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永玉：我死后碑上刻爱怜悯感恩

黄永玉近照

　　黄永玉 1924年7月9日出生于常德县，祖籍湘西凤凰，土家族人，中国画家。受过小学和不完整初级中学教育。因家境贫苦，12岁就外出谋生，后来辗转到上海、台湾、香港，14岁开始发表作品，16岁开始以画画及木刻谋生。曾任瓷场小工、小学教员、中学教员、剧团见习美术队员、报社编辑、电影编剧及中央美院教授、中国美协副主席。其代表作包括《比我老的老头》、《一路唱回故乡》等。

　　90岁的黄永玉日前出版了其自传体小说《无愁河上的浪荡汉子》的第一部。接受采访时，黄永玉很多段话的结束是以他点燃手中的打火机为标志的，当他将打火机的火苗引向另一只手上的烟斗时，表示关于上一个问题的回答已经结束。他的烟斗价值不菲，就像他收藏的那些乐器以及他养的那些狗一样。但他说自己对这些身外之物并不在意，有钱会买，无钱不想。“每天干活，对得起三顿饭就行了。”他不喜欢谈意义，他说如果他得罪过一些人，那是因为他求实。“我吹牛皮干什么？我又干吗要谦虚？”

　　【忆童年】

　　能听到母鸡生蛋的声音

　　新京报：你的小说从狗狗也就是你本人两岁开始写，一个孩子两岁多的事情怎么还能记得那么清楚？

　　黄永玉：我跟你讲，我不是两岁多才有感觉，我妈妈刚生下我时，我不晓得几个月，双十节灯会，做很多灯笼。女学生们晚上提灯笼的时候抱着我游行，我就能感觉到那个灯。另外提着灯笼要坐木船过河，我也有害怕的感觉，这两个感觉一直留到现在。

　　新京报：为什么选择从两岁多开始写起？

　　黄永玉：印象深，那么安静的一个环境，老房子的空气这么凝重，年轻人都去上课去了，我跟两个老太太在一起，我的婆(奶奶)和太婆。如果你抽烟，那个烟都是直的，能听到母鸡生蛋的声音，到现在我都印象这么深，觉得这么有意思……

　　新京报：这么平静的环境，随着太婆去世被打破了？

　　黄永玉：她是在大风大浪里稳定的陀螺仪，不停地旋转。老人家在一个家庭里面就是一个陀螺仪。家庭起了变化，大概就是两个原因，老人家不在了或是老人家经济上供应不上了。太婆更有政治的感觉，她也没有钱，讲一句话可没什么特别的，但她在和不在可不一样。爷爷从外面赚钱回来养家，那是经济问题。

　　新京报：太婆去世，你第一次到了外婆家，那是不是你第一次接触全新的环境？

　　黄永玉：都是新鲜的，以前从来没有碰到的各种事情。我祖母也是小脚，但是没有让我看到过，但是外婆洗脚我看到，吓了一跳，怎么小脚是那个样子的。晚上睡觉我们头对脚，她的脚在我面前晃来晃去。我到现在还在探索，对每一件事情都感到有兴趣。

　　【观生死】

　　小时候看杀头太多了

　　新京报：沈从文笔下也有很多土匪杀人的故事，你小时候对生死的观念会不会和别的地方成长起来的孩子不太一样？

　　黄永玉：看杀头看得太多了。小学一听到吹号，全校都跑去看杀头了，真的杀头就是一刀砍下去。到了黄昏放学，尸体都臭了，身体让狗咬了，头还在那里。我们把耳朵拎起来，扔到你身上。拿着耳朵的时候，耳朵烂了，头就掉了。当时对生死感觉很正常。抗战8年，又是轰炸，肠子粘在墙上，这种生活。解放以后到了“文革”我还怕什么？我才不怕呢！住到牛棚，有机会就出来玩。生死有什么了不起！

　　新京报：因为小时候看得太多？

　　黄永玉：我并不是说生死没什么了不起，而是我习惯了，对人生理解、对死亡理解的程度不一样。看死人看得太多了，这是社会性的杀戮。另外一种是风俗性的，我们那里把一个死人放到山上盖个房子，在尸体外面扣棺材，套四五个棺材，多少年以后就不臭了。我们下了学从棺材缝里看，我们的生活就是这样。到了战争时候，抬伤兵来来往往，就不是很紧张，生死的界限不是太明确了。

　　新京报：“文革”的时候你怎么出去玩？

　　黄永玉：“文革”的时候我医疗本上全是病，全是假的，医生帮我签的。一签就有一个月的病假，我就在家里做烟斗啊，写生啊，去玩啊。还碰到过有些没有进牛棚的先生们，他们吓坏了。颐和园的谐趣园，我搭个帐篷，我们家都在那里。有个国画界的同志来玩，吓坏了，他沿着湖走过来叫我。“什么事？”“你回去不要说你在颐和园碰见我。”他没事也怕。我说“我什么时候到过颐和园？”

　　【论写作】

　　希望反映丰富多彩时代

　　新京报：你这部小说容纳了太多东西，自己有考虑结构的问题吗？

　　黄永玉：我没有结构，按照年份写。现在正在写什么呢？写到学校，先碰到一个同学。这个同学很有意思，一直到“文革”过后我们还有联系，懒洋洋的，对什么事都无所谓，是个印尼华侨，见谁谁都讨厌。他讨厌人家，人家也讨厌他。人家一生气，他就说“那那那我请客，小巴黎。”有的人不买账，请客也不理。就这么一个人。到了学校之后他不考试，在学校玩了一年多。跟我同班，比我大3、4岁。考试时脚都跷在课桌上，光脚，一边抠脚一边答题。老师说“你这个同学脚不要跷在桌子上考试。”十几分钟他就交卷了，什么都先交卷，最后看榜，他考第一。

　　新京报：后来还有联系吗？

　　黄永玉：到了解放后，他在侨委工作，讲话还是讲风凉话，到我家说“我没有办法啦，你现在当教授了。”有一次说要请我和我爱人吃饭，快走到餐厅时，他说“不知道为什么，我今天不想吃东西。”我说“你这个混蛋。”“文革”后他又说请我吃饭，说这次真的请客。我找了7、8个他不认识的朋友，狠狠的，什么菜都叫，满满一桌。他吃一半站起来说“我这个人真无聊，请你们这帮无聊的人，花我这么多钱。”九几年在香港见，他又那个样子，说风凉话。所谓人性，他是个好人。这个人写完了，现在写另外一个。我也没有提纲，有提纲就限制了。

　　整个来讲，我希望反映一个时代，丰富多彩的。不是说这个是革命者，这个是落后的。

　　【叹故乡】

　　凤凰那种漂亮风格没有了

　　新京报：你的小说里也有很鲜明的时代背景，比如写到了村里人对照相的看法，对孩子喝牛奶的议论。

　　黄永玉：外面传来一些文明的事情，大家就很惊奇。两节手电筒照不远，买个四节的，白天也照。后来有六节电池，能打到山顶上的庙里头。很多东西城里头有城里头的感觉，我们有我们的感觉。比如一大清早，河边都是雾，几百妇女在河边洗衣服，太阳从山上出来……城墙、城门楼子、老远的桥、山上的雾，这些城里的孩子看起来感觉是不一样的。当时我们不懂得把感觉标示出来，但是在那样的环境里受到浸润。汽车都没有见过，老远一个点子，像一座房子一样。坐汽车的时候，上面走了，下面没有走，这是乡下人的感觉。个人有个人吸收的方式。

　　新京报：发布会上，你也提到了凤凰子弟的一些好传统。

　　黄永玉：到1950年我回去了也是这个状况，一直到上世纪80年代，我带几个香港朋友到凤凰。当时正好过年，我们到山坡上的一家做客，那个人家给每个客人做一碗酒酿加鸡蛋，客人放了红包。我们告别下山，那个老太太拿着红包追下山来，“掉了东西，里头有钱！”“就是给你的。”“那怎么行，不要不要。”然后半路有个客人说帽子不知道丢到哪儿。我说总会有人拿来的。果然一个骑车的人追上来问“你们的帽子是不是？”当时是这样好的，现在你再去看看……

　　新京报：完全不一样了。

　　黄永玉：所以我现在都不想谈我家乡的事，老百姓自己并不喜欢这种风气，一进城要收费。我说我不敢回去，把我作为老百姓的黑后台，我不能表态。当年那种漂亮的风格都没有了。

　　【谈终极】

　　干吗要活在人的心上

　　新京报：你曾经说过对身外之物并不在意，那你在意的是什么？

　　黄永玉：工作嘛，我干活有个特点，画到快完总觉得遗憾，没有画好，到了下张又发现有点问题，整个过程就是个遗憾的过程。我不是故意谦虚，就是很老实地创作。但是写文章，我可是尽了力了，一个字一个字，写文章比我画画认真得多，好费力，所以也快乐，反复雕琢。

　　新京报：刚才谈到你对生死的看法，那你怎么看自己的终极问题？

　　黄永玉：我死了以后，不要骨灰，也不要盒，烧完了，家里人就回来了，不要带东西回来。跟很多没有家的老百姓骨灰一样，混在一起。我在农场的时候，去火葬场搬骨灰，那骨灰有火燃烧的磷脂味道，然后倒在水田里面，那个稻子长得特别好。我死了以后，骨灰倒在稻田里，也不要江河湖海，不要搞这个，死的终极就是这样的。那么打块碑，就刻上“爱，怜悯，感恩。”爱所有的人；怜悯世界上做这么蠢这么残忍的事情；感恩，多谢前辈对你这么好，多谢朋友的爱。鲁迅说，如果一个人不活在人的心上，他就真的死了。干吗要活在人的心上？用得着吗？把我送到火葬场，朋友们回到我的家喝杯咖啡，算了。

　　本版采写/新京报记者 姜妍

　　本版摄影/新京报记者 秦斌

　　(原标题：黄永玉 我死后碑上刻“爱，怜悯，感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