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骥才：70岁仍具有挑山工的勇气

冯骥才

　　本报记者  曹俊杰  北京报道   

　　“我就是一个失败者。”当这句话从冯骥才口中说出来的时候，仍让人感到惊讶。

　　这位年过古稀的老人，身体健硕，1米9以上的大个，在任何时候都显得精神奕奕，著作等身、思维敏捷、记忆力出众，他能脱口而出“现在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1219项”、“2010年以前每天消失90个村落”、“中国民间口头文学史9.4亿字”等关键数字和时间点。只是一高一低的肩膀，才略微让人觉察到，这是常年伏案写字而落下的通疾。

　　近日，冯骥才以“民间文化守望者”的身份，刚刚荣膺“万宝龙国际艺术赞助大奖”。在旁人看来，这位文联副主席作家的“不务正业”——投身于处于弱势的中国文化遗产的抢救和保护工作，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工作。

　　不过在冯骥才看来，也许正是这样的困难，才让他下定决心，热衷于年年进行大量而艰苦的田野普查，四处游说、宣讲、呼吁国人的文化自省，主编大量的非遗文化档案，建立文化保护基金会，唤醒公众的文化责任和意识。

　　“在创造光辉灿烂的文化上，中华民族是个伟大的民族；而在破坏自己的文化上，也是个一等一的民族。”冯骥才嗟叹。

　　冯骥才仍具有他笔下“挑山工”的勇气--在陡直的似乎没有尽头的山道上，以冯骥才为首的一帮民间文化学者，正担负着将保护民间文化的重担，一步步走向山颠。

　　《21世纪》：经历这么多年的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跟您刚刚从事的时候相比，有什么变化，大家的意识是否真的在提高？

　　冯骥才：国家层面倒是重视了。国家有了立法，人大通过；国家有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把一部分最好的历史财富认定为国家的文化遗产，正式以法定的方式确认；传承人确定了，代表性传承人现在每年国家要拨1万块钱，集体传承国家要给一定的经费支持；全民文化遗产意识有了，这是很不容易的，文化遗产有一个很重要的性质，文化遗产是公共的遗产，不是个人的遗产，我们要认定它是遗产了一定要有公共理念和公共意识，文化遗产的重要性和价值可以看到了是很不容易的。

　　《21世纪》：这是正面的情况，但与十年前相比，又出现了什么新问题？

　　冯骥才：从负面情况来看，尽管我刚才说的都有，但仍然挡不住第二轮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破坏，这个词儿过去我没有用过。第二轮的破坏来自几方面，第一方面就是开发，确定了某一个音乐、舞蹈或者民间艺术或者民间的手艺是国家的文化遗产了，就等于给它定了一个名牌和老字号，等于增加了文化遗产的价值、资源性，这样就有很多人出于商业和盈利的目的把手伸进来，手伸进来以后一定要按照商业的规律却改变它适于商业的目的，如果某一部分不适合商业目的，一定要改变它，就造成了破坏。第二方面是当年申遗整理文化遗产的时候动机不纯，官员为了政绩，为了他一任上那个地方能批准向国家非遗，他才申报，才请专家做调查，当申报批准了以后政绩完成了他就没有兴趣了，就撇在一边。第三方面是没有专家支持，我曾经参观过日本的一个木匠，他的发明和以前最老的经典，所有的东西都有模型、资料、照片和录像，可是我们的艺人很大问题是没有专家帮助他们，基本国家评完了往那儿一扔就等着开发商开发。第四方面是城镇化，很不客气的说我们的城镇化是为了拉动经济而搞的，我个人来看城镇化的最终还是人的城镇化，政府现在对城镇化过程中的文化失语是很大的问题，政府为什么不谈一谈城镇化了之后文化问题怎么办，在这样一个环境下文化遗产基本在城市化的过程中就没有人管了。

　　《21世纪》：您说第二轮对于非遗的破坏罪魁祸首就是快速城镇化的过程？

　　冯骥才：城镇化是大势所趋，我们这个国家的城镇化应该继续推动，但城镇化不能只考虑商业经济，特别要考虑从农耕文明向城市文明的过渡，怎么过渡中间不出现文明的断裂，不丢掉原有的文明财富。2010年之前的十年基本是一天消失90个村落左右，等于一年消失9万个村落，最大的问题是我们不知道9万个村落里哪些是有价值的，因为我们没有村落史，城镇化过程中国家应该出头调查。去年夏天由国务院决定由四部局，住建部、文化部、财政部和国家文物局成立全国传统村落的普查和认定，第一批已经认定出来646个，正在认定第二批，最终认定多少我不知道，要把全国村落过一遍筛子，现在还有200多万个村落，这是非常浩大的工程，这在全世界都很罕见，我们是农耕大国，大批农村进入城市之后原有的非遗怎么办，到现在仍然没有任何人思考这个问题，没有人思考可是城镇化照样进行，这恐怕是个很大的问题。

　　《21世纪》：包括您在内的专家对民间文化保护的努力方向是什么？

　　冯骥才：我现在努力做几件事，一个是原有的非遗做了一些大的项目没有完成的继续做完，现在重要的几个项目，第一是中国民间口头文学，多年来调查中国的诗史、叙事诗、神话故事、歌谣、谚语调查到现在，最近这个工作已经做完了，通过汉王进入数据库，一共9.4亿字，如果印成书要印5000部，这是中华民族口头文学创造最后剩下的东西。第二是传统村落保护，我们刚刚成立中国传统村落保护和发展中心，配合政府，给政府提供传统村落保护的标准，按照什么样的标准来认定古村落，怎么保护，保护的标准是什么，研究保护的方法，提供各种保护和交流的平台。

　　《21世纪》：当初为何要下定决心投身在文化遗产保护的工作上？

　　冯骥才：我是一个失败者，所有想做的事情最后都失败了，比如1990年代天津旧城改建，这对我打击很大。我看了多少美好的东西最后都消失了，每年我都要去欧洲跑一跑，看看欧洲的方法，但每次看了以后真是特别悲哀、自卑，人家的民族对自己的文化这么爱惜，我们为什么对于自己的文化无动于衷、麻木。我们看了一些农民丰收的时候跳那种舞蹈，单纯又美好，我们怎么没有感觉呢。我们都是很弱势很孤单的人，而且知识分子本来都是个体，没有多大力量，最大的力量就是思想，但是别小看思想，思想可以穿越时代，权力不能穿越时代。

　　《21世纪》：您有没有总结过为什么这些事情都会失败呢？

　　冯骥才：还是我们不爱自己的文化，我曾经想过我们在创造光辉灿烂的文化方面确实是伟大的民族，但我们破坏自己文化的方面也是一等一的民族，不信就跟意大利人比比，跟法国人比比，跟日本人比比，我们破坏自己的文化也是第一的，不关切。我们拿文化不当回事，何况现在进入了文化消费的时代，只有把文化拿来赚钱才当回事，一部分人这样，只有文化能让自己玩一玩的时候才当回事，玩完就扔一边了，最后剩下的只是能玩的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