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夫曼：喜悦是艺术创作的灵魂

2013年，“大黄鸭”亮相中国香港维多利亚港

　　本报记者 许 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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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弗洛伦泰因·霍夫曼(Florentijn Hofman)：1977年生于荷兰格罗宁根省代尔夫宰尔，概念艺术家。早年在荷兰坎彭的基督教美术学院学习，2000年获学士学位，后又自德国柏林的魏森塞艺术学院获硕士学位。霍夫曼以荷兰鹿特丹为基地，从事在公共空间创作巨大造型物的活动，代表作有《三架三角钢琴》、《大黄兔》，及2007年起先后在世界各地展出的《橡皮鸭》。

　　日前，2013北京国际设计周组委会与“大黄鸭”之父——荷兰著名艺术家弗洛伦泰因·霍夫曼正式签约，这意味着今年9月设计周期间，风靡全球的黄色橡皮鸭将亮相北京。

　　弗洛伦泰因·霍夫曼身着一身条纹T恤、休闲裤、运动鞋的休闲装出席签约仪式，讲述着他与橡皮鸭的游历故事。在谈到中国的“萌文化”时，身高超过1.9米的他，手捧小黄鸭的形象，同样让人觉得“萌到翻”。

　　美术文化周刊：请您简短地介绍一下此次与北京国际设计周的合作。

　　弗洛伦泰因·霍夫曼：“大黄鸭”是我们童年的记忆，它象征着喜悦、象征着幸福，它把全世界人们的感情都连接在一起。现在是一个快节奏的时代，互联网、超音速飞机等新科技已经使这个世界变成了一个近在咫尺的地球村。在这样一个时代里，我把自己的“大黄鸭”比作一个幸福、快乐的使者，它把地球村的人们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我希望9月份“大黄鸭”来到北京时，同样可以把快乐、幸福、友情带到北京，也可以向世界展示中国与荷兰两国之间的友好与合作。

　　美术文化周刊：“大黄鸭”在香港展出时出现了“漏气风波”，是技术的问题还是意外？

　　弗洛伦泰因·霍夫曼：香港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它有大片的水域，拥有优美的天际线，所以我想在这里做一个尺寸非常大的鸭子，使整个维多利亚港看起来像是一个微缩景观。

　　“大黄鸭”在香港时出现了漏气，其实是我自己让它瘪掉了。因为当时正好遇上台风季节，为了确保“大黄鸭”能够安全展示，我就给它放了气。“大黄鸭”在香港受到了热捧，它瘪掉以后，几乎所有主流媒体都给我打电话，问我：“What's up？”询问大黄鸭是怎么了，遭受了什么样的虐待。

　　在香港展出之后，对于这个共同的宝贝——大黄鸭，每一个人都希望能够悉心呵护它。这个“大黄鸭”看似简单，但实际上，其内部构造要求十分精细的技术环节，比如它24小时的供电系统，我还要考虑它的漂浮性、稳定性，以及展示区的水域状况、风速、气候，所有这些因素都会影响“大黄鸭”是否能够完美呈现给观众，能否成为这个公共区域最引人入胜的一道美景。在香港，我还设计了一个闭眼睡觉的“大黄鸭”形象，如果“大黄鸭”有时不见了，那它就是躲到哪里去睡觉了。这样，它就变成了一个有生命的“鸭子”，它白天和大家一起嬉戏玩耍，晚上它需要找个舒服的地方去休息。

　　美术文化周刊：据我们观察，每个城市展示的“大黄鸭”的体积、尺寸都不一样，本次在北京展示的“大黄鸭”在形式上会有什么不同？它会漂在北京哪里？您会在这次的“大黄鸭”中添加中国元素吗？

　　弗洛伦泰因·霍夫曼：我与设计周都希望是在北京的中心区域，可以跟公众有非常方便的互动空间，它肯定是一个水面。每只“大黄鸭”都必须在巡展城市当地生产，香港的“大黄鸭”因为是放在海上，所以它有16.5米高。而在北京的“大黄鸭”肯定是放在湖面上，从尺寸上来讲，我们计划控制在10米左右，这要根据具体水域的宽度、展示区域的公共性以及安全性等方面考虑。

　　“大黄鸭”是一个非常棒的设计，尽管世界上有很多版本的“大黄鸭”，像脖子长长的，或是张开鸭嘴的。而我的这只“大黄鸭”看起来像婴儿的头一样可爱，它的造型很简洁，非常优美，让人想要去搂紧它、珍爱它，想要把它放进自己的浴缸。对我而言，它就像我自己的孩子一样，你不会愿意去改变你孩子的任何一点，它是不可取代的，它就是它。

　　美术文化周刊：近期中国各地都出现了山寨版本的“大黄鸭”，您对此类有何看法？

　　弗洛伦泰因·霍夫曼：在向公众传递信息的时候，我非常希望传递出“大黄鸭”所具有的积极、正面、友好、快乐，可以带给大家愉悦的信息，出现了山寨现象，确实很出乎我的意料，也让我感到很头疼。

　　我在2001年就开始了“大黄鸭”的艺术构思，经过5年的尝试、创作、制作、打样，直到2006年第一只“大黄鸭”的原型才诞生出来，它是5年辛苦付出的成果。到2007年，第一只真正意义上的26米高的“大黄鸭”才正式问世。从那时起“大黄鸭”就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在过去的6年中，“大黄鸭”从阿姆斯特丹出发，先后游历了德国纽伦堡、巴西圣保罗、日本大阪、英国伦敦、澳大利亚悉尼等11个国家的14个城市。在到访北京期间，我非常惊讶“大黄鸭”在香港引起的轰动和它带来的巨大商业价值，以及在中国多个城市出现的山寨“大黄鸭”。也许是因为在快节奏的时代中“大黄鸭”能使人感到幸福，也许是因为近年来中国非常流行的“萌文化”的原因，让“大黄鸭”备受追捧。

　　我不想就山寨问题作过多的个人评论，我只想告诉大家，今年9月观众会在北京看到原创、正版的“大黄鸭”。我希望“大黄鸭”的亮相可以传递一个信息：原创和创新一定是艺术中最重要的核心，一定要得到保护。如果失去了原创的热情，文化就会停滞不前，成为一潭死水，没有活力。“大黄鸭”也希望向中国的设计同行传递一个信息：如果你觉得自己有创造力、有活力，你对这个世界充满友好的态度，那么就像我一样，把你的心情和能力展示出来吧。

　　美术文化周刊：您如何看待“大黄鸭”的风靡？“大黄鸭”是否也影响着您的童年生活？

　　弗洛伦泰因·霍夫曼：“大黄鸭”为什么这样受追捧，其实答案可以问问你自己，问问香港人，问问全世界每一个喜爱“大黄鸭”的人。我把“大黄鸭”称为黄色的催化剂，它可以催化人们之间的感情和幸福感。“大黄鸭”经过了6年的巡展，它将地球村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它为这些城市带来了喜悦、幸福、友好。

　　其实，“喜悦”一词是艺术创作中的灵魂，是个关键词，这个词具有特别的含义。“大黄鸭”是西方文化的象征，又叫做“浴盆鸭”。西方国家的孩子在洗澡时，“浴盆鸭”是澡盆里必备的一个玩具。而我的“大黄鸭”反映了这样一个概念：在童年时，你往往没有过多的顾虑，你并不成熟，不知道自己未来要面对的经济压力、生存环境，你所知道的就是喜悦、开心、向前看，当我们长大之后，你看到的“大黄鸭”实际就是那段勾起你回忆的童年，对你那段无忧无虑日子的回忆。“大黄鸭”之所以受追捧，可能就是这个深藏在背后的因素。

　　我童年的时候有很多玩具，直到15岁时还在玩玩具，但我从不在洗澡的时候玩“浴盆鸭”。小时候，看完牙医之后，我都会得到一个小玩具，玩具展现了童真与美学，这给了我很多灵感。2001年，我首次创作“大黄鸭”，那时它还仅仅是一个概念，这个作品也不是真正出于我对“浴盆鸭”的喜爱，对于我而言，它只是一件作品。然而，制作“大黄鸭”让我感到很快乐，这是一个社交项目，需要很多人参与，每次我制作“大黄鸭”时脸上都带着微笑，它就是我的快乐神殿。

　　经过5年的文化积淀，这个“大黄鸭”已经成为一个文化符号，一个文化象征。我用巨型的玩具来微缩现实世界，就是想提醒人们，我们是多么渺小，也让人们去关注平日里被我们忽视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