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永玉的“短板”一是色彩 二是构图
西闪 [作家,书评人]
我最早是把黄永玉当诗人看的。高中读过他的一本小诗集《我的心,只有我的心》,那是1986年。现在想起来,当时整个时代的精神已经有些上气不接下气,故而觉得黄永玉的诗歌很有精气。与同一系列的诗人比如牛汉、绿原相比,他的诗歌以讥诮讽刺见长,颇有时代特色。
有段时间,我又将黄永玉当作了漫画家,笔力略似廖冰兄,才情明显差一截。最初他所从事的,的确是漫画创作,只不过在人才济济的圈子里算不得出众。
当年的画家们无不一专多能,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特别是木刻这门被鲁迅誉为特别能战斗的艺术形式,大家都是得心应手,黄永玉在这方面亦有所长。范曾与黄永玉私怨极深,在痛批黄的木刻缺乏内涵,“不善黑白对比”之余,也不得不承认黄的作品极尽工细,“善用刀法变化”。这说明黄永玉在运用线条方面的确有过人之处。而线条,于中国画家来讲,其重要性再怎么强调都不过分。上世纪50年代初,黄永玉为撒尼族民间叙事长诗《阿诗玛》创作了一组套色木刻插图,充分证明了他的才华所在。
范曾揭黄永玉的“老底”,说他在造型上欠缺甚多,这话谈不上公允。中国画家在造型上普遍平庸,尤其是未经科班训练的画家。我倒是认为,黄永玉的“短板”有二,一是色彩,二是布局,或者说构图。而这两点,都有一定的历史成因。在中国,漫画和木刻向来被当作投向敌人的匕首,因而追求力度,讲究“刺激”,不大注重艺术语言的多样性,手法较为单一。当这种“刺激”失去了现实基础,缺少了批判意识,很快就蜕变成一种政治艳俗。而一旦政治退潮,它们又立刻显露出粗鄙暴戾的一面。不客气地讲,是政治促进了中国的漫画与木刻,也间接成就了黄永玉的艺术。但这同时也是一种限制,后期的黄永玉想摆脱这种限制,无奈并不成功。黄永玉也尝试国画,只有小品较好,大幅则不能藏拙,问题就出在色彩和构图上。
更让人遗憾的是,后期的黄永玉抛弃了他最擅长的线条,最拿手的小幅构图,要搞鸿篇巨制,结果可想而知。拿他最叫座的荷花来说吧,色彩粗野,画面凌乱,几近涂鸦。不少巨幅敷金洒银,似乎华贵之极,其实内蕴空泛,用做火锅店的屏风隔断,或是旅馆落地窗帘均可,挂到厅堂则勉强了。更有不少画作只能用“脏乱差”来形容,比如他画的张家界,跟吴冠中一比,高下立判。
万顷风荷成了庸脂俗粉,一众梁山好汉,于笔下竟如跳梁小丑,何以这般用色,奈何如此构图?归根结蒂,还是画家的眼界问题。
黄永玉创作于2011年作品《九荷之祝》90岁老人 还能趴在矮桌上画白描
记者:黄永玉的艺术创作可分成哪几个阶段?
陈履生:黄永玉年轻时在上海跟随一群老版画家和漫画家为书籍、报纸做插图。那时,受鲁迅影响下的新兴版画运动中成长起来一批年轻版画家,黄永玉也在其中,他们之间互相影响。这个创作群体是基于当时创作的特殊社会环境形成的。这个时期,黄永玉的创作以1949年《劳军图》这类版画为代表。他的早期作品现在见得不多,只能通过一些出版物了解到。
进入新中国后,没受过正规教育的黄永玉从香港到中央美术学院做老师。第二阶段的代表作以《阿诗玛》最为著名,1959年他完成了为革命博物院大厅创作的《各族人民大团结》壁画,这可以视为新中国美术最重要的代表作之一。
当然,作为版画家的黄永玉,他在新中国的绘画发展也伴随着革命时期的版画在新中国的转型。过去的版画是为了反映当时社会的腐败堕落,等等,是战斗武器,随后这个武器从批判性转向对新中国的歌颂,一批版画家都面临这个转型。黄永玉也画过反映现实生活的版画,以《阿诗玛》最为著名,在第二阶段,我们可以看到他对线条的处理,《阿诗玛》像白描一样,有流畅的线条,有高度的概括能力。
第三个时期是从“文革”后期到上个世纪80年代,往水墨画方向发展,他的水墨画创作不同于其他传统国画的人物画家或山水画家,他不局限于某个品类或题材,他全面发展。这个时期也看到他结合漫画方式画的一系列人物画、风景画、山水画。同时也该看到,毛主席纪念堂山水画、第一轮的生肖猴票,都为他累积了第三阶段的盛名。
另外,他在意大利从翡冷翠到塞纳河的旅行写生绘画,他在用中国笔墨表现西方的风景上做了很重要的探索。
第四阶段是从1989年移居香港后直到2004年。到他回到北京建造万荷堂,创作进入另一个重要时期,大幅面的创作越来越多,这些大幅面的创作让他更能表达自己的个性,荷花创作开始异军突起,进入荷花创作的高峰期。他的绘画渐入老境,笔墨也越来越成熟,同时也面临着三年变法。这个时期,作品数量增多,尺寸加大,同时在雕塑中融入了绘画的专长。
第五个阶段是80岁以后的作品,他不像一般的中国画家进入老年后创作欲望消减,他不仅没消减,反而更加肆意挥洒,绘画和之前也更加不同,书法上也让人耳目一新。
一个月前,他又画了一张一丈二尺的白描荷花,老人家的手不抖,而且造型画面的处理到了非常成熟的阶段,可以说,他的艺术生命比一般画家往后顺延了很长时间,到了90岁还能画一丈二尺的白描,而且是趴在很矮的桌上,画了四天,一气呵成,这是非常难得的。我曾经跟他开玩笑,这张白描是一份独特的体检表,说明他的身体非常健康。
黄永玉作品《阿诗玛》他有意把字写得很怪诞
记者:有人对黄永玉的书法有不同意见,认为他的书法是胡写,按照他的性子乱来。
陈履生:他80岁以后的书法确实和之前有很大的变化,一般人不了解他的书写方式,因为很少人能见到。我见过他怎么写字,他写字的方式不一样,他有意把字写得很怪诞,一般人误解是他在胡写,因为他不是按照正常的书写方式。他是画家,画家的书法往往不同于书法家的书法,画家追求不同于平常人的书写方式,这有可能成就他独特的书写风格。对于个体书法风格的追求,这是他书法的一个重要特点。
记者:也有人批评他现在画荷花太艳俗了,您如何看这种批评?
陈履生:荷花的浓墨重彩,有人称之为艳俗,这是个人对绘画感觉的评判。当然,自古以来,文人笔下的荷花都在表达出淤泥而不染的品格,这种品格往往以淡墨挥洒来表达意境和情境。应该说,现在黄永玉对荷花运用色彩的表达方式更接近当代人的审美时尚,当代人并不能完全理解水墨的清淡、雅逸的美学风格。20世纪中后期的美学风格发展是趋向写实的,而他结合传统水墨和西方色彩表达所形成的新的荷花风格和样式,正吻合了这种写实性。在20世纪的美术发展中,包括人们对张大千荷花的评价,也有说他有艳俗的成分。在荷花的审美中,人们一般会拒绝浮华而崇尚水墨,这是传统审美习惯的影响。
记者:现在也有人说黄永玉的作品在市场上标价过高,当然这包括艺术市场本身的问题,您是怎么看的?
陈履生:有人说黄永玉的画很贵,也有人说他的画不贵,各有道理。我个人认为他作为当代在世的90岁高龄的画家,卖到现在这个价钱是应该的。现在好些五六十岁的画家的作品都卖得很贵,黄先生五六十岁的时候还卖不到这个价格呢。
文选
余年过七十,称雄板犟,撒恶霸腰,双眼茫茫,早就歇手;喊号吹哨,顶书过河,气力既衰,自觉下台。
残年已到,板烟酽茶不断,不咳嗽,不失眠数十年。嗜啖多加蒜辣之猪大肠,猪脚,及带板筋之牛肉,洋藿、苦瓜、蕨菜、浏阳豆豉加猪油渣炒青辣子,豆腐干、霉豆豉、水豆豉无一不爱。
爱喝酒朋友,爱摆龙门阵,爱本地戏,爱好音乐,好书。
讨厌失礼放肆老少,尤其讨厌涎皮赖脸登门求画者,逢此辈必带其到险峻乱木山上乱爬,使其累成孙子,口吐白沫说不成话,直至狼狈逃窜,不见踪影。
不喝酒,不听卡拉OK,不打麻将及各类纸牌。不喜欢向屋内及窗外扔垃圾吐痰。此屋亦不让人拍电影及旅游参观。
——《黄永玉自述》
“四人帮”横行的时候,忽然大发慈悲通知学部要钱(锺书)先生去参加国宴。办公室派人去通知钱先生。钱先生说:“我不去,哈!我很忙,我不去,哈!”
“这是江青同志点名要你去的!”
“哈!我不去,我很忙,我不去,哈!”
“那么,我可不可以说你身体不好,起不来?”
“不!不!不!我身体很好,你看,身体很好!哈!我很忙,我不去,哈!”
钱先生没有出门。
——《北向之痛——悼念钱钟书先生》
乐平兄胆子特别、特别、特别之小,小到难以形容。雏音嫂觉得好笑,见多不怪,任其为之。
飞机警报响了,我和陈庭诗兄恰好在乐平兄家里聊夜天,九点多十点钟,他带着我和庭诗兄拔腿就跑。他的逃警报风采是早已闻名的,难得有机会奉陪一趟。他带路下坡,过章江浮桥,上坡,下坡;再过贡江浮桥,上坡,上坡,上坡,穿过漫长的密林来到一片荒冢之中,头也不回地钻进一个没有棺材的坟洞里去。自我安顿之后,急忙从坟洞里伸出手来轻声招呼我和陈庭诗兄进去,原来是口广穴,大有回旋余地,我听听不见动静,刚迈出洞口透透气,他蹩腔骂我:
“侬阿是想死?侬想死侬自家事,侬连累我格浪讲?快点进来!”
我想,日本鬼子若真照张乐平这样战略思路,早就提前投降好几年了。漠漠大地,月光如水,人影如芥,日本鬼子怎么瞄得准你张乐平?他专炸你张乐平欲求何为?
后来才听说他胆小得有道理。在桂林,他跟音乐家张曙、画家周令钊和家人在屋里吃晚饭,眼看炸死了身边的张曙,怎么不怕?
雏音嫂带着孩子在家里,稳若泰山,好不令人感动。
——黄永玉《乐平兄胆子小》
小说“对得起”超高级别待遇
以虚构的方式写非常真实的生活
记者:作为黄永玉小说《无愁河的浪荡汉子》刊载于《收获》杂志的责任编辑,能否说说最开始是怎么决定连载这部小说的?
王继军:好像是李辉推荐给我们主编李小林老师的。
记者:最初发在《芙蓉》杂志的那20万多字在《收获》上又重新刊登吗?当时你读到之后的感觉是怎样的?
王继军:我们是从头重新刊登的,黄先生对全文也做了一次修订。当期还配发了李辉先生写黄永玉的文章《从凤凰开始漂泊》。据说,正是我们要连载,黄老先生才有继续写下去的兴致,一写就“不可收拾”,一直写到现在。
其实在还没开始连载前,我觉得已经在其他杂志发过,现在又要拿来《收获》刊登,这种做法在《收获》是从来没有的,“待遇级别”太高了,但等到我开始看他的小说,我发现作品写得的确好,况味十足,是真有生命体验者而且是长久生命体验者才能写出的好东西,另外,形式又是非常有特点的一部作品,完全“对得起”这个级别。
记者:你所说的特点是指?
王继军:就是非常有中国语言特色的小说吧。因为从晚清小说发展到现在,我们的小说一直有很重的学习痕迹,从文体到语言,都是比较西化的,甚至在主题和感情方面,模仿性都很强。但黄永玉这个小说的形式很奇特,一方面内容是真实的,都是他的生活,但他又借用了虚构的人物,虚构的地名。比如他把凤凰叫成朱雀城,小孩实际上是他自己,但在文本里他不是“我”,这就是以虚构的方式写非常真实的生活。这种虚构的方式让他能够在真实的生活经验上,再加入很多自己想象的、观察的甚至后来学习到的东西。
记者:这部小说能称得上是自传体小说吗?
王继军:实际上是非常像自传体小说。
记者:但他的写法又并不太像小说?
王继军:对,他是创造了属于他自己的非常独特的文体。有的人写的自传体小说,小说性很强。黄永玉这部《无愁河上的浪荡汉子》的小说性不强,虽然是虚构的形式,但又采用了记事散文的写法。
沈从文“营造”一个世界
黄永玉呈现“这个”世界
记者:2009年《收获》连载这部小说整整一年后,不少读者反映他的写作节奏太慢了,你怎么看这种批评?
王继军:肯定会有这样的问题,这也是客观存在的。黄永玉这部小说不是以情节来推动发展的。他以九十岁的高龄,要把自己原来生活中各种闪光的东西,在这本小说里慢慢地、以散漫的方式写出来,而且是间隔时间较长的连载的方式,肯定会有读者不适应。但采用连载的方式也有客观原因。
记者:你觉得他的文字风格跟沈从文相似吗?
王继军:很多人拿他俩来对比,但我觉得沈从文的语言是非常文人的,他用他的语言营造了一个世界,比如《边城》这样的沈从文式的世界,带有一种沉静的理想色彩;但黄永玉的语言,就是我们生活中的语言,话平时怎么讲,他就怎么写,有些句子放在书面语来看会觉得有些别扭,拗口,但你回味一下,日常生活中就是这样说的,一下子就让读者回到日常状态中。如果说,沈从文是“营造”一个世界,而黄永玉则是在呈现“这个”世界。他用了口语、方言这些形式,看上去不怎么讲究语言的节奏、文气,但是非常符合生活的特点,有质感,有很强的直接性,好像语言和生活没有任何隔阂,语言当下就是生活,活色生香。
记者:是不是他在写作上的业余身份让他更能自如发挥,因为不受到条条框框的影响?
王继军:应该是吧,这可能让他真正能写得随意。《无愁河的浪荡汉子》写得很灵动,我觉得很大的一个原因是他从孩子的视角来写这个世界,而黄先生本人是个童心很重的人。不过,我没有见过他本人,我是从这个作品里想象的,另外看他的访谈猜的。他本人有孩子的非常单纯的一面,包括他的张扬,我觉得都跟他童心重有关,所以可以把孩子的视角用得这么好。我的同事王彪说,黄永玉写儿童的心理情态之好,那些写儿童文学的作家都没法跟他比。况且他又是“返老还童”,可以在成人世界和儿童天地里自由来往。
记者:画家的身份是不是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他对文字的处理?比如说有画面感。
王继军:那肯定有影响的,写作是从各种经验吸取好处,借鉴经验。尤其是他写朱雀城,也就是凤凰,很多场景的画面感都很强,这种场景有他父亲那一辈人眼中的,略带点文人眼光,有序子和小朋友们眼中的,略带点野性,隐隐地有一种神秘莫测的东西藏在里面,还有乡野村夫眼中的,带着浓烈的生活气味。
民国的生活“斯文在此”
连载的“痛苦”值得忍受
记者:除了《无愁河上的浪荡汉子》,黄永玉之前的散文集《比我老的老头》你有看吗?有何感觉?
王继军:只看过很少一些,也不太记得了,《收获》也发过他的散文,也写得蛮好玩的,但基本都是从成人的角度写的,而我特别喜欢《无愁河上的浪荡汉子》,恰恰是因为他从儿童的视角写,把他最特长的东西发挥出来了,老于世故,但又没有任何世故气息。
记者:现在连载内容写到什么阶段了?连载会持续到什么时候?
王继军:现在写到小孩念初一,原本他是打算写到“文革”时期,但能不能写到,或者写到后会怎样,现在都不大清楚。他也不需要借写作出名,到这个年纪,纯粹是把自己感兴趣的东西,把所感所想自然地表现出来,这是最好玩的。很多读者说直接出书更好,看连载追得很累,但黄先生是很独特的人,让他闷在家里赶一部书,他大概不乐意。因为连载会不停地产生反馈,他更在意的除了读者的反应外,我想更多是他的朋友们吧。我猜想这种交流是他写作的乐趣,也是写作的动力吧。
记者:整体来看,对这部作品评价还是比较高的?
王继军:从文本来说,我们编辑部对这部作品的评价比较一致,这是很难得的。不是说这是多伟大的作品,但的确是非常有特点的好作品。从民国写起,那个时代的生活是我们“遗失的一个世界”,是我们希望恢复的一个正常的人伦世界,在他的讲述中,作为边城的朱雀,变成了一个意蕴丰厚的地方,甚至给人一种“斯文在此”的感觉。就他提到的那些各具特色的小学老师们,就让我们心向往之。现在序子到了陈嘉庚创办的集美学校读书,他接下去要讲一讲集美生活了,连载的“痛苦”还是值得忍受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