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海涛：韩涛的艺术塔变

韩涛作品

　　与韩涛认识有十来年了，初次见面到现在我对他印象最深的是他山东的乡音难改，这也可能是他潜意识的不想改掉这“骨子里”的东西，就象中国的当代艺术一直难改中国木土现实的生存状态和历史文化的影响。这个艺术特征体现最近韩涛作品关于“塔”这个经典文化符号的关注上：2012年前韩涛创作了素描作品《塔》，2012年创作了《我们的支点》与《无题》，都运用“塔”作为寓言的载体。当代艺术史中在国际上有影响的艺术家都在转换着中国本土的经典文化，并运用中国经典文化符号进行创作，如：蔡国强的“火药”，黄永砯的“中药”，徐冰的“印刷术”和古文达的“汉字书法”。如果说老一辈艺术家的中国牌主要是寻求在国际上与西方文化差异性和表现中国后现代艺术的解构特征，可以看出他们主要在文化范畴谈文化变革，而近二十年后的的七零后青年艺术家韩涛在创作语境和时代背景上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创作的经典文化符号“塔”中，更多赋予个人体验和经历、现实情境和全球化生存困惑及生命的寓言性，简单说就是把文化与现实生存感受紧密结合在一起综合性创作。

　　一、《塔》系列作品的文化转变

　　2002年后我一直关注韩涛的作品。把经典文化思想与现实情境具体的融合不是他突然蹦出的想法，也不是他个人的点子化的策略。他表现的塔有两类：一是宝塔，即佛塔，二是佛塔引申出的现实生活中的高压线塔。

　　韩涛创作《塔》系列与韩涛生活经历有关，韩涛的父亲是一个制造高压线塔的工厂厂长，青年的生活经历与“塔”必然有着不解之缘；而他后来创业来到北京，居住在宋庄的艺术园区，自己的房子居然在一群高压线塔下。据说，正是这群高压线塔，才使这片土地不在城市化拆迁范围之内，因为没有人愿意开发具有高压辐射的土地，这就无形中给生活在这高压塔下面的韩涛及艺术家朋友们一个荒诞的“保护伞”，似乎是因祸得福。然而这个保护伞是“祸福相倚之塔”，因为长期居住必然会受到高压辐射，对身体必然有伤害。其实我们生活的工业化和信息化的时代，每个人都生活在这样的高压和辐射之中，更何况我们还面临着政治和社会意识形态的高压辐射，还包括我们身边使用的生活用品、家用电器、核能源也都存在着物理辐射，因此高压线塔与核武器一样带给我们的感受自然不言而喻。这与韩涛1999年到现在创作的其它事件性的生命寓言作品一样，政治、科技和经济带来的“便捷保护伞”与生存危机的并在，这其实也是公民个体的一种无奈和尴尬的生存状态，也应验了老子“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的思想，好事和坏事互相转化，在一定条件下福就会变成祸，祸也能变成福。韩涛在由现实生活中时刻伴随的高压塔感受，又引申和转换出了中国佛教宝塔的悖论特征。

　　2012年我策划的“文明相悖论”三人展中韩涛创作了《我们的支点》大型装置作品，作品中韩涛把生活中传递光明的“保护伞”高压线塔搬入了美术馆，制造了“塔倒塌”的现场，地上密集散落着它身上的零件(螺丝和80年代至今的中国高压线塔设计变革的草图)，一位老人沮丧地骑在生命之木上(意向的龙)，脚下踏着云彩(生命之源面粉材料)，无奈的想逃离现场，这种意向的“超现实主义”场景，让人感到很心酸和尴尬。这时我们回想“我们的支点又在哪里呢？”我们生存的时代，快速发展的文明其实是以生态的危机和道德缺失为代价的，科技在进步可能文明会倒退，凶吉相悖，再次给我们带来警示。这种悖论的特征已经体现在韩涛之前创作的素描《塔》作品中，中国人心中的“保护伞”没有基座而由两个搭顶组合，而这样的塔必定失去基座重心只有悬置空中或倒置地面，也象征了当下文明之塔支点缺失的悖论现状。

　　而在2012年我策划的《生物·生态》展上韩涛再次创作了《无题》作品，这次韩涛将制作好的无基之宝塔用工业化的脚手架，悬置在空中，而塔下面粉之上的面包片拼成塔形，再在上面放满了密集的面包虫，展览中虫子一直在蚕食意象的面包“塔”，而这种欲望的吞食，正是我们的文明之塔逐渐被人类蚕食的象征。这批系列作品中中国经典符号中加入了感性的现象体验，同时又融入了自己生命的体验，而我们的现实中正是在这样的私欲主导下充满着困惑。

　　2013年1月韩涛受邀参加第55届威尼斯双年展，他和我介绍了他作品的方案，作品依然延续了“塔”的文化符号。这个作品也将他的生命体验和情感经历凝结其中。他回忆奶奶对他说的一句不可思议的话深深地触动了他，奶奶说她一辈子未见过彩虹。这样的话具有老人对美好的憧憬，又似乎具有一种时代的悲剧性，这种悖论韩涛想把它表现出来。他把悬置的塔用七色彩虹妆点，无基的双头塔又似乎很虚幻。韩涛又用七个意向表现彩虹色的实拍影像表现奶奶的生命历程，给作品带来了深刻的“感动”色彩。现在的艺术所缺失的就是“感动”，“感动”也会成为艺术价值判断的元素。

　　二、个人作品脉络

　　上文中《塔》系列表达的切身感受在韩涛1999——2009年创作的木刻版画中就有所体现，把现世中“政治、生命与死亡”感受与画面中对应的“政治人物、松树、倒下的人”寓言性的联系在一起，作品把大的环境下生命的脆弱表现的非常充分，而这一创作线索一直延续到现在。韩涛2005——2006年创作《痕迹》系列，2006——2007年创作《切尔诺贝利》系列，2007——2008年创作《98印尼反华》系列，2005——2009年创作了《孤儿院》《美军虐囚事件》，2006——2007年创作了《狗咬狗》系列，2004——2009创作了《树》系列………这些系列的创作都与早期木刻在个人脉络上有所延续，随着时间的变化逐渐将这种观念更加具体化，直至落实这某某事件的描述上，而这个视角之上的人文关怀不分东西方和中外，都表现出一样的特征：一种无力的抗争与尴尬、被伤害与死亡，绝望与愤怒、同情与渴望。而这批作品在绘画语言上韩涛也有所实验：颜色沉重和笔触的流淌、交织、甩、点、格线、曲线和交错的橡皮擦线，都表达了艺术家创作上的情绪和态度。

　　韩涛在这个创作阶段与他创作的文化符号“塔”有着潜在的联系，如：公共权利欲望、文化支点倒塌、个体生命体验和脆弱。经过这阶段的创作后，这时再创作的“塔”必然带有作者生命的体悟和综合性。韩涛是个综合能量很强的艺术家，他善于运用诗歌、电影、绘画、雕塑、装置、行为艺术等各种媒介自如的转换，表达自己的愿望。

　　三、祸福相倚之塔

　　韩涛作品中表现的“佛塔”是亦称“浮屠”，一般用以藏舍利，经卷等，故为宝塔。佛塔而后成为人们祈福，吉祥的标志与象征。佛教认为：信徒们如果能经常性的环绕佛塔作礼拜，就可以在来世获取无上的功德和福报。佛塔在印度孔雀王朝的阿育王时代和我国五代十国时期建造数量成最大规模，各建造多达84000座塔。佛塔即是民心所向，也是政治统治者稳定民心的工具，原因是这两个朝代大规模建塔都是战乱纷飞时期；然而其实不只是孔雀王朝和五代十国时期是这样，佛塔在历朝历代都称为被统治者利用的工具，起到或积极或消极的作用，不论历史传说还是真实的历史记载中“祸福”都一直伴随着宝塔。

　　“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人乐善好施的通俗，也是扶危济贫、救死扶伤义土们的谦逊之辞。可对于“塔”，不论中外，也承载了很多悲剧的痕迹。墨西哥玛雅文明中的金字塔，成为祭祀或葬礼的主要场所，而活人祭祀的迷信，时常血洗金字塔；埃及的金字塔也是死亡和墓地的象征，帝王们塔用来寄托虚妄的来世，象征通往天堂的标志。中国历史(神话)传说中如《封神榜》《西游记》中李靖试图将象征自由和反叛的哪吒和孙悟空困于塔中，这样的传说在《白蛇传》中体现的更为突出，法海将白蛇娘子困于雷峰塔。于是有了民国时期雷峰塔倒，引发的神秘猜测。而鲁迅在《论雷峰塔的倒掉》将雷峰塔倒掉的社会新闻与《白蛇传》的民间故事巧妙的结合起来，借雷峰塔的倒掉，赞扬白娘娘为争取自由和幸福而决战到底的反抗精神，揭露封建统治阶级镇压人民的残酷本质，表达了人民对“镇压之塔”倒掉的欢欣之情。至于雷峰塔为什么倒掉，真实原因是认为雷峰塔的砖可以镇灾平安，挖雷峰塔的墙角而挖倒了，这也反映了封建人民的愚昧思想。

　　解放战争时期，建于唐代宗贞年间的延安宝塔，也成为了胜地延安革命的标志和象征，宝塔则从风水和政治意义上都远远大于宝塔本身的影响。

　　而韩涛表现的“塔“也想说明一个福祸相倚的悖论关系，宝塔的“支点”的缺失，给人带来了祈福保护的同时，它也可能会成为束缚我们精神与自由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