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美术史论家书画家刘曦林

临帖图 纸本水墨设色 45厘米×100.6厘米 2008年

　　本报驻山东记者 常会学 实习记者 周 荃

　　刘曦林是美术史论家、书画家。1942年出生，山东临邑人，早年启蒙于书画家张茂材门下，就读于山东艺术专科学校(山东艺术学院前身)，深得于希宁、关友声等教诲。后在新疆《喀什日报》任美术编辑；1978年考取中央美术学院[微博]美术史系硕士研究生；1981年起，于中国美术馆从事美术理论研究、书画创作，现为中国美术馆研究馆员、中国美术家协会理论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国家画院理论研究院副院长，《美术》杂志编委、中央美术学院特邀研究员、山东艺术学院特聘教授、山东省美术馆顾问；著有《艺海春秋—蒋兆和传》、《蒋兆和论》、《中国画与现代中国》、《20世纪中国画史》等。

　　丹青之路

　　齐鲁大地自古儒家根盛，对中华文明的艺术发展影响深远。孔子论乐谓《韶》则尽美尽善，谓《武》则尽美而未尽善，以美善合一为标准，提出了人格艺术领域的“尽善尽美”学说。“善养吾浩然之气”的孟子抓住美的愉快本质，不仅深刻继承发扬了孔子的感官美、形式美，还深刻揭示了理义美、道德美，指出了二者在快乐感觉上的相通性，并阐释了“共同美”的普

　　遍美学意义。南北朝文学理论家刘勰继承先秦儒、道两家的美学思想，提出美是“文”，既是“道”的一种形式客观存在，也是心灵的显现，具有主观因素。刘曦林是从这片土地里走出来的艺术学徒，他说，山东的文化滋养使他在无形之中得到全方位的艺术修养启蒙。“这不同于技术启蒙的具体可见，艺术的滋养是千年文脉的传承，它无形无影。你身处其中，寻

　　常巷陌、街头巷尾，一砖一瓦间都传递着无声的历史。听起来或许会觉得有些夸张，但当你走在齐鲁大地上，会着实感受到那份厚重。”

　　刘曦林自幼喜欢画画。“海右此亭古，济南名士多”。刘曦林在泉城成长的岁月里邂逅了诸多名家。曾经指点过季羡林、黑伯龙的张茂材是刘曦林绘画艺术路上的启蒙老师。“对于一个孩子的成长，初中以后受老师的影响远远大于家庭。我很幸运，遇到了先生。”据刘曦林回忆，茂材先生的板书大气恢弘而演讲精彩动人，艺术修养深厚广博，别具韵味：写绿柳垂崖是“高悬青帚拂地理”，写红荷出水曰“倒提朱笔点

　　文”。老先生以其高深的诗书画修养征服了刘曦林，成为他的第一个偶像。自此，黑虎泉边砖石路上，十亩园内碧草丛中，都留下刘曦林为恩师牵纸磨墨的身影，文人书香丝丝沁心入髓。进入暮年，刘曦林感怀恩师教导，撰《独标写意 余音未穷》一文纪念张先生，该文收录于2012年出版的《刘曦林艺术印记》一书。

　　考入山东艺术专科学校后，刘曦林师从于希宁、关友声、黑伯龙、张鹤云、吕品等，齐鲁文脉自诸位先生的言传身教铸入了他的灵魂。不仅如此，当时的山东艺术专科学校涵盖音乐、戏剧、舞蹈、电影放映等各个学科，使刘曦林的艺术

　　养不局限于美术，而是通过耳濡目染在综合的艺术界域成长。他认为，文化是一种积累，书画乃“文之极”，母土、母校养育之恩乃齐鲁文脉之传承。中国的艺术讲究顺其自然，如道家所崇尚的无为而治。“一定要尊重艺术规律，切忌拔苗助长。”刘曦林如是说。

　　在山东艺术专科学校读书期间，刘曦林是学校艺术壁报《艺术学徒》的主要负责人之一。“艺术学徒”一词出自鲁迅著作，是鲁迅介绍珂勒惠支、麦绥莱勒的艺术时对中国青年艺术家的称呼，也是刘曦林对自己的一个界定。“艺无止境，到现在我依然是艺术学徒，艺术‘老’学徒。”他笑道。

　　爬格生涯

　　刘曦林与文字的情缘可以追溯到他在济南一中向张茂材学习的岁月。“张先生强调诗词书画全面修养，这给了我极深影响。”在山东艺术专科学校办《艺术学徒》壁报时，他自己也常撰文写作，不时有文章刊登。1963年，刘曦林分配到新疆《喀什日报》担任美术编辑，曾兼事文字、摄影、通联。他深深明白“艺术要到生活中去”的道理，赴疆伊始即学维吾尔语和老文字。边疆生活在刘曦林的回忆里百味杂陈：也曾快乐于对黄胄艺术与宗教关系的悟得，为以后撰写《黄胄与新疆》、《司徒乔与新疆》奠定了生活基础；也曾为了深夜写美术字、绘制报头题花而累得满头大汗，到年终却要检查成名成家思想；也曾于最底层见识民间最古老的风情遗俗，又机缘巧合为周恩来总理拍照……这一切的起落浮沉都成为他生活的积累，为日后研究美术理论和美学思考奠定了坚实基础。“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不仅是艺术创作的重要前提，也是史论研究贴近人生，深化人文内涵必要的修养。

　　1978年，刘曦林幸运地作为新时期第一届研究生考入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师从王琦、金维诺等，以美术理论兼中国现代美术史为研究方向。他认为，研究一位艺术家的价值与贡献，首先要将其置于美术史的链条中，置于作者所处的文化时空里，才能获得宏观的、历史的、理论的把握。刘曦林的学位论文研究的是中国人物画大师蒋兆和与其作品《流民图》。由于在当时蒋兆和的个人历史和作品定性引起极大争议，不仅学院老师劝阻刘曦林更换题目，连蒋兆和本人也对他说：“不要以我作毕业论文，不然会影响你的毕业成绩和分配。”然而刘曦林秉持学术认真的精神和山东人的执着坚持了自己的选择。经过考证研究，他提出对这一重大艺术史现象的三个评价原则：首先要看作品本身内容；第二要看作品的社会效果；第三要看艺术家一贯的艺术倾向。令他欣慰的是，这件在“文革”中被批判为反共卖国大毒草的巨制，如今已成为中国美术馆的镇馆之宝。

　　美院毕业后，他一直在中国美术馆从事研究工作，多年任研究部主任。他以研究中国近现代美术史为主，其中也涵盖对中国美术馆事业历史与现状的思考。三十多年的工作中，他饱览古今中外经典，史论结合，撰文数百万字。1986年，他受命起草的中国第一份美术馆工作条例—《美术馆工作暂行条例》，至今沿用，改动甚微。后来，他参与主编《二十世纪中国美术—中国美术馆藏品选集》，主编新中国第一部美术年鉴《中国美术年鉴1949—1989》，参与策划“二十世纪中国画展”“首届中国北京国际美术双年展”等展事，出版《中国画与现代中国》、《中国现代美术理论批评文丛·刘曦林卷》等学术论著，为推动中国近现代美术事业做出了贡献。2010年，他因主编北京《美术志》获得全国方志系统先进工作者荣誉称号。此际，这位糖尿病患者值喉癌术后恢复期，正在审读其新著的校样。

　　刘曦林认为，做研究是美术馆各项任务的前提。20世纪是古今中外交汇的节点，思潮迭起，流派纷争，如何梳理美术史，客观处理艺术领域主流文化与非主流文化的关系意义重大。2012年5月，由刘曦林所著，记叙晚清、民国及共和国百年间中国画的专史《20世纪中国画史》出版问世。刘曦林说，艺术史并不一定是发展史，而是演变史。“画事不尽然是大高于小，繁高于简，它有从旧质到新质的运动变化，却不一定是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该书洋洋50万字，附有900余幅精美配画，图文并茂，全面书写了20世纪中国风起云涌的美术思潮及各地域、门类、风格流派的画家、画事，并对中国画前途的论争发表了独到见解。

　　回归书画

　　“研究使我少画，却也使我知画。如今年龄大了，我希望再次回归纸墨之间，减文事而增书画，以颐养身心。”耳顺之年，刘曦林住进了里仁街新居，自称是“以‘糟蹋纸’为业的里仁老民”，拟专事书画。

　　其实，多年来他从未放下心中挚爱的中国书画，经常在研究之余进行书画创作，被誉为“舞文弄墨”的两栖才子。长期从事美术理论及史论研究，深悟艺术规律，使他修养深厚、学识广博，集众家之长，于作品中展现出清劲高雅的艺术风采。中央美术学院教授、中国美术家协会理论委员会主任薛永年认为，刘曦林的绘画作品可概括三点：一是立意新颖，二是为象精妙，三是笔墨风格简劲爽快。谈到赏析刘曦林作品的感受，他赠诗道：“简笔泻真情，水墨恣浪漫。迁想注文思，写意求新变。”

　　刘曦林在书法方面也颇有造诣，擅行草书，多书自家诗文，且常有画意寓于书法结构之中。从2008年起，刘曦林重拾大学时期习惯，每晚必写一小时大字才入睡。借由挥洒笔墨的机会，他重抄老诗，再认古字。“古人讲话精炼，很多字是我们穷尽一生都无法真正认识的，比如对‘道’‘一’‘艺’等字的感悟，是随自身年龄和修养的增加而不断有新的理解。”

　　2012年5月，刘曦林在他策划了数度展览和藏品陈列的美术馆，举办了名为“刘曦林艺术印记”的展览，与人不同的是同时举办了《20世纪中国画史》首发式。人们认识了这位写心的学者型书画家，但他还是他，他不可能彻底回归书画，他还有太多文债。他在开幕式上引述李可染的话：“七十始知己无知”，又开始了说艺术老学徒的新篇。

　　醉心文墨 孜孜不倦

　　实习记者 周 荃

　　刘曦林喉疾初愈，不能讲太久。但在那个夏日的里仁书屋，伴着一壶陈年普洱的茶香，他用洗练、准确的语言将一生的卷轴铺展开来。那客观平淡的口吻仿佛是史家剖析别人的生平过往，却又在偶尔的回忆追溯中流露出纯真的情感。谈过艺术学徒的孜孜以求，聊罢美术史论家的严谨客观，最后他一言以蔽之：“艺术是我生命中的一部分，美术馆也是我生命中的一部分。”

　　听，不是喜欢，不是挚爱，而是早在多年的追随和研究中融入血液骨髓，成了生命中不可分割的部分。所以他这些年来阅览群书，提笔不倦；醉心文墨，华章百年。

　　先生是感性的，只有感性，才会在听了青年歌手比赛后为歌词中“花儿笑了”“牡丹爆了”这样的字眼感受到跃然鲜活的画面，萌生去宁夏“听花儿”的打算；也只有感性，才会在家中与窗前水仙为友，写下“两袖清风君与我，一缕香魂我予君”的清雅诗句。然而，先生也是理性客观的，在著写《二十世纪中国画史》的过程中，字字斟酌校对，为了一个年份的准确性查阅多本典籍，资料卡片更是积累成堆。他说，“艺术家可以放浪形骸，随心随意；但是美术史家不行，必须多积累、少空谈，尊重艺术规律。”

　　写史要客观严谨，但是艺术创作却是感性、不讲道理的。这一对似乎是矛盾的两面在刘曦林身上却是那么和谐统一，甚至相辅相成：艺术的实践为他对史论研究打下扎实根基；而博览古今巨著对先生的书画创作益处甚大。于是，人们就先生的多才给了他不同的称谓：“学者型的艺术家”“艺术史论家”“两栖才子”……但我想，最确切的形容无非是他自己的那句话：

　　一个将艺术融于生命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