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认为:艺术家对艺术作品价值的判断更接近艺术价值的核心,否则,艺术家坚持创作的意义就没有了。虽然,我们在整个艺术品的世俗价值金字塔层的最底层,看到的还是艺术家。但是,我相信,任何一个艺术品收藏者,惟有与艺术家内心价值一致时才叫真正懂得艺术品。——霍蓉
霍:王老师好!在访谈的一开始,我想最先问也是最直接要问您的第一个问题:您认为什么样的艺术作品最有价值?
王:对艺术品价值的判断艺术家自然心中有自己的评判标准,好的艺术作品首先一定要具有原创性,科学是发现而艺术是创造,而最有价值的作品要体现人类正义和文明进步,并对现实和未来具有积极作用,并富有创见性的批判精神。而艺术家本人也要具有文化良知和社会责任感,才能创作出具有较高艺术价值的作品。
霍:王老师大约二十年前就是辽宁地区艺术圈的领头羊,但是王老师却离开辽宁到上海开始新的艺术之旅,后来有几年又去了北京宋庄进行创作,之后又回到上海。我想问:您选择这种跨地域创作的目的是什么?
王:哈哈!我这个人生来就是一个不安分者,一个地方呆久了就会发木,上海和北京应该是中国艺术氛围最活跃的两个地区,北京博大而上海细腻。巨幅“B-52系列”作品就是在北京宋庄创作的,除了这两处还在江苏海安523艺术区创作了一批装置作品。隔个三五年就折腾一回,都是为了寻觅最佳创作氛围。
霍:据说王老师的书画作品非常好,王老师是中国书法家协会成员辽宁书法家协会理事,是日本大坂美术馆上世纪80年代继范曾之后为之举办书画作品个展的第二个中国艺术家。但很奇怪我这次到上海没有得见王老师的书画作品,好像十多年前王老师就放弃书画作品创作专心于油画作品创作和实验性的艺术创作,这又是为什么?
王:说句真心话,虽然我本人是多年从事国画专业创作的画家,但却是一个反叛者。既十余年前决定放弃书画创作,因为那时我就认为传统书画就是死人艺术和返古艺术,大至可以定位于传统工艺品,丧失了创造性的时代精神活力,纵观中国书画艺术几乎没有开拓性的精神价值,没有当代性和世界性,未来性与现实性的文化意义,基于此种判断。决定放弃书画创作而选择目前这种实验性和综合材料相结合的艺术创作形式,也是基本符合我本人的兴趣和追求。
霍:策展人老羊介绍王老师的“文革拾遗系列作品”时特别提到,说王老师很长时间都不愿意出售这一主题的创作作品,那些大量收藏王老师其他类型作品的藏家想要得到这一主题的作品时,几乎也被拒之门外。关于这一点,我想问王老师:为什么?
王:创作“文革拾遗系列”和“B-52系列”作品,是我毕生追求并为之投入巨大精力和物力的生命主线,也是我人生价值的直接体现。之所以不愿零散被别人收藏,其一,是正像您所表述的“任何一个艺术品收藏者惟有与艺术家内心价值一致时才真正懂得艺术作品”一样,到目前并没有遇到打动我本人并能够完全沟通相融这样的藏家,其二,从本人的意愿是很不想把我的宝贝们分散拆开,也许他们更适合于美术馆和博物馆以及艺术机构收藏吧。
霍:王老师在上海艺术圈也是一个有着相当地位的艺术家,在上海十年有余,通俗讲是新上海人了。2000年初,您是上海地界为数不多的年签约费过百万的艺术家之一,是和上海艺术家陈逸飞一起最早入住田子坊的知名艺术家之一,也是作品一直在艺术品流通市场保持着年作品销售数百万的艺术家。据说目前长时间居住在奉贤海湾“享乐主义一号营地”,沉淀于每日种地间或钓钓鱼的那种寄情山水的离俗生活,和那些疲命于商业利益的艺术家相比实在是天壤有别。据说奉贤海湾“享乐主义一号营地”的艺术家都非常纯粹,“纯粹”,这是否是王老师作品价值的重要部分?您为什么迷恋这样的生活?
王:当然像我们这样的职业画家,谈不上有什么相当的社会地位,我本人也并不在意这些,只要是自由自在即可。画画不能急功近利,而奉贤海湾“享乐主义一号营地”太适合我这样的人在此生活和创作,此地远离喧嚣与浮华。你可以静心享受老天赐予你的洁净的空气和绿色的草地,可以挥汗如雨,享受劳动的果实,可以静静的思考与创作,没有任何人打扰你,你这人就变得很纯粹,于是你的作品就跟着纯粹起来。多美妙的生活啊!真是让我迷恋之极。
霍:如果让王老师做一位艺术品收藏家,您最想收藏的中国艺术作品是什么样的?从艺术家的角度让您给收藏家一些建议,您有哪些建议?
王:这是一种换位思考,恕我直言:严格说中国没有真正的艺术收藏,中国收藏家缺乏当代性和世界性的收藏视野,如果让我做收藏家首先我要关注的是一定要有开拓性和原创性的艺术作品,时代呼唤中国收藏界的大文化视野,艺术收藏应该成为激励开拓精神和社会进步的推动力量。我始终认为一切艺术必须通过现实来决定其最终价值,不论它们以什么样的形式和内容,最重要的是它应该赋予人类社会进步的精神力量,而不是孤立的感观美感。收藏家不但要关注艺术家的作品,还要关注艺术家本人及其创作历程。
霍:请您给自己的艺术作品(主要是“文革拾遗系列作品”)打打分。
王:哈哈!让我王婆卖瓜吗?自卖自夸打5分好了,起码我的作品从原始真实材料的积累到每幅画故事的真实性以及内在的思想性,都可以反映出画家本人是一个有社会良知和有历史责任感的艺术家吧。
霍:我知道,让艺术家评判自己作品的艺术价值是不妥的,请原谅我的这种尝试。“文革”一直是现代中国人的敏感地带,艺术家呈现这个特定时代的作品会遇到来自社会甚至亲朋好友很多的壁垒和阻力,您一直坚持这个主题的作品创作,是什么原因?
王:你说的很对,“文革”题材的确是现代中国人的敏感地带。在创作这个题材作品的过程中,来自社会和家庭的双重压力是必然的,近50年前的那场“文化大革命”我本人正是亲历者,也是我整个生命中最重要的一段经历,影响是刻骨铭心的,而现在的青年人对那段历史等于是听爷爷奶奶讲古。也许它无人喝彩,也许招人白眼,甚至有些人会抵触或不舒服,但这就是我们国家实实在在的曾经发生过的巨大悲剧性事件,也是我们全体中国人需要认真反思反省忏悔的一段历史,特别需要强调的是,在当下现代绘画领域,这种见证式的表现形式正在丧失,它反映出我们这个时代的艺术家社会责任感的淡漠,道德与正义感的缺失。推出被人遗忘的那段历史,并不想证明什么,只是想重新讨论绘画对于历史和现实是否还仍然负有责任。
霍:坚持是不是艺术家作品更大的价值?
王:对!坚持是一种守望,坚持是一种责任,坚持着你看到地平线上升起的第一缕阳光。艺术的价值就是在于你不被全部认可和逆境当中你认为是纯真的东西,希望更多的艺术家为本时代的艺术赢得历史尊严。开创属于全体中国人的文艺复兴运动。
霍:“文革拾遗系列”的创作,您下一步有什么计划?
王:下一步计划是创作一个系列“最疯狂的1966-1977年文革众生相”
霍:很多艺术家面对艺术品市场自己作品销售时好像都有“钱非得以”的无奈,总觉得自己作品“嫁错郎”。最后一个问题:您认为什么样的艺术品收藏家会有征服艺术家内心的魅力?
王:外在看,似乎艺术家和收藏家是一个矛盾的复杂的混合体,出于商业的目的,有的收藏家为了最大程度的升值空间并维持炒作制造泡沫,这是一类。品德高尚的酷爱艺术品并为拥有它而感觉幸福和满足,是另一类。像大收藏家德国人彼特·路德维希,则将其全部藏品最后捐献给中国政府,艺术基金和美术馆。这样品德高尚之人也有。这种人可能真有征服艺术家内心的魅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