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中国申遗第一人

永定门城楼复建竣工后，93岁高龄的侯仁之在王世仁的陪同下来参观。

　　他是中国历史地理第一人，开创了中国的历史地理学，被美国国家地理学会评价为“当代地理学的世界级领导人物”；他是中国申遗第一人，将周口店中国猿人遗址、八达岭万里长城和故宫[微博]博物院列入《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使中国成为“世界遗产公约”缔约国；他是北京城虔诚的信徒和知音，从地理学的角度分析北京历史，深情地守望和保护着这座历史名城，被国际学术界誉为“北京史巨擘”；他更是一位“平民学者”，不局限于三尺讲台，不沉醉于“理论成果”，他的脚步从燕园延伸到了北京城的角角落落，数不清的遗迹前都曾经留下过他执着的身影。

　　2013年10月22日，他告别了一生挚爱的北京城，猝然驾鹤而去，享年102岁。

　　他是侯仁之。

　　冰心助他圆了“燕园梦”

　　从20多岁入燕园读书，到辞世，侯仁之似乎一辈子都没舍得走出这个园子。要说与燕园的结缘，不得不提到冰心老人。

　　初中一年级时，侯仁之从一位同学那里偶然看到了冰心的短篇小说《超人》，借来阅读之后，深受触动。侯仁之曾这样描述自己读完小说后的感受，“它像一泓清流注入了我儿时生命的小溪，也像一阵清风吹开了我少年时期的心扉。”

　　被激起阅读兴趣后的侯仁之，开始广泛涉猎当时蓬勃兴起的新文学作品。从郑振铎的文学研究会，到郭沫若的创造社，再到蒋光慈的太阳社，小说、诗集、散文……只要是能接触到的作品，无不被侯仁之纳入囊中。然而，令侯仁之自己也没想到的是，这种出于个人兴趣的阅读为他日后走进燕园奠定了基础。

　　高中快毕业时，由于成绩优秀，侯仁之经由学校推选，参加了燕京大学提前招生的特别入学考试。该考试只考国文和英文，其中国文只考两篇作文：一篇是用白话文写《雪夜》，一篇用文言文写《论文学革命与革命文学》，而两篇作文的命题者正是将侯仁之引入文学大门的冰心。平时广泛阅读打下的基础，使得侯仁之在完成两篇作文时得心应手，如愿获得优厚奖学奖，迈入了与他之后的生命紧密相连的燕园。

　　因此，虽然侯仁之并没有做过冰心课堂上的学生，但是侯仁之在少年时代，一直把冰心当做自己的第一位启蒙老师。1988年侯仁之主编的《北京历史地图集》出版时，他将地图集送给冰心作为谢礼，并附信写道：“如果不是《超人》把我带入了一个新的精神世界，如果不是在燕京大学的入学语文考试中由于您的命题而得到‘顺利过关’，我恐怕也就不会和北京同样结下这种不解之缘了。”

　　梁思成引荐他进“计划委”

　　“在一个初秋的傍晚，乘火车到达了前门车站。当我在暮色苍茫中随着拥挤的人群走出车站时，巍峨的正阳门城楼和浑厚的城墙蓦然出现在我眼前。一瞬之间，我好像忽然感到一种历史的真实。从这时起，一粒饱含生机的种子，就埋在了我的心田之中。在相继而来的岁月里，尽管风雨飘摇，甚至狂飙陡起，摧屋拔木，但是这粒微小的种子，却一直处于萌芽状态。直到北平解放了，这历史的古城终于焕发了青春，于是埋藏在我心田中并已开始发芽的这粒种子，也就在阳光雨露的滋养中，迅速发育成长起来。”

　　侯仁之曾经这样满怀诗意地描述自己对北京城的“一见钟情”。那是1931年的初秋，20岁的侯仁之从山东的德州博文中学转到通县潞河中学，那是他与心怀向往的文化古城的第一次零距离接触，从此也开始了他与北京城长达近一个世纪的“爱恋”。

　　在侯仁之北大燕园挤挤巴巴的家里，一张巨大的北京地图几乎占满了半边墙壁。对于侯仁之来说，北京不仅仅是他生活了几十年的第二故乡，还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研究对象，是他学术生命的源泉。卢沟桥、后门桥、莲花池、永定门、白浮泉……一个个打着老北京印记的地标建筑，或在侯仁之的抢救下“起死回生”，或在他的考证下被追根溯源，重振历史雄风。他用双脚走遍北京的大街小巷，踏勘出北京的河湖水系，找寻北京城在历朝历代中的地理位置，唤醒了这座日新月异的国际大都市的历史记忆，开启了“历史地理学”的研究，被国际学术界誉为“北京史巨擘”。

　　最初走上北京城市历史地理研究的道路，离不开梁思成的“穿针引线”。新中国成立后，从英国利物浦大学获得地理学博士归国的侯仁之，经梁思成的推荐，兼任了北京都市计划委员会委员；除了在燕京大学授课外，又受梁思成邀请在清华大学建筑系讲授一门新课《市镇地理基础》。为了避免过多抽象的原则性描述，侯仁之以解释我国历史上一些名城，特别是北京城的城市规划和建设为例，结果引起了同学们的极大兴趣。

　　侯仁之曾坦言，正是这门课程和其在都市计划委员会兼任的工作，成为他研究北京城市历史地理的新起点。他的工作就是把古老的北京城发掘、呈现出来。通过水系、地理、考古文献等多方资料，确定北京城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地理位置，破解北京城诸多悬而未决的历史之谜。

　　在西城区广安门二环路沿线有一个北京“蓟城纪念柱”。由25块花岗石砌装而成的柱子气势宏伟，柱子顶部正面镏金雕刻着“北京城区肇始斯地其时惟周其名曰蓟”16个字。该纪念柱是为纪念北京建城3040年而修建的。纪念柱旁边，侯仁之撰写了北京建城史的碑文。与侯仁之相识多年的古建专家王世仁介绍，纪念柱的理论支撑就来自侯仁之严密的考证，在这之前，侯仁之通过《水经注》的文献以及对河湖水系地理位置的变迁，确认了北京真正的起源是在“蓟”，而蓟城位于现在的广安门一带，蓟城靠着莲花池的水源才得以存在。

　　促西站东挪力保莲花池

　　秋日暖阳下的莲花池公园，草地上，座椅上，老人们三三两两地凑在一起打着牌，下着棋。金灿灿的阳光，温暖却不耀眼，投映在池塘水面上，与有些败落发黄的荷叶组成一幅暖洋洋的画面。天上零零散散地飘着几个风筝，与远处高大巍峨的北京西站城楼互为点缀，像是在默默守候着这片静谧的池塘。

　　放风筝的几位老人都七十多岁了，听记者问起“莲花池公园的来历”时，都显得有些茫然。只有一位83岁的老大爷，模糊记得莲花池公园是十几年前刚修建的。“以前这边就是个大水坑，我儿子小的时候到水坑里抓的鱼，回家都不能吃，一股子汽油味。现在到了夏天，这一池子的莲花，别提多好看了。”

　　这里没人听说过侯仁之，走遍公园，也没有任何的线索提到侯仁之。但是大人孩子徜徉其中，享受天伦之乐自然之美，或许是侯仁之得到的最好纪念。

　　1993年，侯仁之的一位学生跑来告诉他，为了配合北京西铁路客运站的建设，莲花池要被填埋。侯仁之一听就急了，斩钉截铁地告诉管这个事儿的学生，“决定不能占用莲花池，莲花池一定要保留下来，把你们的车站往旁边移一移。”侯仁之一直主张，莲花池是北京的生命源头，没有莲花池也就没有北京城，尽管莲花池作为水源的作用已经消失，但是抹杀这样一个带有历史印记的遗迹，就是抹杀过去。

　　随后，侯仁之“游说各方”，“车站建起来之后，旁边有大的湖泊，既有历史底蕴，又有自然风光。大门旁边一个大湖，多好啊。”最终，在侯仁之的奔走下，西站向东挪移了100米，莲花池得以保留。

　　意见被采纳之后，侯仁之还不放心。在西站的修建过程中，他在夫人张玮瑛的搀扶下，专门去了一趟工地。当时，西站的内部施工还在进行，里面连电梯都没有。两位年过八十的老人相互搀扶着，愣是顺着楼梯一直攀到了顶层。在顶层上，侯仁之发现莲花池已经干涸，施工建设的好多东西都堆在莲花池里，破败不堪，湖光山色荡然无存，看上去没有丝毫要被整修改造的迹象。八十多岁的老人又开始为莲花池的原貌恢复四处奔走。

　　最终，1998年，莲花池开始恢复建设，2000年底一期工程完工，开始接待游人。

　　93岁高龄被抬上永定门

　　2004年9月份的一天，正在南二环永定门复建施工现场的北京文物古建公司总经理李彦成，接到了侯仁之夫人张玮瑛的电话，原来是93岁的侯仁之希望到工地看看。施工现场钢筋水泥，李彦成又兴奋又担心。

　　在做好一系列的安全保护工作之后，李彦成将坐着轮椅的侯仁之接到了现场。老先生兴奋不已，东瞅瞅西看看，连声称好。当时永定门城楼还未彻底完工，9米高的斜坡上，施工架还没有撤，侯仁之却执意要下了轮椅亲自登楼。

　　众人力劝，侯仁之才同意让两个小伙子抬上永定门。当时负责安排侯老登楼的古建公司的马师傅回忆说：“老先生上楼之后，可高兴了，往北看着北京的中轴线，口里一个劲地赞叹着‘这下好了这下好了’，在城楼上待了好久都舍不得下来。”

　　如今南二环上最扎眼的地标性建筑当属永定门了。这座2004年复建起来的城门，是历史上北京的“龙脉”也就是城市中轴线的南起点。永定门是当年北京外城7座城门中最大的一座，始建于明嘉靖三十二年。1957年，为了适应城市建设的需要，永定门被拆除。

　　自2000年起，在一批老专家的呼吁下，永定门城楼的复建开始被提上议程。侯仁之一直密切关注着永定门的复建进程，在得知复建即将竣工的消息后，便按捺不住，想要来现场亲眼看一看。

　　李彦成回忆说，下了城楼，侯老还参观了元代遗留下的御道。听说当年御道上残留的条石被原状保留下来后，连称“用心良苦”。整个下午，老先生的兴致都很高，从下午两点多一直待到太阳落山还舍不得离去。“当时是老伴儿下了命令，说这一天的活动量太大了，天晚了该回家了，这才把老爷子劝回了家。老爷子那么大年纪了，还关心着北京城的一举一动，这种真挚的感情真是让人感动。”

　　“侯先生不像很多人印象里的所谓大专家，满口都是高深的理论，他是一位‘平民学者’，很平易近人，跟老先生交谈有时候让你觉得他就像是隔壁老爷爷那样亲切；而且他的研究对我们生活的这座城市确确实实有很大帮助，北京城里很多历史性地标都留下了老先生的印记，”一位多年从事文物工作的专家总结到。

　　实习记者 牛伟坤J191

　　插图 冯晨清 H126

　　(原标题：有一种学者气质叫“平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