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行者：画家金一德

金一德

　　本报记者 冯智军

　　人物名片

　　金一德，1935年出生于浙江绍兴。1959年毕业于浙江美术学院(现中国美术学院)油画系，同年参加“第三届全国美展”。1960年进入博巴油画训练班学习，1962年留校任教至今。

　　在中国美术学院旁边的一栋住宅楼里，沿着昏暗的楼梯走上六楼，抬头已看见金一德先生在门口迎候记者了。在简朴的客厅里，除了堆放的画册和书籍外，只挂着一幅好友关良所赠的作品。温和又直率的他，聊起博巴、倪贻德等老师，仰慕与推崇之情溢于言表；而说到魏光庆、张培力、刘大鸿、王广义这批学生，对学生的赞赏与宽容则流露无遗。

　　谈到尽情处，他拿出一本画册，满头银发的他却像个小学生一样，认真倾听对他近期作品的观感，甚至执拗得非让你说出些问题。对艺术如宗教般的虔诚，支撑着他数十年来一直坚定而默默地在艺术道路上独行，那画室里逢年过节也不会中断的“金一德的灯光”(中国美院院长许江语)，一直闪耀、照亮着他众多学生的艺术道路。

　　“我对艺术的观点就是要建立个人风格，这也是我的追求目标。艺术上我受的影响来自两个人，一个是博巴，一个是倪贻德。”就这样，从博巴开始，这位一直以来似乎游离于“主流”之外的老人，聊起了他的老师、学生和绘画。

　　美术文化周刊：在上世纪60年代初，你参加了罗马尼亚艺术家博巴的油画训练班，在这批学员中，你可能是沿着表现性绘画走得最远最坚定的一个。博巴油画训练班的学习，带给你哪些收获？

　　金一德：当时学校是以苏联的教学模式为主，博巴油画训练班与苏联的教学体系不一样，风格也不一样，是表现主义风格。很明显两者不相容，很多老师和领导看不惯，认为有形式主义倾向。学校就把这个训练班进行封闭教学，除了学员外，别的学生是不允许参观的。后来就惊动了文化部，一位司长来巡视，当时沈雁冰也来了。后来下定论是，先学到手，再批判，这样学校里才开始慢慢放松下来。

　　原来博巴训练班的学员要求是各校助教来参加，但最终多数是高年级的学生，我当时也刚刚毕业留校。对于博巴的教学，刚开始学员不理解，到了一年级的下学期，解剖分析的架子出来了，大家理解了就觉得很有收获，就提出来，创作以后再搞，剩下的一年半时间，集中进行基础训练。这样对人体结构的研究基础打得很牢固，我到现在都很感激。

　　博巴的素描教学与苏联的模式不一样，是先研究，再综合，后表现，表现时要有力度、有激情。研究必须把模特的骨骼肌肉分析清楚，但不是画结构图，而是从人体上能看得出来。一个学期就画两个人体，一个男人体和一个女人体，从生火盆画到用电风扇，非常深入。而且是先画素描，再把素描拷贝到画布上画油画。

　　但表现的时候要简练概括，要有表现力，发挥每个人的敏感性，每个人要画得不一样。当时他去北京看了一个油画展，回来就说：“怎么中国的油画都像一个人画的？”他觉得很奇怪，但我们当时不敏感，不知道为什么要有个性，要不一样。

　　他第一课就讲，我不会机械地把欧洲的艺术带过来，我看你们中国的艺术很优秀，如书法就非常好。他希望我们把欧洲的油画同民族的结合起来，画中国人的油画。他也很敬佩潘天寿，与吴茀之等老先生的关系也特别好。他曾对我说：潘天寿是艺术大师。

　　美术文化周刊：你从博巴油画训练班毕业后，就担任倪贻德的助教，后来还写过纪念倪贻德的文章。这位老师对你有哪些影响？

　　金一德：博巴把欧洲比较规范的基础训练教给我们，是在技术训练和大的方向上影响我，倪贻德是从理论上帮我打开了一个思考的方向。

　　1963年，油画系成立了3个工作室，倪贻德主持第二工作室的教学，我不认识他，也不知道他为什么想把我调到他的工作室当助教，当时领导对老先生很尊重，就把我调到了油画系。

　　我觉得能多学习一点更丰富，就把博巴的放一放，在倪贻德的工作室里，他单独安排模特让我画素描，学习他的教学方法。倪贻德画东西很坚决、肯定。

　　倪贻德喜欢用“我以为”开头，然后开始发表评论，包括对黄宾虹等人的作品，不只说好话，还说问题和毛病。不像我们现在，对着大师的作品只会说好。他说，我写文章要有我的观点，但现在文章不好写啊。所以他对我的影响就是“搞艺术，是我在思考，我在画画”。

　　倪贻德担任过浙江省美协副主席，浙江美院党委委员、理论教研室主任、油画系主任等职。在艺术教育上，他有经验有能力，讲到艺术可以滔滔不绝，可以讲得很深刻。但他一点政治意识和行政能力都没有，所以开会的时候他经常就是坐在那里，也不发言，但还要挨批评。

　　他认为要深入地理解中国艺术，不是简单的在油画上题词等做法。油画民族化不仅仅是表面形式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要从内涵上把握艺术的内在本质，真正把中国的精神从本质上融合到西画里去。

　　倪贻德还给了我理论的思考与更宽广的文学视野，我本来喜欢看苏联的文学作品，后来就看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者的演说，然后再去看他们的作品。他对我的思想影响至今。

　　美术文化周刊：你对学生在艺术上非常宽容，但对自己的作品却要求十分严格，甚至苛刻。许江说，在“文革”前，你富有表现性的作品在当时是一条独行者之路，被看做形式主义的路；“文革”后，先锋一代热衷于现代艺术潮流的时候，你的作品又被孤立在西方主脉之外，这在同代人中并不多见。而且你的作品风格始终在变，不变的是表现性的绘画语言。近年来你的《暮年系列》，不仅画出了老人的沧桑，还有倔犟与释然。

　　金一德：1959年我从油画系毕业，到今年半个世纪过去了。我唯一的长处就是认真学习，过去向老师学、向画册学，现在加上向我的学生学。勤学的好处是不断地充实，坏处是不成熟。近几年我的探索在渐渐地贴近自身，艺术上似乎也有了一些主见。

　　从博巴油画训练班出来以后，我就渴望获得自由，想解除一切羁绊，在画布上纵横驰骋，挥写自如，进入心手双畅的境地。我决心求变，求大变，但几十年过去了，我的画只可说有些微调的变化。艺术要自然流露，但我“流”不出来，就刻意追求；我松不下来，就索性求“紧”，把线勾明确、勾死，紧到底也可能是一种另类的趣味。

　　我相信画无定法。中国画论中讲“从有法到无法”，走进学院不难，但要走出学院谈何容易。其实我心里也清楚，就像希腊神话中西西弗斯不停地把石头推上山，希腊人称为徒劳的努力。我觉得天天把石头推上山也是件愉快的事，至于徒劳这一层就不去想它了。况且中国也有“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古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