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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伯驹和夫人潘素 青年张伯驹 张伯驹演出《四郎探母》剧照。余叔岩饰杨延昭（左），张伯驹饰杨延辉（右）。

　　本报记者 朱永安

　　北京后海银锭桥往西不远，南沿26号的一家民宅并不引人注意，只有门楼左侧砖墙上一块新装不久的石牌提醒路人，这里是“张伯驹潘素故居”——在后海的众多名人故居中，这个小院鲜为人知。见面约在上午九点，此时银锭桥下的人力车夫已经开始排队等客，后海正准备迎来新一天的喧嚣。接受采访的故居纪念馆馆长楼开肇是张伯驹的外孙，他和母亲——张伯驹的女儿张传綵以及父亲楼宇栋一起居住在这里。

　　故居坐南朝北，有东西两个不宽的跨院，东院南北四间房，西院北房五间。1956年，张伯驹和夫人潘素住进这座不太规整的小院，直至去世。楼开肇说，建立故居纪念馆就是要向世人介绍、展现一个全面的张伯驹。筹建多年后纪念馆得以在2011年6月正式启动，虽然目前仍有许多工作尚未完成，但已经是一个好的开端。张伯驹夫妇在这座最后的寓所里，创建了琴学传习社、庚寅词社、北京书法研究社、京剧基本研究社、中山书画社，倡议成立了韵文学会等，并向北京故宫[微博]博物院、吉林省博物馆等单位捐出了陆机《平复帖》等百余件顶级书画文物。他所言“予所收蓄，不必终予身，为予有，但使永存吾土，世传有序，则是予所愿也！今还珠于民，乃终吾夙愿！”在纪念馆网站首页醒目展示。

　　名门公子 钟情书画

　　张伯驹，1898年生，字丛碧，别号“好好先生”，河南项城人，常自称“中州张伯驹”。6岁时过继伯父张镇芳(袁世凯表弟，曾任署理直隶总督、河南都督)，与溥侗、袁克文、张学良并称为“民国四公子”。

　　张伯驹幼年入私塾，又接受新学教育，小学毕业后跟随父亲来到北平，1917年从中央陆军混成模范骑兵团毕业，后在曹锟、吴佩孚、张作霖部任职，做到旅长。又因不满军阀腐败生活而离开军界，协助父亲打理银行业务，但对银行事情不感兴趣。1927年，他开始收藏字画。张传綵说，父亲在长辈眼中其实是个叛逆者、败家子，但家人对此无奈，只好随便张伯驹自由选择。

　　谈及张伯驹的收藏，人所熟知的是他向溥儒三购《平复帖》以及卖宅购买《游春图》的往事。

　　《平复帖》是晋代陆机真迹，是我国存世最早的书道瑰宝。经过有序流传，《平复帖》在清末民初年间转至旧王孙溥心畬手中。1936年，溥心畬旧藏唐代韩幹《照夜白图》经古董商人流失海外，张伯驹挽回不成，十分惋惜。为避免重蹈覆辙，张伯驹三次向溥心畬求购《平复帖》，终于在傅增湘的帮助下以较低的4万元价格购得。他曾在《陆士衡平复帖》一文中说：“在昔欲阻《照夜白图》出国而未能，此则终了夙愿，亦吾生之一大事。而沅叔(傅增湘)先生之功，则更为不可泯灭者也。”

　　日本宣布投降后，溥仪带到东北的书画文物比较集中地在市场上出现，张伯驹找到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提出收购流散文物的建议，并主张“宁收一件精品，不收若干普通之品”。范仲淹《道服赞》卷是宋人著名墨迹，张伯驹认为极富收藏价值，后经故宫理事会讨论，理事胡适、陈垣等认为价钱昂贵拒绝收购。张伯驹焦急之下自己举债购买了《道服赞》卷，事后他不无感慨地说：“盖胡适于此道实无知耳。”

　　隋代展子虔的《游春图》有重要历史价值，张伯驹得知古董商人马霁川收有此图，担心被贩卖海外。他认为这样珍贵的作品个人不宜收藏，希望故宫能买下此卷，并以故宫名义致函古玩商会，告知此卷不准出境，然后才好谈价钱。故宫表示经费困难，不愿收购，同时也不愿致函古玩商会。因屡收书画巨迹，此时的张伯驹已经手头拮据，无奈之下他只好托人沟通，并卖掉原购李莲英的一处占地15亩的宅院和夫人的一些金银首饰，自购《游春图》。此后南京政府张群愿出高价购买，张伯驹拒绝相让。

　　1952年，张伯驹以购时原价将展子虔《游春图》让与故宫博物院。1956年，张伯驹潘素夫妇又向文化部做了一次捐赠，文化部的褒奖状中写道：“张伯驹、潘素先生将所藏晋陆机《平复帖》卷、唐杜牧之《张好好诗》卷、宋范仲淹《道服赞》卷、蔡襄自书诗册、黄庭坚草书卷等珍贵法书等共八件捐献国家，化私为公，足资楷式，特予褒扬。部长沈雁冰。1956年7月。”此举一时间引起文化界震动，这些作品也成为故宫博物院“珍宝中的珍宝”。

　　温文尔雅 散淡文人

　　张伯驹长于书画鉴定，自身也研习创作，他独具风格的书法作品被称为“鸟羽体”。夫人潘素在他的影响下成为名重一时的青绿山水画家。张伯驹与京剧界名角交往深厚，早年向余叔岩学戏并协助余叔岩完善戏词音律，此后的余派传人多经张伯驹指点。张伯驹还精于诗词韵文，出版有《丛碧词》、《春游琐谈》、《春游词》、《雾中词》、《红毹纪梦诗注》等。

　　刘海粟在回忆张伯驹时曾说：“丛碧词兄是当代文化高原的一座峻峰，从他广袤的心胸涌出了四条河流，那便是书画鉴藏、诗词、戏曲和书法。四种姐妹艺术互相沟通，又各具性格。堪称京剧老名士，艺苑真学人。”

　　1937年，张伯驹过40岁生日，为河南赈灾义演《空城计》，张伯驹主演孔明，杨小楼、王凤卿、程继先、余叔岩等名角给张伯驹这位票友配戏，轰动一时。

　　正如当年《空城计》中诸葛孔明所唱“我本是卧龙岗散淡的人”，“散淡”二字也是对张伯驹最合适的概括，这从诸多友人的回忆中可以略见一斑。

　　王世襄曾向张伯驹借阅《平复帖》，堪称当代文化史上的一段美谈。王世襄一直想要研究《平复帖》，但想到东西太过珍贵，小心翼翼地提出，能否在张伯驹家看上一两次。没想到刚一提出请求，张伯驹即回答：“你拿回家看去吧。”《平复帖》在王世襄家放了一个多月，王世襄后来根据著录才完成《西晋陆机〈平复帖〉流传考略》一文。然而这段往事若不是后来经王世襄口中说出，则无人知晓。

　　周汝昌对张伯驹的印象是“温文尔雅，毫无俗气”。他曾回忆说：“我到了张先生那里，我不理张先生，张先生也不理我，我就坐在大客厅的外间，我愿意干什么就干什么，我要回学校了，也不告辞……一丝没有俗气、一丝没有富贵气。”

　　温文尔雅的文人常有执拗坚硬的一面。楼宇栋在《张伯驹》一书中说，张伯驹以优游的态度，闲逸的情调，仗义的作风，散淡的心情形成了他那饱满的个性和独立的精神，所以在吞食和消化人的各种政治风浪中，他既有着适应的弹性，又有着自我完善的刚性。1956年，张伯驹因坚持排演尚未解禁的传统京剧《马思远》受到批判，他后来以诗纪事说：“一朝天子一朝臣，舞榭歌台梦已陈。啼笑皆非马思远，中州断送老词人。”张伯驹的“右派言论”在其时则更加炸耳。“既然讲了民主党派和共产党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就要有个互相的样子，不能只走形式，伸手算一票。从法律上讲，便要有保证。否则，干脆取消，反倒痛痛快快，直截了当。”“文艺不一定都要为政治服务，也可欣赏，陶冶性情。从这一点来说，对社会主义建设也是有好处的。换句话说，炒一盘好菜，能表明政治观点有什么毛病吗？吃好了，吃饱了，工作有精神了，也就是政治了。”

　　章诒和在回忆张伯驹与父亲章伯钧的交往时有过这样的记录：章伯钧曾对张伯驹说，许多人在“鸣放”后被划了右派，但很不理解为什么你捐献了那么多有价值的文物，居然在政治上没有起到作用？张伯驹则摆摆手，打断了章伯钧的话头：“章先生，你不必向我讲这些话。你是个懂政治的人，都成了右派。那么，我这个不懂政治的人划成右派，也就不足为怪。再说，右派帽子对你可能是要紧的，因为你以政治为业；这顶帽子对我并不怎么要紧，我是个散淡之人，生活是琴棋书画。共产党用我，我是这样。共产党不用我，我也是这样。”

　　怎样纪念张伯驹

　　1982年，张伯驹感冒住进北京医院，因级别不够只能住在多人病房，同病房有人先后去世，张伯驹吵闹回家，后感冒转入肺炎，病重去世，享年85岁。

　　今年是张伯驹诞辰115周年，115年在中国并非十分重要的纪念节点，但楼开肇仍然坚持举办纪念活动。一来因为此前没有过对张伯驹正式、深入的纪念活动；二来张伯驹潘素故居纪念馆今年挂牌，他认为需要藉此对张伯驹有更广泛的宣传。通过多方奔走和沟通，他的努力终于有了结果。

　　4月19日晚，“纪念张伯驹先生诞辰115周年京剧演唱会”在北京梅兰芳大剧院举行，余派老生名角王佩瑜以及京剧名票启骧等登台献艺。4月23日，由文化部主办的“纪念张伯驹先生诞辰115周年——张伯驹潘素书画展”在故宫博物院神武门展出。虽然展厅环境略显简陋，但楼开肇说，和在其他的美术馆、博物馆不同，只有在故宫举办展览才能真正体现出对张伯驹的纪念意义。

　　作为一代大收藏家，张伯驹将所有书画珍品捐给了国家，如今凭借什么纪念他？楼开肇给出的答案是“张伯驹”三个字。楼开肇说，虽然纪念馆的运营经费都需自己筹措，但是这件事仍然要做下去。通过生活化的陈设，不定期举办京剧联谊会等活动，以及研究者和观众预约参观，乃至三轮车夫走过故居门前时对游客不准确的讲解，都可以改变目前社会对张伯驹知晓度偏低的现实。“现在某些号称国学大师的画家很善于自我经营，不管人品画品究竟如何，至少市场认可、市井街头都知道他的名声。张伯驹从未有过这种‘经营自己’的概念，但越是如此，我们更不能不做事情。”作为面对当下社会现实的后人，楼开肇的说法也许不无道理，但怎样纪念张伯驹，又难简单用“经营”二字回答。

　　楼开肇告诉记者，今年下半年纪念馆还将邀请当代书画家参展，举办纪念张伯驹的展览活动。张伯驹的纪念集《回忆张伯驹》也将由中华书局[微博]出版，他邀请了章诒和为新书撰文。在题为“中国文人的别样文字”的序言结尾，章诒和写道：“在他心里，文化至高，传统至上，超过任何的政治利益和各种的主义，是个彻底的文人。张伯驹散淡一生，始终属于那个逝去的时代。”

　　(本文写作参考了楼宇栋、郑重著《张伯驹》、章诒和著《往事并不如烟》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