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尼亚画家科尔内留·巴巴是一位在上世纪60年代曾经对中国油画发展有过影响的画家。
记得在1958年12月莫斯科第一届《社会主义国家造型艺术展览会》上,罗马尼亚画家科尔内留·巴巴以他与众不同的、具有强烈个性的油画风格,获得了巨大的反响与荣誉。我印象极深的是,当时作为苏联组委会头儿的约干松讲了一句俏皮话,大意是:不管你是谁,在他的画前都得尊敬地叫他一声“巴巴”。因为在很多种语言中,孩子们发出BABA的音都有“爸爸”的意思在内。
在我的学画生涯中,巴巴也可算是我油画的启蒙老师之一。
那是1958-59年间,我开始自学油画,按约干松《怎样画油画》一书的说法,自制了一块玻璃调色板,买了一些基本颜色、油画笔和油画纸,选择临摹的第一幅油画印刷品,就是当时登在一期苏联艺术杂志封面上的巴巴《农民家庭》一画的局部 ,我临了其中一个围着头巾的女孩头像。
美院学习期间,有机会看到更多一些他油画作品的印刷品。他在中国美术界的名声和影响也在不断扩大。当时的浙江美院(现中国美术学院)还申请举办了罗马尼亚专家油训班,请来一位专家叫博巴,由于发音相近,开始大家还以为是把巴巴给请来了,闹了一场乌龙。
66年北京举办的罗马尼亚画展上,终于有机会见到了他部分油画的“庐山真面目”。当时展出他最大的画是那张《炼钢工人》。
他的画色彩沉着,用色基本限制在棕、土色系,不用过分鲜艳的颜料,但变化丰富、微妙,大效果强烈、有力。作画时大量使用刮刀,机理厚重。塑造形体,如同雕塑大刀阔斧,细节似有似无,用笔用刀非常生动,颇有油画大写意的味道。展出的风景则多接近抽象,有无人居住之感。
文革开始,红、光、亮的“革命”风格迅速统治一切,其他艺术方式,无论苏修、美帝、古典、现代,通通为“样板画”让了路。巴巴也一样从人们的视野中淡出了。
2004年,我在新加坡出席年会,偷闲逛书市。逛着逛着,突然,一个极为熟悉的油画风格跃入眼帘,“巴巴!”,我差点叫出声来。果然,这是伦敦Parkstone出版社出版的巴巴个人画集。Parkstone出版社我已熟悉,我近年来买的谢罗夫、苏里科夫等个人画册都是这家出版社出的(我怀疑他的后台老板是俄国人)。终于我也有了一本巴巴的个人专集。
半个世纪过去了,在西方生活了25年的我,从加拿大,隔着时间和空间的远距离,再来仔细阅读、品味他的人生和作品,和在上世纪60年代,作为封闭中国环境中的一个学生,从有限的视角去看,感觉和思维自然有了不同。
巴巴算是寿老,活了91岁。顺着他人生和艺术的轨迹,我把它一生分为三个阶段,每个阶段都有了些新的认识和解读。
1)求学与师承 (1906 - 1947)
罗马尼亚的“解放”是1947年。同年国王宣布退位。此年巴巴41岁。
这也就是说,巴巴实际上是个“解放前留下的旧知识分子”,而并非是共产党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我把“解放”前这41年,看作他艺术人生的第一阶段。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段时间中,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罗马尼亚作为“火药桶”巴尔干半岛的一个小国,夹在交战双方之间,自然免不了被折腾。所以出身在画家家庭的巴巴(父亲是克拉约瓦有名的教堂画师),虽然很早就显露出画画的才能,他的从艺过程并不太顺利。
一战结束时他15岁,随父母搬回到与奥匈帝国接邻的老家,那里和克拉约瓦迥然不同,完全保留着奥匈帝国边境小镇的特征。20岁时,他决定去首都学习,考进了布加勒斯特大学,起初想学音乐,听过文学、哲学课,一年后入了美术专业,跟一位不太著名的老师学素描。
那时的布加勒斯特正处在文化变换的十字路口,学院派教学还在,格里高列斯库的巨大影响犹盛,前卫艺术业已兴起,各种风格的艺术竞争激烈。面对全新的艺术样式、放荡不羁的波希米亚文人生活、反极权主义思潮等等,一个来自边境小镇的“乡下佬”,他更多的只能是作为一个“旁观者”,去思索和寻求自己的“师承”方向。同大多数年轻人一样,他当时最大的梦想是像他克拉约瓦的前辈雕塑家布朗库西那样,去巴黎留学,但是,这梦想没能实现。
他断然中止了美术学院的学业。在和父亲一起举办的一次画展中,显示了和父亲很不相同的艺术才能与追求。不久,他有幸结识了一位从德国莫尼黑留学归来的前辈著名画家托尼则Tonitza,成为后来在雅西美术学院的老师、朋友和领路人。他去了雅西,在那里拿下了美术文凭,最后成为雅西美院的老师。不幸的是他的这位“伯乐”老师在1940年早逝了。
1947年罗马尼亚“解放”。
第二年,巴巴《棋手》一画入选布加勒斯特艺术沙龙,标志着他画画职业解放后的第一次官方亮相。从画的主题到形式因素的追求,我们可察觉到他明显受到塞尚的影响,也看出他自己的绘画语言已近成熟。是年他42岁。
然而,就这样一幅今天看来很“写实”的作品,却被刚上台的革命政权中的某些人视成为“异端”。巴巴在他回忆录中写道:“1948年,在雅西新修复的画室中,我用一块旧画布画了《棋手》,这幅画被其他人视为是故意回到旧时代的画,甚至说它是在主题上对新时代社会所关注的事物完全忽视的一种挑衅。但对我来说,重要的是我想画它。毫无疑问,这点更重要。我不需要那些麻醉心灵和强迫想象的马列主义教义。同样无疑,在如何从事自己的专业方面我也不需要官方的指令,在专业上,我已经按自己的本分和自己的选择,作出了我最好的努力。”
巴巴以这种姿态在新政权面前亮相,大家可以想像他的后果。果然不久后,他突然被拘捕关进了雅西的加拉塔监狱,究竟是因为他的这幅画、还是有什么“反动”言论、抑或是什么历史问题,我没弄清楚。
出狱后,第二年,罗马尼亚学习苏联“老大哥”,开始成立集体农庄,巴巴便改变创作主题,画了一幅《集体农庄成立》,仍然被批为“形式主义”。不久又被雅西美院解除教师职务,不说明任何原因,要巴巴走人。在这种情况下,巴巴只得告别雅西,“南漂”去首都布加勒斯特寻找出路。
巴巴事业的转机,开始於1950年,他接到了一个画插图的活,是给曾当过罗共高层领导人的作家协会主席米哈依·萨都维努的一本小说画插图。第一稿时,又照样挨了批评。同年,罗马尼亚“美协”还公开斥责他为形式主义画家。在种种压力下,巴巴不得不开始“妥协”,1953年,他改变技法后的第二稿插图终于获得通过。同年他为这位身居高位的“罗马尼亚的高尔基”作家萨都维努画了像,又为最著名的女戏剧家布朗得拉画了像,这些名人肖像的成功,终于获得了当局的首肯。并在54年首次得了一个国家艺术奖
“妥协”之后,巴巴渐渐走上了荣誉之路。
五十年代是斯大林在苏联确立“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并要求社会主义阵营所有国家,将它奉为文艺创作所必须遵循的唯一准则的年代,无论中国还是罗马尼亚都无法例外。在这个年代中,巴巴进入了“反映社会主义现实生活”和创造工农“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创作领域。这便是他最著名的几幅画:《田间休息》《农民家庭》和《炼钢工人》。
我把巴巴的做法称之为“妥协”,是指他在“遵循”当局文艺方针的同时,仍是“秉性难移”。他并不愿意效仿“苏联老大哥”的绘画风格,而是自称要追寻“真正的古典”(巴巴的话),他要从欧洲过去的大师的作品中寻求“师承”。他在官方许可的范围内,希望找到一条在东(苏联)西(欧洲)方之间,保持“中立”或可说“找到平衡”的路。我们把他的作品和苏联画家同类型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品作一比较,会清晰地看到他们之间的差异:
同时,在相对自由的肖像、风景、静物等领域里,西方现代艺术的影响依然存在,他依然顽强的保持着《棋手》一画延续下来的,曾被批判为“形式主义”的追求。
1955年,巴巴49岁,终于第一次有机会迈出国门,随团前往苏联访问。同年在波兰华沙国际艺术展上夺得金奖。56年,巴巴参加了布加勒斯特的欧洲国际艺术展,威尼斯双年展,莫斯科、列宁格勒、布拉格的罗马尼亚艺术展。58年又在“社会主义国家造型艺术展”进一步展示了他独有的艺术魅力。
墙里开花墙外香,巴巴在国外获的的声誉,反过来加强了他在国内的地位。1958年,他被任命为布加勒斯特格里高列斯库美术学院教授;1962年获“人民艺术家”称号;1963年任命为罗马尼亚科学院院士;1964年获东柏林科学院院士称号;……
1966年,巴巴的作品随罗马尼亚艺术巡回展来到北京。可以说,巴巴的到来,也给当时的中国油画界,带来了一个不大不小的“震撼”。
巴巴登上了他艺术荣誉的最高峰。
3)无奈与痛苦?(1970 - 1997)
我把第三阶段的开始定在1970年。
这一年的三个标志是:1)此年他64岁,“退休”年龄的前一年,来到西方现代艺术的中心纽约举办个展。2)被委任为意大利Tommaso Campanella 国际艺术院院士,这是第一个西方给与的荣誉称号。3)他开始画晚年四大系列变体画中的第一幅《丑角》。
迈入70年代的纽约,西方“当代艺术”的各种雏形都已呈现,抽象绘画已成古典,波普、极简、大地、行为、光效应都已风靡,。对这一切,作为一个大艺术家的巴巴,不可能视而不见,我不知道他是否有足够的思想准备,去面对这个对于他一生所寻求的欧洲绘画传统是全然颠覆性的新的“游戏规则”。
当我把他70年从纽约回来后到逝世这段时间内的作品,放在一起观察时,我看到了这样一个现象:反映“社会主义”内容的《炼钢工人》一类的“主题性创作”消声灭迹,除了还画些普通人的肖像外,他大量的时间是在翻来覆去地重复画四个方面的系列变体画。
这四个方面的题目分别是:《丑角》、《恐惧》、《哀悼基督》和《疯子国王》。其中第一幅《丑角》画于1970年
1977年罗马尼亚发生地震,巴巴开始画《恐惧》系列
最后一个系列是传统的宗教题材《哀悼基督》
接着必然要想到的一个问题便是:“为什么?”
为什么巴巴要把他晚年的余生精力放在了这些主题上面?这不是简单用一句探寻“艺术形式”或艺术技巧的“精益求精”能解释的。从心理学的角度去思考,他一定有内在精神上的原因或某种特殊的“表达欲望”,用段炼的话说就是:画背后“隐秘的私人话语”。
在思索“为什么”的过程中,我想起了超现实主义诗歌创作方法中的游戏《绝妙的僵尸》。我试着把四种主题各概括为一句话,然后放在一起,形成了这样一首超现实主义的“七绝”:
世间离不了“丑角”
“恐惧”下人心惶惶
“救世主”已然离去
剩下个“疯子国王”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正是东欧各国要求“民主”,力图摆脱苏联控制的动荡岁月。68年“布拉格之春”,70年波兰动乱,71年罗马尼亚发生类似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文化小革命”,中苏两党公开分歧和72年的中美建交,76年毛的去世和江青被抓,捷克77年的《自由宪章》,同年布加勒斯特大地震,80年波兰大罢工,瓦文萨和团结工会的胜利,82年勃列日涅夫去世,中国的改革开放,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87年罗马尼亚反极权主义暴动,89年柏林墙倒塌,罗马尼亚人民起义,推翻齐奥塞斯库政权,齐奥塞斯库被枪决 ……
巴巴这四个系列难道会和他看到或经历的这些“社会现实”无关吗?
巴巴在他生命的结尾,用严肃的语调、孤独的声音说了这样一段话:“在备受痛苦折磨的东欧这里,(这是1989年共产主义垮台之前)我曾经毫不尊敬地对待过所有新事物的热心者。但我无意、也没有权利,对造成整个世纪具象艺术创作中的问题进行思考和研究的这一领域,去进行审视。说实在的,要理解发展和改变着的事物,有着足够宽广的远景。我等了很长时间想说些什么 — 在煽动性的政治演说和‘艺术美学式”的演说之间 — 说说那强迫自己在专业技能上精益求精的使命感。我将很愿意看到自己作为杰出绘画桥头堡上的最后一个英雄。甚至到现在,我也还是认为这是具象艺术世界中一个非常令人满意的位置,当绘画普遍地被认为是属于遥远过去的事物时,它依然发人深思、依然具有令人感动的力量。”
我非常欣赏巴巴老头的这份“倔犟”。
50年后的今天,我仍会亲切和敬重地叫他一声“巴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