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传席：做别人绕不过去的学问

陈传席

　　本报记者 冯智军

　　人物名片

　　陈传席，1950年生于山东诸城，祖籍徐州睢宁。1982年毕业于南京师范大学美术系研究生班美术史论专业。先后任职于南京师范大学、上海大学等。现任中国人民大学艺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美术家协会理论委员会副主任。出版专著《六朝画论研究》、《中国山水画史》、《中国绘画美学史》、《陈传席文集》(九卷)等51部著作。

　　近年来着力于佛教艺术研究的陈传席，正在主持国家重点项目佛教艺术遗产调查。登门拜访时，他刚刚考察归来，笑谈“年轻时还曾想出家，为此多次考察各地佛寺，发现佛寺既不清静，更不高雅，才打消了念头”。

　　后数次叨扰，谈艺术、聊人生、说读书，他旁征博引，各种史料信手拈来。他自幼记忆力超群，现在年过六旬，但搞学术研究仍然不做卡片。

　　陈传席已出版著作51部，可谓著作等身，讲话、写文章，他要求自己“有话则短，无话则罢”“文以半文半白者佳”。他的著作或寥寥数语却言简意赅，或娓娓道来又环环相扣，因深入的思考与轻松的文风备受读者追捧，一版再版。

　　聪颖少年因词构祸

　　陈传席的父亲陈允恭通古文、外文和经学法学，也擅书法，只是看不起职业画家。抗战爆发时，在成都上大学的陈允恭投奔延安被拦截，便回到家乡组织抗战。陈传席少年时便兴趣广泛，对数理化、文史哲、诗词歌赋、医乐武术及书法绘画都广泛涉猎。但他11岁时，父亲被诬告包庇反革命，下放农村。身无分文的陈传席，背着几块山芋干，只身从江苏离家去安徽读中学，靠拔草和打工维持生活。他成天被饿得疲软无力，数次被饿晕，偶有树叶、棉花壳、山芋秧做成的“五好面”可吃，已是改善生活。回忆起这段艰难而唯有与诗书为徒的日子，陈传席摇头叹息“不堪回首”。

　　在中学时的一次“难题竞赛”中，陈传席因生病，考试过半才被搀扶入考场，结果他把包括加试在内的试题全部解答正确，考了满分120分，而第二名才得了20分，其余的同学全部零分。数学老师断定他在数学上会取得成就，只是他的父亲和老师恐怕都没有想到，陈传席最终还是走上了艺术的道路。

　　13岁时，他曾作词《减字木兰花·咏迎春花》：“小园篱畔，有一枝柔条弱干。不畏严寒，冒雪冲寒折嫩芳。迎春去早，赢得黄金腰带绕。一驾东风，便领千花万卉红。”这首在饥寒中直抒少年胸中意气的小词，竟在“文革”中被认为是一旦得势就要向党进攻，16岁的陈传席因此成了反革命“老手”，耿直硬朗的他又不认错服软，被判刑20年。后来他在劳改中逃跑，又是一段苦不堪言的经历。

　　知青、矿工、学者的身份转换

　　1968年陈传席被下放当了知青，在种地之余，他用中国画、油画、素描、木刻等各种画法，到处画宣传画，再也不用为生存而发愁了。之后他被推荐入淮南煤矿学院，毕业后分配到淮北煤矿，做了不少技术创新。

　　恢复高考后，陈传席考取了理工科的研究生，并被送去补习外语为留学做准备。但他放弃了这个机会，再次考取了南京师范大学的美术史论硕士研究生，从此开始了一生的艺术研究生涯。

　　当时流行美学热，陈传席发现很多理论研究都只是从美术史到美术史，而且在对六朝画论的研究中，引用的很多玄学观点都是错误的，所以他就准备先把六朝画论研究透彻了。“六朝画论是中国画论最重要的部分，可以说，后世画论都没有出离六朝画论的范围。弄通六朝画论，则对以后的中国画论和画的理解势如破竹。”陈传席说，“读古人的著作颇令人振奋，但读现代人写的画史画论，总是不满意，由此我萌发了撰写一部艺术史的想法。”

　　就这样，陈传席在读研期间完成了两部书稿。《六朝画论研究》成为研究古代画论的重要典籍，先后在大陆和台湾再版了8次，陈传席也因此被邀请赴美国堪萨斯大学任研究员。而《中国山水画史》作为第一部专门研究山水画史的专著，首创了中国分科画史的先例，更是先后再版达十余次。

　　从美术史研究到美术评论

　　在美国一年，陈传席到华盛顿国会博物馆查阅各种资料，大开眼界，准备回国后再写几部书。“从美国归来后，为浮名所累，被俗物纠缠，写了很多无聊的文章，美术史研究基本上处于半停状态，把精力都浪费了，现在想来十分后悔。我从事中国美术史研究，其实就只有30岁左右读研究生时下过一点功夫，后来我的书房叫‘悔晚斋’，也就是悔已晚矣。”陈传席满是遗憾地说。

　　当时他已经准备“打”出美术界，“我对《辞源》很不满意，发现它讲唐代的例子，我能举出汉代的例子，它讲汉代的例子，我能举出春秋战国的例子。就下定决心改《辞源》，已经改了20万字。改《辞源》就和写六朝画论与山水画史一样，做学问，就要做别人绕不过去的学问。”期间陈传席还写了《中国花鸟画史》，但他感觉比不上已经出版的《中国山水画史》，就想着再深入一些。此外还有一部《中国人文史》，因自觉有些粗糙，一直留备修改。

　　可惜1995年家中的一场火灾，陈传席所有的手稿和资料都化为灰烬。“这一烧，真是心灰意冷。我从小受苦，所以全部积蓄烧掉了，我无所谓，但书烧了，很痛苦；资料烧了，很痛苦；最痛苦的是我的成果也烧掉了。从此我也就无心、无空再写。”虽然时隔已近20年，但谈起此事，陈传席紧锁眉头，连用了三个“痛苦”。

　　“我本来并不想做批评家，自1980年考取研究生时开始，只想先按照我的专业，从事艺术史的研究，然后转向文学史的研究，最后转入人文史、思想史的研究。业余再画点小画，写些散文、小说、诗词之类，优哉游哉一生。”只是一场火，陈传席心灰意冷，研究工作一时无法进行，便在朋友催促下，对现代画家发一点评论，由此他也开始走上了艺术评论的道路。

　　从“阳刚大气”到“骨秀”论

　　离开美术史的研究，刚开始让陈传席很是不安，但很快他就调整了过来，“美术史早晚都能研究，而美术评论却能引领一个时代。”

　　上世纪90年代的中国画坛开始日益弥漫着一股阴柔的气息，特别是江南小巧玲珑的画风大为盛行。陈传席敏锐地看到这一倾向，撰文《从阳刚大气谈起》提出：“艺术似乎是小道，恐怕也不是小道，它的方向可影响一个民族……我们的时代更需要的是汉唐的豪气、猛气、大气、厚气、健气，需要阳刚的正气……清末以降，阳刚大气正是艺术的主流，也是民族的主流。”

　　这篇文章一经刊登，顿时给当时的画坛以极大的震动。先后有2000多名画家给陈传席写信应和，画坛中那种竞相刻意追求柔弱纤细的风气也大为改观。后来他又发现当今艺坛缺少正气，反映在书法界，就是故意追求字的歪歪斜斜，绘画也是乱涂乱抹，在1998年他发表《我对当前艺术发展的七点意见》，首倡中国艺术要有“正大气象”。

　　之后，陈传席针对战争题材作品中，画家和作家们热衷表现中国人的失败和耻辱追问：“知耻后勇，表现这些题材不是绝对不可以，但一代画家、作家都在着意描写中国人的耻辱，这问题就严重了。是不是这一代人的社会意识如此呢？”他又发表《艺术家，你在助谁之威风——关于题材的一个问题》。这篇文章问世后，再次让美术界一味表现南京大屠杀之类题材的局面有了扭转。

　　此外，还有《笔墨当随古代》、《不要培养人格低下的知识分子——谈评奖的一个问题》、《国学大师与国画大师》、《书画家在艺术史上定位的标准》等众多评论，无不直击痛处，以匡时弊。近来，陈传席针对画界只从表面形式上追求“阳刚大气”“正大气象”的弊病，别出心裁提出“骨秀”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