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振华：以博伊斯为师

　　最近，一个关于约瑟夫·博伊斯的展览在中央美院展览馆展出，尽管只是一个文献展，还是引起了当代艺术界的浓厚兴趣。

　　回顾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它的发展进程和来自西方的知识及思想有着密切的关系，但是，什么时候介绍什么？流行什么？选择权始终在中国。这种选择以什么为依据呢？在于它必须对应和满足中国在某个时间段的现实需求。

　　例如博伊斯，他对中国的影响主要来自他的艺术观，比如“社会雕塑”。

　　11年前我在深圳做了一个展览，叫做《一个老红军的私人生活》。展览将一个刚刚去世的老红军及夫人的日常生活物品进行了展示，包括老照片、记事本、日记、各类证件证书、履历表、衣服、柜子、药瓶、生活工具，还有战争年代留下的小物件如望远镜、绑腿等等。这样的展览显然需要理论的支持，如何定义这个展览呢？我把它和博伊斯的“社会雕塑”挂起钩来。

　　在博伊斯看来，一个人的社会行为同时也可以看作是艺术行为，这是博伊斯对艺术的重新定义。表面上看来，社会行为和实践与传统的“艺术”似乎没有关系，但是他们和艺术一样，共同参与了社会变革，塑造了社会现实。所以，它尽管不是狭义的“雕塑”，但可以称为是“社会雕塑”。

　　联系到这个老红军，他16岁离家参加“黄麻起义”，到1949年回老家，当年村里一起出去的二十多个小伙伴仅剩下他一个人了。据说老人晚年，沉默寡言，尤其不愿意回忆战争。从老人留下的一些物件中，以及许多琐屑文献中，可以解读出比一般“艺术”更加生动感人的细节。

　　这个展览被香港艺术馆看中，邀请赴港展出，引起了很大反响。艺术馆特意把写得满满的几本留言簿给我复印了一套，没想到成为近些年观众反映最热烈的一个展览。许多香港市民不知道“红军”是什么？以为就是红卫兵；一些国民党官兵的后代和一些“红二代”看到这个展览则百感交集，他们对这种非宏大叙事的红军私生活表示了极大兴趣。也有人对展览表示质疑：难道红军的晚年是如此落寞，物质生活是如此简单吗？

　　当然，在香港召开座谈会的时候，也有香港学者认为展览名不副实，总是质问，“雕塑”在哪里？艺术在哪里？每到这个时候，我只好拿博伊斯的“社会雕塑”理论解释一遍。

　　展出过程中，与一位广州老雕塑家交谈，又有了一个新的发现，就是他表姐的戏剧性人生：一个典型的资产阶级小姐放弃荣华富贵，抗战中参加了新四军，1949年以后成为一个红色的外交家。我为展览想好了题目：“一个香港小姐的革命生涯”。

　　这是一个曾经沉迷于好莱坞的富家小姐，从小生活在香港，养尊处优，最后成为一个坚定的布尔什维克。与老红军相比，一个是为了吃饱饭而从军；一个是为了抗击侵略而从军；这些人的经历不同，故事各异，但都可以成为观察二十世纪中国社会的特殊角度。

　　遗憾的是，这位当事人由于颠沛流离的生活和各种运动的冲击，她个人的历史资料和物品基本丢失殆尽，由于失去了历史细节，展览只好搁置。

　　如此解读博伊斯的“社会雕塑”是否符合他的原意？不知道。不过，对展览而言，这也似乎并不那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