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雷之子：造成父亲悲剧的根源还未彻底铲除

傅雷夫妇的新墓碑，镌刻着《傅雷家书》中的一句话：“赤子孤独了，会创造一个世界。”韩福东 摄 傅雷和朱梅馥。韩福东翻拍

　　南都首席记者韩福东发自上海

　　傅雷(1908.4.7—1966.9.3)，著名翻译家、文艺评论家。“文革”中与妻子双双自杀，1979年平反。2013年10月27日，傅雷夫妻合葬于上海浦东福寿园海港陵园。

　　傅雷、朱梅馥夫妇的骨灰，合并在一处，葬在了上海浦东福寿园海港陵园内。10月27日，著名翻译家傅雷在自杀47年之后，于长子傅聪弹奏的莫扎特和肖邦的钢琴曲声中，与他挚爱的妻子名正言顺安眠于斯土。

　　墓碑甚为简单，一块高1 .8米的普通碑石，上面镌刻着《傅雷家书》中的一句话：“赤子孤独了，会创造一个世界。”左下方是傅雷夫妇的生卒年：傅雷生于一九零八年，朱梅馥生于一九一三年；两人有一个共同的祭日：一九六六年的九月三日。

　　骨灰合葬仪式结束后，早已享誉国际的钢琴家傅聪站在墓碑后，伫立良久。在傅雷夫妇自杀之前，留学波兰的他搭机去了英国，成为一名“叛逃者”。等他可以返国的时候，父母已经过世十年。而在他们所留遗书中，以这样的方式提及长子：“只是含冤不白，无法洗刷的日子比坐牢还要难过。何况光是教育出一个叛徒傅聪来，在人民面前已经死有余辜了！更何况像我们这种来自旧社会的渣滓早应该自动退出历史舞台了！”

　　早在1979年被平反时，傅雷就恢复了他的舞台。作为拨乱反正的一种表现形式，上海龙华革命烈士公墓容纳了他的骨灰，但其妻子朱梅馥只能葬在家乡青浦公墓。“当时只让父亲的骨灰进革命公墓，不让母亲的骨灰进去。但实际上，当时我就将父母的骨灰各一半做了混合，他们早就葬在一起了。”傅雷的次子傅敏对南都记者说。

　　而今正式的合葬，让傅雷的后人又勾连起伤心的往事。傅敏说：“这是一个悲剧，有着特定的历史根源。这个根源还没有彻底被铲除，但我坚信随着时代发展，邪恶的东西终将被阳光所取代。”

　　后人曾长期反对迁葬

　　在安葬仪式举行之前，傅聪说：“我太伤心了，心里很乱，做梦都梦见父母，请转告记者们，不要采访我。”

　　他是在北京家中对王树华说这番话的。王树华是上海浦东傅雷文化研究中心主任，这次傅雷夫妇合葬仪式，就是他提议并挑头完成的。

　　“迁葬是我的意见。我觉得傅雷的骨灰安放在革命烈士公墓，既与事实不符—他不是烈士，也不符合傅雷的意愿，他不应该被葬在那里。而且他们夫妇一起自杀，如能葬在一起应该更好。”王树华对南都记者说。

　　但他的这个想法，却难以征得傅雷后人的同意。“这个工作我做了4年，他家人反对的理由主要是，认为人死了不要树碑立传。傅雷生前坦荡，反对陋习，也不会希望身后搞这么多复杂的名堂。傅聪和傅敏都反对迁葬。”

　　傅敏在接受南都采访时证实了这个说法：“他们一直做我们的工作。父母生前向来低调，我们原本打算将骨灰都撒到大海里。但是浦东那边很看重，说想要留个缅怀的地方。”

　　在王树华看来，作为浦东人的傅雷，不仅是上海也是中国优秀文人的代表，应该将他们的墓碑以看得见的形式保存下来，供后人缅怀与瞻仰。他最先做通傅敏的工作，并请求傅敏与他一起做傅聪的工作。

　　“傅聪到今年八九月份才同意。但签字委托浦东傅雷文化研究中心具体负责此事之后，还连续打电话给我，他有点想不通：这是否符合傅雷的精神？”

　　傅敏对墓碑制作和傅雷生平展览的参与相对较多。一开始，王树华请雕塑家将墓碑设计为一个纪念碑的样式— 用上好石料做成类似于两本书的外形，其中一本线装书表征传统文化，另一个精装本的译著，指向傅雷在翻译领域的杰出成就。这两本书都是不完整的，意味着傅雷的写作事业没有完成即早逝。而碑上则有傅雷夫妇的头部雕像。但是这个方案最后遭到傅聪的否决。

　　“傅聪希望简单一点，不要搞得太复杂，他提出不要傅雷夫妇头部雕像，并要求只用普通碑石。”王树华说，后来傅敏提出更具体的意见，在墓碑刻上‘赤子孤独了，会创造一个世界’。”

　　傅敏说，“这是父亲家书中很精彩的一句话，显示出他是一个拥有赤子之心的人，大写的人，所做的一切就是为了爱人民、爱艺术、爱朋友……父亲生前不喜欢花里胡哨的东西，他很朴实。我们也希望将墓碑弄得朴实。”

　　墓碑的最终定型，基本遵从傅雷后人的意见。

　　“亲美反苏急先锋”

　　傅雷夫妇是在1966年9月3日上午自杀身亡的。傅雷在躺椅上结束生命，他吞服了大量的毒药，朱梅馥则自缢于窗框之上。傅雷58岁，朱梅馥53岁。

　　在此前大约两周，在北京女一中教书的傅敏内心忐忑不安，“文化大革命”轰轰烈烈，他生活和工作的城市，红卫兵对黑五类的抄家渐入高潮。“我还能出校门，我不放心父母，就打了一个长途，是我妈接的。那时上海还没开始抄家，我妈说，没什么事，让我放心。然后问我怎么样，我说没事。其实那时候父母已经有事了。”

　　在三个多月前，中央政治局召开的扩大会议上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简称“五一六通知”)，宣告了历时10年的“文革”就此发动。该通知称：“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敏锐的傅敏在那一天就知道，如果自己的父母没有受到波及还好，一旦被批斗，必然会出事。

　　1958年，傅雷被打为右派。傅敏记得，父亲那时即有轻生打算：“他被戴‘右派’帽子那天晚上半夜回家，对我妈妈说，如不是考虑我还在念书就要走了……现在我也立业了，他没什么顾虑了。在家书里，他也有这么说。”

　　傅雷被打成右派的主要罪证之一，是他1947年翻译斯诺和史各脱有关苏联的文章，编成《美苏关系检讨》出版，该书代序《我们对美苏关系的态度》先刊于《文汇报》上，随即遭到左翼人士的“反苏”、“亲帝”指控。傅雷于当年7月撰写《所谓反帝亲苏》，发表于储安平主编的《观察》，对左翼进行回击。十年后，这成为他思想反动的一大罪状。1957年下半年，傅雷被指控为亲美反苏急先锋、上海“中间路线”代言人，遭到沪上各大报纸连日批判。第二年4月30日，他被划为右派。

　　1966年8月下旬，在傅敏从北京给上海家中打去电话后不久，傅雷夫妇被红卫兵抄家，而后是四夜三天的批斗。家中搜出的一面小镜子和一张褪色的蒋介石旧画报，成为了“反党罪证”。在上海市江苏路284弄5号住所“疾风迅雨楼”内，感到彻底孤独的傅雷夫妇，相约告别人间。

　　“干女儿”冒险领骨灰

　　“傅敏人秀：尽管所谓反党罪证(一面小镜子和一张褪色的旧画报)是在我们家里搜出的，百口莫辩的，可是我们至死也不承认是我们自己的东西(实系寄存箱内理出之物)。我们纵有千万罪行，却从来不曾有过变天思想。我们也知道搜出的罪证虽然有口难辩，在英明的共产党领导和伟大的毛主席领导之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决不至因之而判重刑。只是含冤不白，无法洗刷的日子比坐牢还要难过……”

　　这封写给傅敏和朱梅馥哥哥朱人秀的遗书，被保姆发现。朱人秀给傅敏发去电报，要他回来处理后事。“我当时在北京，自顾不暇— 三年后被打成现行反革命，没办法回去，就回电报说：逝后事你处理。我舅舅也是‘当权派’，同样自顾不暇，没有去领骨灰。我们都不在现场。”傅敏说。

　　据王树华介绍，因亲属不在场，傅雷夫妇的火化是公安局操作的，在万国殡仪馆，是一个叫江小燕的29岁女“社会青年”代领了骨灰。

　　“江小燕是我父亲的崇拜者，她说是傅雷的干女儿，戴个大口罩，去找到我舅舅，带着我的表弟，把骨灰领了回来，放在永安公墓寄存，骨灰盒上没有留傅雷的名字，但做了一个记号。江小燕促成了这个事，如果没有她，别人不会冒头这么做。江小燕也因此遭难。”傅敏说。

　　江小燕将骨灰盒署上傅雷的原名“傅怒安”后，还给周恩来总理写过一封信，希望他整肃乱局。结果惹来麻烦，被造反派抓去审讯，幸而最终逢凶化吉。傅敏说，1979年4月，傅雷被平反后，他们在朱人秀的档案中找到骨灰证，将其领回安葬。

　　待到当年4月26日，上海出版局局长马飞海主持傅雷追悼会时，在悼词中称：“上海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和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郑重宣布：一、为傅雷同志平反昭雪，林彪、‘四人帮’强加给傅雷同志的一切诬陷不实之词，统统予以推倒；二、傅雷同志1957年所写的文章和在会上的发言不是右派言论，被定为右派分子是错误的，根据政策，应予改正，恢复其政治名誉。”新华社刊发了电讯。

　　倏忽间又过了二十余年，曾经不被整个社会所容的傅雷，成为了上海浦东的重要文化标签之一。除了夫妻合葬，他的出生地周浦镇美术馆还举办了他的生平展和铜像落成仪式。

　　他们试图经由傅雷来展现新世界，但赤子依然是孤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