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味：人文主义的中国实践及其问题

　　2013年7月28日星期天下午，宝安学术论坛邀请先锋诗人及诗歌评论家冯楚先生在深圳市宝安区图书馆学术报告厅做了“西方人文主义传统”的演讲，本文是笔者做的点评(在文稿基础上，根据记忆补充了现场演讲发挥的部分，并做了一些修改)。

　　刚才冯楚先生以一个先锋诗歌评论家的身份，结合自己的理解详细介绍了布洛克的名著《西方人文主义传统》，内容详实，图文并茂，很生动，我受益匪浅！由于布洛克这本书内容太丰富，他几乎是把西方的整个文化史，从人文主义的角度，进行了一个全面的梳理，涉及的人物、事件、思潮、流派、典籍、语言、国家、地区……太多，层次结构也挺复杂，确实不太好讲。主办方开始本来是要我讲的，一是我水平有限，怕把握不了；二是我本身的研究领域是当代艺术，确实也比较忙，所以我推荐了冯楚先生。冯楚先生讲得很好，也很全面。我这里不想再重复冯楚先生讲过的书中内容，而是想把对西方人文主义的思考延伸到中国，看看我们的人文主义实践到底怎样。

　　那么，到底什么是人文主义呢？大家刚才听了人文主义的那么多内容，可能反而有些茫茫然。其实布洛克在书中对人文主义概括了三个核心要素：1、以人为中心。2、人有价值与尊严，为了让人有价值与尊严，需通过教育和争取自由，让人有选择能力与意志自由。3、重视思想，既不让思想孤立于社会和历史背景，也不想简单的归因，不管是归因于阶级利益、经济利益、性或其他本能冲动。

　　但似乎还不是很好理解，我们还可以继续通俗化、简明化。刚才在演讲开始前，主办方希望我在它们的红本子上留言，我想了一下，提笔写了三个字：“要做‘人’”。这三个字就是我对人文主义本质的概括。要做什么样的人？要做自由的人；如何才能做自由人？那就要解放人。所以。我理解的人文主义就是“人的解放”——人从精神到肉体、从理性到感性、从显意识到潜意识、从创造力到本能……的全面的解放，所谓解放就是获得自由(尊严就在其中)，人因为自由而获得价值。而人的解放——即人的自由——是一个永恒的过程，这个过程就是人不断找回人自身的过程；就是人不断认识人自己——即人的自我意识(主体意识、个性意识)不断觉醒的过程；就是人建立普世价值主体性及其不断丰富的过程。因为在传统社会，人没有主体性，只有客体性，人是依附于神(包括上帝)以及神的代表“帝王”，人不过是一个工具，所以，人的解放的过程就是人不断成其为人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的理性发展是核心主题，而感性发展是理性发展的平衡因素，最终是寻求理性精神与感性精神的平衡，但以理性精神为主导，连理性与感性需要平衡的认识也是理性认识的结果。

　　以这样的理解，来思考人文主义在中国的实践及存在的问题。

　　一、人文主义与中国启蒙运动

　　启蒙是光明的意思，按康德的说法，启蒙就是人通过理性之光的照耀而有勇气运用自己应该运用(成熟)的理性。儿童理性发育因为不成熟，不存在应该运用的问题，所以启蒙不是针对儿童而言，这和我国理解的知识启蒙有本质的区别。这里所说的理性之光有先验的色彩。

　　一般我们所说的中国启蒙运动有两次：一是五四启蒙运动，即五四新文化运动；二是20世纪80年代的新启蒙运动。启蒙运动显然与人文主义有极为密切的内在联系。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口号是“民主”、“科学”，目的是反帝反封建，反帝是为了民族独立与解放；而反封建就有通过“民主”、“科学”反对封建文化对中国人的精神与肉体的钳制，实际上是为了人的解放，所以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特别追求自由与尊严，追求个性张扬，一个个风姿绰约、放逸不羁，所以五四有“不自由毋宁死”的时代呐喊，而这些追求正是人文主义的内涵。

　　而80年代的新启蒙运动，它首先面对的是一个从“文化大革命”而来的仍然高度集权专制的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是把人不当人，而是把人当做社会主义革命机器的微不足道的螺丝钉，螺丝钉是工具，工具有用就用，没用就是垃圾，垃圾就可以任意处置。所以，中国自解放以来、尤其是文革，产生了数不胜数的非人道、反人道的悲剧。于是，80年代的新启蒙运动自然而然就有了以人道主义和人性主义(一定程度地肯定人的主体性)的目标，以否定解放以来的专制社会主义的理念和实践。而人道主义和人性主义的诉求就具有人文主义的内涵，它讴歌人的理性，高扬人的自由与尊严，强烈地批判中国传统文化，肯定西方现代文化，所以那时出现了许多呼唤人道、人性的电影，如《芙蓉镇》、《庐山恋》、《牧马人》、《被爱情遗忘的角落》等，文学有伤痕文学，艺术上有反映思想解放的“新潮美术运动”等等。这些与五四新文化运动很相似，也具有西方启蒙运动的一般特征。所以被称为新启蒙运动，这里的“新”主要是指“新时期”的意思。

　　正是因为启蒙总是与人文主义有关，所以启蒙常常也被称为“人文启蒙”。

　　但中国启蒙运动的人文主义发育并未成熟，以至于中国人以自由为终极内涵的普世价值主体性始终并未普遍建立起来。五四启蒙运动被五四政治运动严重扰乱了，或者说因为五四启蒙运动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摆脱内忧外患的政治目标，而不是着眼于人的普世价值主体性的普遍性确立，整个启蒙运动的导向具有强烈的政治功利主义色彩，导致五四启蒙运动很容易被政治所左右，随着政治形势的转变，五四启蒙自然很快中断了。

　　而80年代的新启蒙运动与五四运动的情况类似，它的人道主义和人性主义首先针对的是专制社会主义的国家意识形态，同样不是着眼于人的普世价值主体性的普遍性确立，同样具有强烈的政治功利主义色彩，这从它诱发的89学潮就可以明显看出来，89学潮的直接诉求是反腐败和政治制度的变革，却没有深层次的对人的自由、权利、尊严的诉求。以至于89学潮过后的90年代，新启蒙知识分子在政治高压下被迫冬眠，继之开始深刻反思，于是新启蒙思想内在分歧(科学批判理性主义、人文主义、文化保守主义)凸显出来，在市场主义的作用下，启蒙运动严重分化了。我们都知道，90年代有下海潮，不让搞政治，那就去挣钱嘛，正是那个时代的普遍心态。对于新启蒙运动的人文主义来说，90年代的“人文精神”大讨论本身就反映了人文主义的衰落或者说是人文主义的回光返照，所以90年代被称为“启蒙后(期)时代”。以后，伴随着官方意识形态的持续控制，启蒙进一步衰落，人的普世价值主体性的普遍性建立的人文主义根本任务一直到现在没有完成。新世纪后被称为“后启蒙时代”，即启蒙过后的时代，新启蒙运动似乎已经基本终结了。

　　而现在，中国的启蒙运动或人文主义受到三股思潮的挑战：一是国家主义或民族国家主义，这股思潮的明显表现是前一些年中国出版的两本书《中国可以说不》和《中国不高兴》，它宣扬的是国家主义高于一切，在强大的国家主义面前，人的主体性是无足轻重的。这股思潮极其危险，当年的文革和纳粹时期的德国都是高举国家主义或民族国家主义的。二是古典主义，回归东西方古典文化，西方古希腊罗马文化和中国先秦文化，特别是回归中国古代文化。前一些年一直到现在的读经热就是表现，所以新儒学现在很吃香。这股思潮也很危险，现在中国人主体性缺失就是古代文化发展的结果，重回古典，重回孔孟，会不会因噎废食而自觉不自觉重回传统文化牢笼？三是多元现代性，认为现在所说的现代性及其普世价值实际上是西方的，不存在什么普世性，强调儒家文化的天下应该有自己的现代性，所以这股思潮特别强调东亚现代性，因为东亚的几个现代国家表面上比较推崇儒学。这股思潮同样很危险，因为将以人的自由与尊严为核心内容的现代性及其普世价值说成是西方的，不是普世的，本身就是反自由的。东亚现代性或者说中国现代性会不会成为新的奴役中国人的陷阱？这个问题很值得深思！

　　所以，作为启蒙价值核心的人文主义在今天的处境异常艰难。但网络信息现代化为人文主义的普世价值启蒙提供了新的可能性，荒谬的、有害的思想对人的愚弄要靠封闭主义，但网络信息现代化使封闭主义越来越没有了可能性，今天鼠标一点，思想传天下，想搞封闭主义也难了。所以我曾经说：“只有科学才能救中国！”“只有网络(信息化)才能救中国！”

　　那么今天在中国作为启蒙的人文主义有些什么表现呢？这个问题很复杂。由于我是从事当代艺术批评的，下面我想举中国当代艺术的例子。

　　二、人文主义与中国当代艺术

　　中国当代艺术开始于上个世纪80年代，实际上总的来说，也是80年代思想解放运动和新启蒙运动的一部分，它发展出了新潮美术运动，期间有个作品很著名，就是四川美院院长罗中立的作品《父亲》，他把一位苦难深重、满脸沧桑的老农民，画成了像天安门城楼毛/泽/东画像那样的巨幅油画，从人道的角度表达了深沉的人文主义情怀，这样巨幅油画的人道表达，放在中国以前的历次政治运动中，是要杀头的。这幅作品迫于政治审查后的压力，艺术家硬是让画中的父亲的耳朵上夹上了一支圆珠笔，明明是文盲，却要做出有知识的样子，不伦不类。邪恶政治对人性的压抑就是如此。新潮美术作品普遍性地表现出人道人性关怀和追求自由、个性的人文主义倾向。但1989年2月5日在中国美术馆做了一个“中国现代艺术大展”，其中的一声枪响(艺术家唐宋和肖鲁使用“枪击”的作品《对话》)，似乎正好宣布了新潮美术运动中的人文启蒙的谢幕。这种情况与中国80年代的新启蒙运动是一致的。

　　此后，90年代，中国当代艺术经历了所谓“后89”的“政治波普”、“玩世现实主义”、“艳俗主义”，新世纪前十年的前期经历了“血腥暴力化”、“无聊庸俗化”、“极多主义”等，全面步入市场主义和后殖民秩序。这期间，虽然不能说艺术的人文主义精神完全死亡，但已经非常式微了。新世纪前十年的中后期，我开始推崇“问题主义艺术”，它是旨在系统综合“理性主义”与“感性主义”的艺术，是通过对具体的社会—文化问题的综合社会科学研究以发现人的特定价值(意义)的当代艺术。“问题主义”虽然不能等同于人文主义，但它通过人的特定存在问题从终极的角度追问人的特定价值、意义，显然有利于人的普世价值主体性的建立和丰富，具有人文主义的深刻维度。

　　有些“问题主义艺术”作品的特定观念及其在网上引起的广泛讨论，本身就具有强大的人文启蒙作用。比如，艺术家金锋的《秦桧夫妇站像》作品，他根据岳飞墓前的秦桧夫妇跪像，创作了两尊秦桧夫妇站起来的雕像，起名为《跪了492年，我们想站起来喘口气了》(后以《秦桧夫妇站像》名称流传)，作品显然从历史的角度思考了当代中国的人性问题，人文启蒙的作用是明显的。此作品在2005年上海的“亚洲交通·当代艺术展”一经展出，就引起轰动，又经《新浪网》首页推出，就有几十万点击，各种争论的留帖文字近二十万，这还只是《新浪网》一家的情况，其它网站转载及引发的各种文章更是不计其数。

　　今天的当代艺术创作与传播，已经与现代艺术、更与传统艺术有了本质区别。大众对当代艺术中的许多稀奇古怪的作品，首先不应该急着去否定，而应该想办法去搞清楚艺术家到底想表达什么，不要老是想着艺术家是不是哗众取宠，是不是追名逐利，相反，艺术家可能恰恰在做启蒙工作，而这种启蒙的艺术，现在中国非常需要，就像当年西方启蒙运动时期的现代艺术、乃至文艺复兴时期的新古典艺术一样，对于中国人的普世价值主体性的建立具有重要意义。不同的时代，艺术启蒙的手段也不一样了。

　　以上所说的两次启蒙运动中的人文主义的中国实践都是直接受引进的西方人文主义思想传统影响而进行的，那么，到底我们有没有自己原发的人文主义思潮呢？

　　三、中国原发人文主义思潮

　　五四以前，到底中国有没有自己原发的人文主义思潮呢？可以肯定地说：有。中国真正原发的人文主义思潮发生于明末清初。明代晚期的思想家王艮、李贽等，戏剧家汤显祖、孔尚任等，文学家和艺术家徐渭、江南四大才子(唐伯虎、文征明、祝允明、徐祯卿)等；清代早期的思想家戴震、王夫之、顾炎武、黄宗曦等，文学家曹雪芹、蒲松龄、袁枚等，艺术家扬州八怪等，都表现出人文主义思想。16世纪末的李贽的“童心说”张扬人的自然本性，肯定人合理的情和欲，反对儒家礼教(尤其是宋代理学)对自然人性的禁锢，本身就具有人性解放的意义，确是当时中国人文主义思想的最强音，对其后的思想家、戏剧家、文学家、艺术家等影响巨大，使中国在近代形成了一股不小的人文主义思潮。这股人文主义思潮是中国文化内生的，它并非受到西方人文主义思潮的影响而产生(这与五四启蒙和八十年代新启蒙运动差别很大)，可惜由于战乱和皇权残酷专制的影响，而没有得到继续深入的发展，达不到像西方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那样的人文主义高度。清代中后期中国原发人文主义思潮几乎是苟延残喘，奄奄一息，直至五四运动，在大量引入的西方现代人文主义思想直接影响下被重新激活而得到新生。即便如此，中国原发人文主义思潮已经证明了随着社会发展的人性觉醒的必然性和普遍性——即没有西方文化的直接影响，中国人性同样不可阻挡地要觉醒；在东西方文化普遍交往的今天，中国人性的觉醒更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

　　最后，我想谈一下人文主义在中国的误读问题。

　　四、人文主义与中国文化附会

　　似乎任何西方好的东西一来到中国，都可能被搞得面目全非，一个滑稽的现象就是总有中国学者将西方的东西研究出“中国古已有之”。中国是一个具有文化附会癖的民族，比如把中国书法、原始彩陶纹理、甚至中国写意画附会成西方的抽象艺术；把宋代的蹴鞠附会成现代足球的起源，等等。而人文主义也被中国的新儒学附会。

　　新儒学说中国文化精神就是儒家文化精神，而儒家文化精神就是人文主义。他们的附会源于翻译的“人文”二字，也不知当初是谁把西方的humanism一词翻译成“人文主义”，就因为“人文主义”的“人文”两个字，马上就被新儒家附会上中国文化的精神，因为中国文化早在《易经》中就有了“人文”两个字：“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易正义》也有说：“言圣人观察人文，则诗书礼乐之谓。”

　　所以，新儒学家徐复观就说：“我在《原人文》一文中，曾说明我国在战国中期前后所出现的‘人文’一辞，指的是礼乐的教养；……以见中国人文主义的特性。”“humanism在西方文化中，范围狭而特性易显；人文主义在中国文化中，范围广而其内容亦不易遍举。”；牟宗三也说：“古有‘人文化成’之成语，此可为儒家人文主义之确界。”唐君毅也说：“《易传》之说‘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都当是指周代礼乐之盛所表现之人文主义的精神。”

　　但我们的“易经”中的“人文”二字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的“人文”的“文”字与“天文”、“地文”、“鸟兽文”的“文”字，是一个意思，指的是状态、状况；“人文”就是指世间的人事状态、状况；而“化成”是“成功教化”的意思；“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就是通过观察民风民情，而创造合适的方式方法(礼乐)，以成功教化人民的意思。我们的“人文”哪有什么强调人的自由、尊严、个性、独立、平等等普世价值的“主义”呢？所以，我们的传统文化——或者说儒家文化，哪有什么“人文主义”或“人文精神”呢？相反，我们的传统文化——儒家文化在整体上强调伦理等级差别，这从儒家孔子和孟子思想开始就是如此，孔子说：“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使”与“事”已经不平等了；孔子又说：“所谓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臣只是要以道事君，当君昏无道，致使臣无法以道事君的时候，臣也只是停止事君而已，这本身已经说明君臣很不平等了。而孟子说：“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雠。”“手足”与“腹心”、“犬马”与“国人(国中普通人)”的关系中，君臣已经很不平等了，而当君“草菅臣命”的时候，臣才把君看做敌人，君臣就更不平等了。儒家源头的伦理等级差别必然导向人的个性、自由、独立、尊严、平等的丧失，导致人越来越不成其为人，即人越来越迷失了人自己，这恰恰是反人文主义的，怎么会是人文主义或人文精神呢？不然的话，到现在中国人的主体性怎么还会处在普遍性的缺失之中，中国人怎么还会处在普遍性的被奴役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