是天经地义的，如果说80年代主要是推动美术界的创作，那现在的重点则是为公众做好审美普及。

　　观众量是考核一个美术馆的重要指标。我经常说，做得再好的馆没有观众也是一种浪费。我走过很多世界美术馆，馆舍非常好，作品也很有当代性和创新的个性，但走来走去就是没有观众，在观众拓展上没有下工夫，我觉得这就是浪费。

　　今天，文化普惠是第一位的。中国之大，人民群众又有如此大的需求，我们需要用高雅艺术去普惠大众。

　　谈国际交流 建立中国现代美术展示序列

　　“到北京街头问100个人是否知道毕加索，我相信有90个人知道。但到巴黎街头问是否知道齐白石，恐怕没有10个人知道。”

　　新京报：中国美术馆是中国的视觉窗口。你觉得中国美术馆该如何向世界发声？

　　范迪安：我从事史论理论研究，因此会更多从历史角度思考美术馆建设，会比照国际知名艺术博物馆来看中国美术馆的建设目标。

　　作为国家美术馆，应该像世界著名的现代形态美术馆一样，建立起丰满、清晰的本土的现代美术序列。具体说，国际上的现代美术馆，例如巴黎的蓬皮杜中心、纽约现代艺术馆等等，都有一个从毕加索开始的20世纪初期西方现代主义一直到20世纪后期的艺术历程，囊括了作品、图片、文献、影像资料，但是我们始终还没有能够建立起这么一个中国现代美术的展示序列，美术馆几代人的积累和我们今天要做的就是尽快实现这个目标。

　　一方面体现20世纪中国美术的文化属性。这点很重要，因为中国美术源远流长，20世纪是什么特点？它的价值在哪里，都需要通过展示陈列来直观体现，另外一方面是要向世界展现中国美术自身现代之路。西方认为20世纪是西方的世纪，特别是西方现代主义胜利的世纪，其他国家的艺术只有地域性价值，只是一个被动的现代现象。

　　这样一来，从齐白石、徐悲鸿到吴冠中这些中国艺术家可能在国际学界就没有价值定论，这让我们非常着急。外国人写世界美术史，在20世纪篇章中几乎没有中国，或者只有一点点。博物馆里会展示一些中国古代艺术品，但现代美术馆里完全没有20世纪的中国作品。打个简单比方。到北京街头问100个人是否知道毕加索，我相信有90个人知道。但到巴黎街头问是否知道齐白石，恐怕没有10个人知道。

　　中国美术馆要做的，是彰显中国美术馆现代历程的中国梦，尤其希望使世界对中国20世纪艺术有新认识，这点非常重要。

　　谈风格保守 当代艺术要经过学术选择

　　“当代艺术是原生态的、初生态的，许多作品还没有定论，而作为国家级美术馆收藏必须以历史眼光来看，要有所定论的。”

　　新京报：你提到中国美术馆具有兼容并蓄风格。现在中国当代艺术历经30年发展已经成为当今中国艺术界的一部分。但总体来说，中国美术馆直到今天给当代艺术展出机会还是比较少。这在外界看来，中国美术馆仍显保守，是体制内美术的江湖。

　　范迪安：中国美术馆总体是兼容不同风格，所以才有1988年底的油画人体艺术大展和1989年的现代艺术大展。现代艺术大展作为反映青年美术思潮的展览本无可厚非，只是这个展览从开幕开始就失控了。美术馆就不是一个展览场地，而变成事件发生场所，这样就受到了批评，也引为教训。虽然现在有西方美术馆让艺术家直接在里面生活，但那不是主要方式。

　　中国美术馆是国家美术平台，着眼中国美术主流发展，这是当下视角，尤其在今天多元情况下，需要关注艺术创作的社会内涵，从风格样式来说，面对今天非常丰富的当代艺术实验，要经过学术选择，再进美术馆。事实上，在西方也这样，进入西方重要美术馆的艺术家也是经过学术定评的。

　　新京报：那从当代艺术的收藏来说呢，当代的比例占中国美术馆馆藏也不多？

　　范迪安：中国美术馆是要为未来留下这个时代的佳作，目前当代艺术确实非常活跃，美术馆也在收藏视野中关注中国当代艺术且已经有一部分收藏，也有一个收藏计划。当代艺术是原生态的、初生态的，许多作品还没有定论，而作为国家级美术馆收藏必须以历史眼光来看，要有所定论的。

　　从收藏角度来说还有一些技术问题，例如对装置、新媒体等新形态艺术的收藏我们手足无措，原因一个是库房太小，第二这些作品怎么保存，在没有看到世界很多经验的情况下，我们不能贸然下手。上次我到韩国艺术博物馆，他们的馆长说，他们收藏了白南准一个很大的作品，是用世界上最早的电视机做的作品，那个作品有80多台电视机。但馆长说现在电视机坏了一半了，现在又买不到当时那种电视机，根本替换不了。

　　谈学术立馆 研究缺乏新视角与贴近性

　　“对馆藏要投入研究，才会形成有新意的展览，讲出好的故事，对当代更要研究，才能准确把握。”

　　新京报：此前曾采访大都会艺术博物馆馆长康柏堂说起现在的美术馆、博物馆要跻身世界顶级核心竞争力还是靠学术研究。你在2005年上任中国美术馆馆长时也谈过包括中国美术馆在内的国内美术馆学术性都不够。那么这8年来有进展吗？

　　范迪安：整个美术馆系统越来越意识到“学术立馆”的重要性，对馆藏要投入研究，才会形成有新意的展览，讲出好的故事，对当代更要研究，才能准确把握。这些年我们馆在一部分展览中比较好地体现了学术的主旨，也投入了学术力量，类似重大展览、大主题的展览，不仅有馆内人员的研究，也邀请美术界专家参与策划。另外一个是我们对历史上比较重要、但被忽略的现象进行研究，类似之前举办的“留学到苏联”的展览。对当代美术的发展我们也研究在前，包括书法的提名展、都市田园的中国画提名展。这些都是在美术现象研究基础上提出展览的选题，然后组织作品。

　　这几年应该说我们还是做了一定量的学术工作，但总体上我认为还有相当大的距离。这个距离有两个：20世纪以来的中国美术历史很丰富，当代美术如此活跃，怎么能有更新的视角贴近历史？怎样更近距离地贴近当代？这两者都有距离。对历史来说要有新视角，不能老是炒冷饭。对当代来说，是要更贴近，中国美术馆对当代的活跃性还关照不够。

　　新京报：中国美术馆展览有一套严格的准入制度。但是对于外界来说还是觉得有多数展览只是租用场地，学术性屡遭质疑。

　　范迪安：这个说法需要调整一下。这些年我们自主策划组织的展览比例已大幅度上升。申请租场地展览，也先做严格资格审查，每次只通过不到1/3，办展者缴纳一定费用，因为场地是国家资源，需要计入运营成本。

　　当然，西方有的美术馆全部是自主策划。在西方，艺术家基本不去申办，只是搞好创作，等候美术馆来找，而我们有个观念调整问题，当然，现在我们逐步加强了自主策划的力度。这几年，以我们馆展厅总面积和展览总时间来说，自主策划的展览占了1/3，而今年则将近一半。

　　新京报：中国美术馆自主策划展览中也有几个品牌，但总体偏少。类似新媒体艺术是中国美术馆的一大品牌，这方面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设想？

　　范迪安：有几个品牌，其中有油画、中国画提名展，书法有邀请展，还有新媒体艺术、海峡两岸当代艺术展、春节贺岁大展，另外就是我们现在做的20世纪中国美术研究。不过在当代方面的品牌还不突出，我们正在思考。

　　■ 远景目标

　　谈新馆筹备

　　展览中心论转型公共文化服务

　　“我们整个国家的事业机构，特别是文化事业机构长期徘徊在体制改革快慢之中，没有建立一种科学的良性的运营体制与机制。”

　　新京报：中国美术馆新馆选址在鸟巢附近。2012年7月，法国设计师让努维尔的方案被评为第一名，但一直未见官方发布，那现在新馆建设进行到哪一步了，会不会因为其他原因改用第二名或者第三名的方案？

　　范迪安：新馆建设方案是通过国际评标评出来的。第一名方案获得者一定要加上北京建筑设计院，不能光讲让努维尔事务所，这个方案是中外联合体的成果。目前，建筑师在深化和优化方案，要在文化性和功能性方面进行优化、深化，还需要再进一步协调之后争取早日开工建设。

　　新馆的功能性设计包括了收藏与保护系统、展示与陈列系统、数字美术服务系统、公共服务包括图书馆和信息中心、公共教育系统和美术馆内部管理系统等，而这些又与温湿、安保、网络、通风系统等设施相互套在一起，是一项极其复杂的全功能的规划，力争比较完美地达到世界一流水平。

　　新京报：新馆建成后，人员配备上会有何调整？

　　范迪安：我们非常需要加强研究和展示团队，藏品保护和保管团队，还有推广团队、教育服务团队的建设，还要高水平的管理运营团队。当然更重要的是要加强队伍整体的素质，使美术馆更加专业化。以往大家都注意到，中国美术馆在很长的时间里虽然也有藏品、有做服务，但总的来说是以展览为中心，以后新馆会在视觉艺术领域的公共文化服务上，努力进行专业化建设。

　　新京报：可能由于体制不同，大家会觉得国外一流美术馆商业运营模式多元，而具体到中国美术馆你也提到了是偏向展览场所，商业运营还是比较欠缺。新馆成为公共文化服务的专业机构后会在商业运营上有新考虑吗？

　　范迪安：现在已开始规划新馆运营这一环节。我们整个国家的事业机构，特别是文化事业机构长期徘徊在体制改革快慢之中，没有建立一种科学的良性的运营体制与机制。一方面国家需要投入，另一方面如何激活一个事业单位自身活力，更多挖掘潜力，使它不仅是为经济效益而努力，而是为了使它能够长期良性运转。我们一是政策不够，二是政策不明确。不知道该做什么，不能做什么。

　　坦率说西方很多博物馆的服务功能是多样的，也增加自身活力，例如接受企业、基金会赞助，尤其衍生产品的开发是经济来源的重要方面。但我们在这方面的力度还不大，这不光是中国美术馆的问题，是整个国有文化事业单位如何优化机制体制的问题。现在国家已开始进行事业单位体制改革。希望这次改革更明确，能提供公益性文化机构的运营、评估以及政府资助好的方式方法。

　　采写新京报记者 李健亚

　　摄影/新京报记者 秦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