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后调查圆明园流散文物：曾万元买一张照片

刘阳 　　左图：清乾隆胭脂红地轧道锦纹粉彩缠枝花卉纹梅瓶(放山居旧藏)；右图：清乾隆浅黄地洋彩锦上添花“万寿连延”图长颈葫芦瓶(放山居旧藏)

　　原标题：刘阳：圆明园流散文物的寻觅者

　　影视制作专业出身的刘阳爱好老北京的历史，结果他把爱好玩成了专业，并且做着一件很多人关注，却始终没人潜心去搞的研究——调查流散在外的圆明园文物。

　　寻找的路径

　　圆明园的流散文物有哪些？究竟散落在哪里？除了刘阳，可能再找不出第二个人去认真调查这件事。

　　刘阳今年32岁，他从15岁开始断断续续整理圆明园流散文物的资料。刘阳说，他十几岁时才第一次走进圆明园，比同龄的其他北京孩子来得都晚些。但因为当时圆明园内的展览表现出强烈的民族情绪，他也第一次得知圆明园在乾隆年间的地位毫不逊色于故宫，由此对它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刘阳是一个北京历史的狂热爱好者，上中学时，他经常在课余时间走街串巷，寻访古迹。爱上圆明园后，每个月他都要到圆明园后面的书市转一圈，看到关于圆明园的新书就买回来，再加上订阅的文物类报纸和杂志，没事干时就按照书上的线索在街巷里寻找文物散落的踪迹。

　　2001年，刘阳本科毕业，因为家里没有负担，他没出去工作，于是花在圆明园研究上的时间更多了。一开始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散落在国内的各种石刻物件上，这些文物大多处于开放的环境，踪迹可寻。除了逛北京胡同，有时他会买一张夕发朝至的火车票去沈阳、南京、苏州等地寻访。最初是按图索骥，这些有过较为规范记载的文物大多位于北京大学、中山公园、国家图书馆分馆、颐和园等地。逐渐地，一些七七八八文章中的只言片语也成了他寻访的线索。“有一次看到一个老干部写‘达园宾馆’的纪念文章，写它的历史时提到院内有一个原来放在圆明园大宫门外的前湖碑，于是就自己跑去找、拍照。”刘阳说，很多圆明园文物都零散分布在北京的一些私宅内，去参观时常吃闭门羹，为了一睹真容，有时去三五回才能幸运地进去看上一次。

　　在这一时期刘阳常在平媒和网络上发表关于圆明园的文章，因此得到了圆明园遗址公园一位老领导的赏识。2004年，他得以进入圆明园管理处工作。但圆明园的工作并不如他所想象，很快他就发现，包括圆明园在内，国内几乎没有专门研究圆明园历史的学术机构，他虽然在文史处，所做工作也仅是编写景点介绍牌、检查石刻、在圆明园展览馆搞布展和讲解的工作，在工作中他唯一获得的学术资料是一次整理旧物时翻到的几张翻拍的模糊圆明园老照片。

　　圆明园内最有价值的瓷器、玉器、书画等文物大多被英法联军劫掠到海外，除了一部分被收藏在各大博物馆和美术馆外，绝大多数都被军官私人收藏。随着几次拍卖海晏堂铜兽首引起的轩然大波，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圆明园文物。在这种情况下，形形色色的人因刘阳的名气和圆明园任职的身份找上门来，刘阳说半年内他就曾接到过13个电话，每一个都信誓旦旦说自己拥有龙首，希望刘阳能帮忙宣传，最后证明没一个是真的。当然也有货真价实的收藏家慕名而来，刘阳由此得以接触到世界上一流的收藏圈子，从而获得了更多珍贵的圆明园文物资料。

　　台湾古董商周海圣对本刊记者说，在注意到刘阳发表的文章和出的两本小书后，他决定到圆明园来结识此人。了解到刘阳是一个纯中立的研究者，周海圣帮助他认识了更多收藏界的朋友，同时也接触到了国际顶级的中国文物拍卖活动。就刘阳目前的能力而言，能够了解海外私人收藏的通道只能是拍卖市场。尽管拍卖圆明园文物一次次挑起了国人敏感的神经，但拍卖过程中透露出的详细数据和照片为收集圆明园旧藏文物的信息提供了重要依据。刘阳说，国外的拍卖行中他一般只会关注苏富比、佳士得和邦瀚斯三家，因为他们的拍品都比较可靠。“因为我不懂瓷器、字画的鉴别，只能依靠他们的把关来为自己收集资料。”刘阳说，拍卖行会为每次拍卖会准备精美图册，提供拍品较为详细的介绍和高清晰照片。英国佳士得拍卖行曾举办过三次“放山居”圆明园文物专场拍卖会，前两次分别是1965年和1971年，最近的一次在2004年。他曾向周海圣求助寻找这几次拍卖会的图册，2004年的这本比较好找，最早的那本周海圣托了国外朋友帮忙影印了一份。刘阳说，一次他得知，英国的一场拍卖会上将有一个出自圆明园的怀表，他托前去参加竞拍的周海圣带一本图册回来。“没想到他直接把怀表买了回来，还在台北找了专业的文物摄影师在棚内拍了照送给我，光是拍照就要8万～10万新台币。”

　　在这种散漫的调查过程中，刘阳逐渐总结出几条清晰的文物判断标准。

　　最容易辨明身份的是从英法劫掠者手中直接进入到欧美博物馆的藏品。侵华法军总司令蒙托邦把从圆明园劫掠来的最精美文物献给了拿破仑三世和欧仁妮皇后，这些文物被收藏在枫丹白露宫中的中国馆里。巴黎荣军院军事博物馆、法国国家图书馆等地也都有类似来源清晰，未经转手的圆明园旧藏。还有少部分文物虽转手多次但传承有序至今，例如“清乾隆御制碧玉泥金佛狮”，由整块优质和田碧玉大原石雕琢而成，被当时的英军对华全权大臣额尔金第八代伯爵(James Bruce，8th Earl of Elgin)从圆明园掠走，之后被其曾孙继承，后又由巴隆 阿灵顿第三代男爵(3rd Baron Alington)收藏，并于1940年传承给自己的女儿，直至其2010年去世，这一珍贵玉器被公开拍卖，刘阳由此获得了该文物100多年来流转的信息。

　　有明确圆明园特征的文物，例如法国吉美博物馆的“圆明园”玺、法国国家图书馆藏《圆明园四十景图咏》以及国人最为熟悉的西洋楼海晏堂铜兽首等文物的身份也确定无疑。此外，《颙琰童年像》、《道光帝喜溢秋庭图》、《南宋苏汉臣百子嬉春图页》等有档案明确记载为圆明园旧藏的文物也无可争议。同样，盖有“圆明园宝”、“淳化轩”、“淳化轩图书珍秘宝”等圆明园专用鉴藏印的书画作品也确属圆明园文物。淳化轩是乾隆皇帝设于圆明园中的御书房，位于畅春园正中。收藏于大阪市立美术馆的《骏骨图》由南宋末画家龚开所画，这幅画右上角印有“淳化轩图书珍秘宝”印和“淳化轩”朱文长方印，说明此画原藏于圆明园淳化轩内。

　　此外，还有一些抢掠者在文物上刻上了与圆明园有关的铭文，例如曾于1860年服役于英国的龙骑兵护卫队的詹姆斯·甘特上尉(Captain James Gunter)，指挥了英军与清军的多场战役，并参与了对圆明园的掠夺，回国后，他在“清乾隆御用镀金镶嵌珍珠宝石怀表”、“清乾隆御用镀金镶嵌珍珠宝石鼻烟盒”等文物上刻下“1860年10月于圆明园获得的战利品”。还有一类较为特殊，同时也是目前在国际收藏界最享有盛誉的收藏：以英国“放山居”为代表的、由劫掠者将赃物整体拍卖给富商，并被后者加以标记的文物。1861年，放山居庄园(Fonthill House)的主人阿尔弗雷德·莫里森(Alfred Morrison)向英国公使额尔金私人秘书购得其从圆明园抢掠的众多清宫珍藏，之后莫里森在文物的底部贴上“Fonthill Heirlooms”的收藏签和编号，加以收藏，这些文物在经历了家族五代后人后被逐渐拍卖出售。由于带有放山居标签的文物在拍卖市场上出现得很多，已成为拍卖圈里公认的重要圆明园文物标志。

　　通过对比欧美博物馆公开陈列的圆明园旧藏文物，一些与之成对或配套的文物也可算作圆明园旧藏。刘阳说，在拍卖市场出现的“清乾隆铜胎掐丝珐琅麒麟”并没有明显的圆明园标志，但因其与枫丹白露宫中一只麒麟的外观和尺寸完全一致，并且两只麒麟分别在左侧和右侧足部呈略微向前状，相互对称，由此证明二者原本是一对。

　　个人难以完成的任务

　　刘阳这种零散收集的方法无疑是在下一种笨工夫。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王道成与刘阳相熟，他告诉本刊记者，圆明园文物调查实在没有更科学的办法。原本清皇室对于皇宫内陈设的记录非常详尽，颐和园有36册《陈设清档》，对颐和园建筑物内的物品陈列有精确的记录。“乾隆年间‘三山五园’已经形成，其中圆明园是核心，‘圆明以恒在政’，是皇帝处理朝政的地方，而当时名为‘清漪园’的颐和园是皇帝闲暇时游玩的地方。因此可以推测，《陈设清档》在圆明园也是有的，只是到现在都没有找到，应该也被焚烧掉了。圆明园究竟有多少文物流散在外，没人能回答。”

　　刘阳对此有一个“曲线救国”的方法——曾有一套名为《清宫瓷器档案全集》的古籍出版，这套古籍详细记录了景德镇生产的每一批瓷器的详细情况和走向。“比如这批瓷器共有几件，分别叫什么，哪一件被拨到了哪个宫里，都有详细记载。通过这个也可以了解到一部分圆明园旧藏情况。不过这套书太贵了，共19卷，售价13.6万元，我根本买不起。我有一个有钱的朋友家有这套书，有时去他家看几眼，从里面记录下一些圆明园文物的资料。好就好在这些文物的名字历经多少年不会有太大变化，清朝的官窑里也绝不会烧制两批同款的器物，所以运气好的时候能够在拍卖行的图录里找到对应的名称。”

　　刘阳在今年出了一本图册，里面列举了700多种流散在外的圆明园文物，其中国内的石刻物件部分大多是对前人工作的整理，流失海外的瓷器、玉器、字画等文物都是自己多年调查所得。刘阳并不觉得自己的成绩卓著，之所以能出这样一本书，是因为没人和他竞争。

　　国内目前的确没有其他人在做这样的调查，王道成说，即使是中国人民大学的清史研究所也不会有人专门做这样的研究，这样的工作在顶着科研压力的院所里算不得学术成果。对于圆明园来说，似乎也没搞清楚研究的方向。王道成说：“2000年，北京市曾做一项规划，在今后要恢复北京城内10%的古建，圆明园排在第一位，目标包括为圆明园建一座博物馆，但之后因为反对的声音太多，博物馆也不了了之了。这样即使能把文物追讨回来，圆明园也没有地方可放。3年前国家文物局确定圆明园为首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之一，我认为这个决定有点莫名其妙。如果搞考古，圆明园唯一剩下的山水遗产也就被破坏了。这些人没弄清楚圆明园的研究方向，地下的文物量怎么能跟海外的流散文物相比？”

　　刘阳的工资收入很低，每年靠一些稿费、顾问费或者出书再填补一些收入。在周围科班、高学历的同事笼罩下，影视制作本科毕业的他绝对是少数派，但他是因为兴趣才来的圆明园，因此比其他人活得潇洒。刘阳和妻子都是地地道道的北京人，不需为房子和生计发愁，他把大部分收入放在研究上也不会觉得负担沉重。“90年代末网络刚兴起的时候，我在聊天室和论坛里认识了一些和我同龄的对老北京历史感兴趣的人，但那时20岁出头的年纪，还有心情一起玩，现在30多岁没人有闲工夫干这些了。”

　　研究支出中的大头在出国考察和购买珍贵资料。刘阳曾自费去了日本和法国，在东京跑了几家博物馆，没什么收获，去法国算是边度蜜月边考察，当时法国下大雪，遗憾地没去成枫丹白露宫。有时为了节省费用，他也会盘算着等国外的展览到香港或台湾地区展出时再去。刘阳还组织过一次海外寻宝团队行，他自己拉来赞助，带着圆明园其他研究人员一起去美国探访各大博物馆。“之所以选美国我是有点私心的，当时我已经没钱了，就想借这个机会把最贵的美国去了，有了美国签证，以后再去其他国家也比较容易。”刘阳说，但这次声势很大的海外寻宝行动效果并不好，“很多媒体都宣传我们是去追讨文物的，美国有些博物馆因此就不太配合。而且行程太赶，不能潜下心来慢慢研究”。

　　除了购买拍卖行精美图册需要的花销外，刘阳把大量的钱投入到购买老照片上。老照片是刘阳摸索出的研究圆明园文物的另一途径。“最贵的一张圆明园照片是在香港一个卖照片的小店淘的，1万港币。”搜集老照片的渠道很杂，也很不容易，有些是在收集的圆明园书籍中获得的线索，有些是在eBay上搜索到的圆明园二手老照片。刘阳曾在潘家园淘了一本书叫《Peking》，是民国时期的外国人写的，里面用了一幅德国摄影师佩克·哈默尔拍的圆明园照片。“这个德国人的信息很难找，我是在去香港看展览的时候托朋友用德语的Google查的。先查他具体是哪里人、死在哪里，找当地的博物馆或美术馆问，他死后有没有把老照片捐献出来。很巧的是我找到了他侄女的博客，于是发了封邮件给她，她很帮忙，不但帮我扫描了这张照片，还送了我另一张哈默尔拍的圆明园扫描件。”在eBay上搜索，有时能幸运地遇上极佳的老照片。“我一共买过五六十张，一共花了几万块钱。”eBay是带拍卖性质的购物网站，刘阳还遇到过一些很好的照片，但因为自己出价不够高被别人买走了。

　　无论是研究一些清宫的器物记载资料，还是分析老照片中的图景，都必须配合目前流散在外的文物做比对。刘阳只能靠记忆把他们相互匹配，方法简陋，效率也不高。“我在一张瑞典汉学家喜仁龙拍的远瀛观老照片上看到石柱下面的石刻构件，觉得很眼熟，想了很久才想到，我曾经在北大附小院里见过。我是偶尔去办事路过时见过一次，这么多年来没人知道这个东西的来历，把它搞清楚真是太偶然了。”

　　对于个人来说，调查清楚流散文物的确困难重重。1946年，国民政府教育部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曾牵头组织一次对甲午战争后日本侵占中国文物的全面调查，这是20世纪以来中国最严谨的一次流散文物调查。参与此次调查的专家中目前只有文物界老前辈谢辰生健在，他向本刊记者对比了当时那次调查与圆明园文物调查的难易：1946年的调查得到了政府支持，通过图书馆、旧书店，郑振铎等人依靠私人关系找到的私人收藏等途径，在半年时间内他们获得了220多种资料，利用9个月时间整理出侵占文物的名录和去向。“这些资料大多是日本人所写的，因此名字和去向都很清楚，因为日本人看中文物的价值，他们也不认为自己是非法所得，所以收藏文物的人也都很愿意公布出来。但英法联军当时并不清楚文物的价值，抢回去是为了赚钱，他们也没有这方面的资料。况且当时是靠国家动员来搜集的文献，现在依靠一个人的力量找全资料很难。”

　　最受人关注的圆明园文物追讨事件莫过于几次反对兽首的拍卖。“国宝工程公益基金”总干事牛宪锋告诉本刊，2003年，香港苏富比拍卖行准备拍卖海晏堂的猪首，当时还名为“抢救流失海外文物专项基金”的“国宝工程公益基金”获知这一消息，通过拍卖行与美国的卖家取得了联系，最终文物通过私下购买的方式，由澳门首富何鸿燊以600多万港币的价格将其买下捐回国内。2009年，巴黎佳士得拍卖行准备拍卖鼠首和兔首，“国宝工程公益基金”委托法国律师起诉了拍卖行但败诉。“收藏家蔡铭超对我们说，如果无法阻止兽首上拍，他可以以高价竞得，但不付钱，否则文物被人买走可能又会消失了。”最终蔡铭超以2800万欧元拍下文物但拒不付款。“我们起诉了拍卖行，这件文物有了案底，以后很难再出手。拍卖行曾与我们协商兽首如何处理，我们的意见是必须由企业购买后捐给中国，最后是由皮诺家族无偿捐回了中国，但实际上皮诺家族本身就是佳士得的股东，而且两兽首的拥有者是圣罗兰和他的伴侣，圣罗兰品牌也属于皮诺家族。”

　　牛宪锋说，该基金会更多关注的是被破坏的不可移动文物，因此他们没再关注更多的圆明园文物。现在越来越多的人都在逐渐认可，民间收藏同样也能达到流散文物回归中国的目的。在周海圣看来，蔡铭超的行为给华人收藏家带来了一些麻烦。“他做了一个最坏的榜样，导致现在很多拍卖公司都针对中国的买家要求支付高额的定金。”周海圣说，约从2000年开始，中国买家在国际收藏市场上不断崛起，已经有大规模的海外流散文物被回购回国。“几乎欧美市场上博物馆、艺术馆收藏级别的中国艺术品都是被中国人买回来的，拍卖的情况常常是几个中国买家竞价，外国人旁观。”刘阳说，因为兽首引起了轩然大波，现在拍卖行对待圆明园文物的态度变得很暧昧。一方面，圆明园文物的价值在不断上涨，另一方面他们又要在介绍中避免出现“圆明园”字样以免惹麻烦。刘阳说：“拍卖行会用‘放山居’、‘慎德堂’或者藏家曾参与过1860年对清政府的战争等类似的标签暗示竞拍者。”但是因为国内的研究者对圆明园文物所知甚少，这样的暗示往往很奏效，不会引人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