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一民：从生活之苦到艺术之甘

毛主席与安源矿工（油画） 侯一民 1976年

　　吴作人国际美术基金会准备今年八月举办一次以我画的《刘少奇与安源矿工》和《毛主席与安源矿工》的学术性特展，对此我十分感谢，也十分惶恐。

　　我理解基金会的意图是想以我为“个案”，研究从生活到艺术之路，或可涉及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在当下的价值等问题。

　　我在这两幅画中之所以探求再现历史的一瞬，再现当年每个人物的容颜，是由于历史本身的情感震撼力，安源大罢工中的星星点点，无处不使我热血沸腾。奴隶们的亢呼、烈士就义的身影、一代代矿工身上的汗渍……使我融入了他们的一群。

　　我之所以能表达于万一，是历史和人民之苦深埋在我心中。我的创作过程实际上是在宣泄着矿工苦难给予我的感动，是在享受这个情感积累之源的流注。体验矿工之苦，是我收获创作之“甘”的来源。

　　所以我有一种认识，似乎艺术创作的诞生，往往来源于现实生活中之苦：苦难、苦斗、折磨、失败、牺牲……作者接受着这苦的震撼，于是郁勃于心，而奋笔放歌，以唤起人们的记忆。

　　锦上添花、歌舞升平，固然是美。但我却更动情于苦难中的真情，更动情于灾难与压迫下人性的壮美，禁锢与奴役下灵魂的圣洁与不屈，多舛命运中智者的恬淡与平和……

　　由此我想到“从生活之苦到艺术之甘”，这似乎是艺术创作的一个客观存在的规律，对生活抗争之苦的感动、艺术家作为亲历者的亲受和创作过程求索之苦和对这苦的征服……这一过程成了一个艺术家终生的积累，这是作为一个艺术家不同于别人的一种最独特的人生享受。

　　回顾我的一生的作品，无论是油画、壁画或中国画，多成于这“苦”与“甘”之间。如《青年地下工作者》，那是我的亲历。战友的牺牲和同志间的友爱，使我在十年之后，画出了这幅画。我二十岁时到了朝鲜前线，“为国赴死”的记忆在我心中珍藏了五十三年之后，又画了一幅《跨过鸭绿江》。

　　在我迟暮之年，我画了《十年劫梦》，文化大革命的经历和亲身的受难，成了我的一份带血的财富。这段历史，是我们民族不应该忘记的血的教训，我应该告诉后人。

　　汶川大地震在我笔下诞生了《抗震壮歌》。

　　在大壁画《血肉长城》上凝结着我的先辈的苦斗，那滚滚的人头中，有我的长兄。

　　我的创作状态，时时处在这种亢奋之中，我体会到，作为一个艺术家，在他的生命中，只有积累着喷发欲出的与时代、与人民命运共生共存的无限感动时，他才会享受到这感动的赐予，才能在他的笔下涌起波澜，才会感到艺术人生之“甘”。

　　这就是我为什么至今不悔、坚持走着一条已被不少人不屑于再走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