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庵印泥传人回归

鲁庵印泥第二代传人，92岁的高式熊仍然“笔耕不辍”。 任洪良摄 鲁庵印泥第三代传人李耘萍在制作印泥。 （除署名外均资料照片） 　　不久前，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鲁庵印泥”在京召开复出新闻发布会，李耘萍(左)和高式熊共同出席。 鲁庵印泥制作主要流程 挑选艾绒

　　本报记者 付鑫鑫

　　不久前，作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鲁庵印泥”在北京宣布复出。至此，这方曾为齐白石、张大千、吴湖帆等众多书画巨擘宠爱的国宝级印泥，自二十世纪60年代初悄然消失后，终于打破了半个世纪的沉默。

　　日前，记者走近鲁庵印泥第二代传承人高式熊、第三代传承人李耘萍，听他们讲述自己作为印泥人的故事。

　　今年11月28日至12月6日，“为梦奋飞”书法篆刻作品三区联展将在最后一站——上海市闵行区群众艺术馆举行。现年92岁的高式熊，作为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西泠印社名誉副会长、上海市书法家协会顾问和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积极参与其中。

　　除了在书法、篆刻方面造诣深厚，高式熊更为人熟知的身份是“鲁庵印泥第二代传承人”，深得创始人张鲁庵先生的真传。

　　接受采访时，高式熊正在住院，身上的病号服却一点儿也没盖住他矍铄的精神。高老的面孔非常像欧洲人，深陷的双眼炯炯有神。被问及为什么对印泥感兴趣时，他眼睛瞪得大大的：“我从小就喜欢书法、篆刻，自然少不了印泥。”

　　原来，高式熊的父亲高振霄曾任晚清翰林太史、新中国成立后上海市第一批文史研究馆馆员，也是著名书法家。在家父的亲授下，高式熊耳濡目染，爱上了书法、篆刻，年仅20岁就获得父亲好友赵叔孺、王福庵等书法篆刻名家的指导。1941年春的一天，赵叔孺对高式熊说：“我的学生张鲁庵，有部黄牧甫的印谱，这部东西很好，你应该去找他弄一部。”当时，黄牧甫的印谱大概5元钱一本。高式熊当即掏钱向赵叔孺购买，可赵叔孺坚持不肯收钱，还让高式熊等张鲁庵送印谱过来。

　　没过多久，张鲁庵自己来到高式熊家里，自我介绍说：“我是张鲁庵，赵先生叫我把这部印谱送给你，是原打本。”交谈中，张鲁庵得知高式熊20岁，正好是他年龄的一半，有了深交之意，就说：“我请你吃饭，来我家里看看吧。”

　　忘年相交廿一载

　　“我和先生之间并没有什么惊天动地、死里逃生的故事，我们的交往很普通。这一生，从第一次见他到最后在医院永诀，整整21年的交情，点点滴滴渗入人心。”

　　第一次见面之后，高式熊来到张家。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张家的书橱里全是印谱，总数有400多部。

　　“你是会刻图章的，将来我安排你每天看些印谱。我会开一张单子，把印谱打个大包，开汽车送过来。”张鲁庵说，“这样，你就不用花钱买印谱，而且你也买不起这么多。”

　　张鲁庵言出必行。每隔一段时间，高式熊就会收到张鲁庵送来的印谱，看好一拨之后打电话给他，然后会再收到一批。就这样，光是张鲁庵收藏的印谱，高式熊就看了好几年。

　　“现在回想，那时那么年轻的我能有张先生这样的忘年交，很难得！如果换作是我，把自己收藏的印谱借给一位二十出头的年轻人，还真不大舍得。”高式熊不胜唏嘘，“不过，当时，我看印谱十分守规矩。阅读时，每当看到里面有不太熟悉的、先生没注意到的、有特色的，以及印泥有瑕疵的地方，我都会写下来，最后合成一张单子给他，先生看我这样认真，很开心。”

　　早在1930年，身为张同泰第五代传人的张鲁庵，就不惜重金从各地买来29种印泥，再耗巨资从国外进口设备，聘请了几位化学教授和工程师，共同研究朱砂、蓖麻油、艾绒这三种印泥主要原料的质量标准和最佳配比，琢磨辅料药材的合理添加和加工要求，对各种印泥的制作方法逐一进行科学分析、反复试验。当时，漳州八宝印泥十分名贵，有“一两印泥一两黄金”之说，售价几十银元，可张鲁庵不计成本，买回来研究。

　　张鲁庵做事专注细致，为人豁达大方。试验得好的印泥，就送给当时的书法篆刻名家使用，互相交流心得。高式熊认识张鲁庵以后，也经常得到他的馈赠。看到先生做印泥十分辛苦，高式熊自己对印泥制作又有兴趣，于是主动向张鲁庵提出：“有一天，你不做印泥了，我就完蛋了。”

　　张鲁庵果断答复：“我本来就不想保密，既然你有兴趣，就大家一起来做。”

　　自此以后，高式熊便跟着张鲁庵一起研制印泥，形成50多份配方，一一记录在案。其中，49号方子所产的印泥，最受齐白石、张大千、吴湖帆等书画巨擘宠爱。至此，“鲁庵印泥”问世，跻身知名印泥行列，一方难求。

　　1954年，高式熊进入上海维纳氏电工器材厂工作，和张鲁庵之间的来往不及从前频繁。

　　1962年4月14日，张鲁庵病重住院，高式熊前往探望。凑巧，高式熊篆刻毛主席诗词的照片刊登在前几日的《解放日报》上。他把报纸呈给先生看，张鲁庵说了四个字：“祝你成功。”当月，张鲁庵逝世。按照遗嘱，张鲁庵收藏的明清印谱433部、秦汉官私印305方、明清名人刻印1220方，由高式熊陪张氏遗孀一起捐赠给西泠印社，这笔遗产撑起了西泠印社的半壁江山。

　　“先生是个很大气的人，他所有的东西我都可以拿来把玩，这样的朋友难能可贵。他对我也十分信任，我有他家的房门钥匙，他家里还有我的专用写字台。我第一次去杭州，也是先生邀请我去的，住在张同泰的店里。他还找药店伙计陪我到杭州所有好玩的地方去玩。”高式熊眼中有迷离的泪光闪烁，“我和先生之间并没有什么惊天动地、死里逃生的故事，我们的交往很普通，今天做印泥、明天编印谱、后天刻图章，大家都很开心。这一生，从第一次见他到最后医院永诀，整整21年的交情，点点滴滴渗入人心。”

　　哭干眼泪不退缩

　　“我就是个‘痴子’，认定了什么事会一直做下去。哭了多少回也不记得了，连眼泪都哭干了，但我从来没有退缩过，也从来没有想过不做这个。”

　　被打成右派的张鲁庵病逝后，“文革”期间，高式熊作为“资方代理人”受到一定限制，连骑自行车进入四明村的家都不被允许，更别提拿出鲁庵印泥的配方。同时，作为家庭顶梁柱的高式熊，在厂里兢兢业业，渐渐无暇顾及鲁庵印泥。由此，鲁庵印泥日益销声匿迹。与此同时，吴隐(号潜泉)的潜泉印泥也面临着后继无人的尴尬。上海西泠印社潜泉印泥第二代传人吴振平、丁卓英年事已高，他们的儿女对印泥都不感兴趣。

　　1962年，在上海市手工业局一次“神仙会”上，局长胡铁生当场拍板，接班人由丁卓英自己物色。会后，此事交给了上海工艺美术服务部党支部书记应海珠负责。不久，丁卓英推荐了自己的侄外甥女李耘萍。

　　当时的李耘萍尚在市九女中读书，一心想考大学。班主任听说她不太愿意学潜泉印泥，就帮着做思想工作：“我知道你想读大学，但是，你母亲身体又不好，还要一个人赚钱养家，供你姐弟俩念书。你上大学的开销比现在大很多，你觉得你母亲能够负担得了吗？如果你自己工作了，边上班，边利用业余时间读大学，不是一举两得？”终于，李耘萍同意了。

　　1963年，李耘萍高中毕业，拎了条被子就到西泠印社上班。西泠印社的5楼是仓库，里面放了制作印泥的原材料和书籍，旁边约有5平方米空间的剩余。在那个小间，李耘萍用两块木板放在凳子上一搭，直接就当床铺睡。

　　印泥的主要原料之一艾绒，由艾蒿制成，盛产于福建。李耘萍时常要单枪匹马到福建收购站去收艾蒿。当时，大约十斤艾蒿才收获一斤艾叶，晒干后剥皮抽筋，不论长短，所得艾绒只有一两。就是这一两艾绒里，大部分也是短绒，高档艾绒只有几根。更要命的是，野生的艾蒿越来越少，导致艾绒的质量越来越次。为了保证质量，李耘萍在福建平和县走了几个钟头，翻山越岭去和东启农场的农民商量，请他们在果树的株间种植艾蒿。

　　那时，农村条件相对落后，到处都是蚊子。“福建人管蚊子叫‘黑虫’，厉害得很，每次我都被咬得浑身上下是包，又硬又痒。回到上海，我妈就说，‘赤豆粽子’回来了。”李耘萍爽朗大笑。

　　解决了艾蒿的问题，李耘萍还要负责把艾叶加工成艾绒。一开始，收购的艾蒿被连茎带秆地运回上海，成本相对较高。但除了艾叶有用，其它部分只能被当作垃圾丢弃，这使邻居街坊对此很有意见。

　　不得已，李耘萍把制艾绒的场地放到上海郊县，与社队企业合作，请他们摘下艾叶，剔除黄叶、烂叶，反复晒杵捶打，去皮屑，取纤维，然后按照弹拉力、长短分类备用。这样，艾秆处理的问题也解决了。后来，经过对福建产地工人的培训，制艾绒的工序全部在福建产地完成。

　　制作印泥所需的颜料粉末，必须同制好的油料充分搅拌混合。各种颜料粉末容易飘散，一不小心就会飞入衣领、内衣中，还会钻入“七窍”，把眼睛、鼻子、嘴巴染得五颜六色。

　　“那时候，也不知道叫苦叫累，连手套、口罩都没有，工作服还要从自己家里带到厂里。手上两道茧子，硬得像刀一样，还是别人跟我握手被弄疼了，告诉我才知道……”李耘萍说，“我就是个‘痴子’，认定了什么事会一直做下去。哭了多少回也不记得了，连眼泪都哭干了，但我从来没有退缩过，也从来没有想过不做这个。当时一门心思想着，尽快把姑外婆的手艺学好学精。”

　　两种印泥的交集

　　李耘萍发现，新的印泥与鲁庵印泥的确存在一定差距。就好比依据同一张菜谱烧出来的菜，由于食材产地、刀工火候、烹饪器皿的不同，味道会大相径庭。

　　1966年，成为潜泉印泥的第三代传人以后，李耘萍更忙了，不光要去福建收购艾绒，还要自己踩着黄鱼车将做好的印泥送出去。

　　她感觉自己不分昼夜都在做事，睁开眼就干活，太累了就到5楼小房间睡一觉，睡醒起来再干。一心专注于制作印泥的李耘萍，直到年过而立才成家。也是在这时，她才真正离开那个既当仓库、书房，又当宿舍的“蜗居”。

　　西泠印社自诞生之日起，就有个好传统——与书法篆刻名家交朋友，不辞辛苦地上门为这些社会名流服务。李耘萍被任命为上海西泠印社印泥厂厂长以后，也继承和发扬了这个优良传统，先后为韩天衡、高式熊、启功、康殷、程十发等人修过或配制过印泥。

　　上世纪70年代，李耘萍特意到北京看望启功。“启老那时候很感动，对我说，‘小李子，你怎么想到来看我？’我就告诉他，我是来送印泥的，请教怎样的印泥算是好的印泥。”李耘萍说起过去的经历，杏眼圆睁，腰挺得笔直，有点兴奋，“启老特别客气，还送我到车站。康殷等先生也是，每次都会送我。”

　　后来，李耘萍干脆把高式熊和韩天衡请到印泥厂给广大职工上课，讲印泥的历史、印泥质量的要求……

　　“高老为人率性，上课时经常给职工讲笑话。厂里印泥盒子题签，基本都由高老帮我写。平时，有事儿没事儿，我都会去高家吃饭聊天。”李耘萍说，“我每次有新产品第一时间会拿给高老用，听取意见。可以说，我和高老心是相通的，我们都在为做出更好的印泥不断努力。”

　　1991年，高式熊感动于李耘萍对印泥制作的热忱和执着，便将鲁庵印泥的几张配方交给李耘萍做试验，但并未告知是鲁庵印泥。

　　在高式熊的指导下，李耘萍试验了四五十次之后，于1992年春节终于成功调配出了新印泥，并得到了高式熊的认可。高式熊告知这就是鲁庵印泥的配方，他对李耘萍说：“对这新的印泥，我们还需要跟张鲁庵的儿子张永敏商量看看。”

　　说到做到，高式熊专程到杭州去找了张永敏。张永敏答复说：“高伯伯，我是搞化学的，对印泥一点兴趣也没有。既然你们已经按照方子做出来新的印泥，那成果归你们，你们想怎么弄就怎么弄吧。”

　　惊喜之余，李耘萍将新的印泥送去给韩天衡试用。韩天衡肯定之后，又多说了一句：“鲁庵印泥高深奥妙。张鲁庵制作印泥，也不是一次就能成功的。”李耘萍细究发现，新的印泥与鲁庵印泥的确存在一定差距。这就好比，依据同一张菜谱烧出来的菜，由于食材产地、刀工火候、烹饪器皿的不同，最后的味道大相径庭。当年，张鲁庵家道殷实，对于印泥的用料非常考究，几十年后的原料和质地不可能跟以前完全相同。同时，身为潜泉印泥第二代传人，李耘萍不由自主地运用了潜泉印泥的工艺、鲁庵印泥的配方来制作新印泥。

　　保护文房第五宝

　　“申遗成功，我就放心多了。现在建立了鲁庵印泥传习所，相信总归会有人愿意学这个，把印泥技艺好好继承发扬下去。”

　　李耘萍和高式熊商量，新的印泥怎么办？高式熊果断决策，先去注册，这款新的印泥就叫“式熊印泥”。

　　“不去注册，我们都不晓得，就在我们提交申请的前两天，‘式熊印泥’已经被人抢先登记了。”李耘萍声音一下子拔高，有点愤愤不平，“高老当时心态很好，说式熊可以是李式熊、也可以是高式熊，那我们就叫‘高式熊印泥’，总没有人跟我抢了吧？”

　　2001年，在高式熊等众多书画篆刻家的鼓励下，李耘萍创办了上海耘萍工艺品有限公司，由儿子田旭峰挂任董事长，向日本等地出口“高式熊印泥”。

　　另一方面，高式熊坚持四处奔走，拿着鲁庵印泥的配方，找了很多相关部门，打算捐献给国家，可出乎他意外的是，竟然没有地方接收。

　　2004年底2005年初，上海静安区文史馆馆长杨继光等人正巧需要一个申遗项目。杨继光与高式熊深交多年，也知道高式熊手上有鲁庵印泥的配方，特意找上门去，希望能够恢复鲁庵印泥，并且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

　　“那时候，大家就看准了鲁庵印泥能够申遗成功，因为印泥这个东西，书法、篆刻界都是要用的。”现任鲁庵印泥传习所常务副所长的陈标说，“现在，连文房四宝都已经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要是作为第五宝的‘印泥’再不被保护，将来等到‘文房五宝’都消失殆尽，再来谈保护，连影子都找不到了……”

　　2008年6月，国务院公布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上海“鲁庵印泥”和漳州“八宝印泥”名列其中。

　　2012年6月4日，鲁庵印泥秘方捐赠暨传习所筹备启动仪式在陕西北路600号举行，高式熊向静安区文史馆捐赠了印泥秘方和张鲁庵所赠刻刀一套，并与张永敏共同为“鲁庵印泥传习所筹建处”揭牌。

　　今年1月31日，鲁庵印泥制作技艺传习所揭牌暨高式熊收徒仪式在石门一路15号举行。高式熊作为鲁庵印泥制作技艺的传承人，正式收李耘萍、高定珠为徒。

　　今年6月13日，鲁庵印泥在北京宣布复出，这时距离它在上世纪60年代初的悄然消失，已走过半个世纪。

　　“之前，我到处找人，没有人肯接手鲁庵印泥，真是难过……这么好的东西，如果国家不出来保护，我们私人收藏有什么用？”高式熊说话的声音略微发颤，激动中带着点喜悦，“不过，申遗成功，我就放心多了。现在建立了鲁庵印泥传习所，相信总归会有人愿意学这个，把印泥技艺好好继承发扬下去。”

　　比起高老的乐观，作为第三代传人的李耘萍显得忧心忡忡。“印泥制作，难在缺乏定量标准，比如说，我做的印泥为什么好？那是因为我做了一辈子，有几十年的经验。艾绒的弹力、拉力怎样才是好的，我一拉就知道。但是，这些东西仅凭个人经验，没有行业标准，恐怕不能可持续发展。如果要稳定鲁庵印泥的质量，必须有个量化的体系，规范操作的流程。比如，弹力多少级别的艾绒可以制作什么等级印泥；晒油过程中，油料经过什么化学反应，成分演变到什么地步可以投入使用；还有，冬天和夏天的温差对印泥使用的影响等等，这些都需要用仪器测量。”

　　今年10月20日，在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篆刻艺术院聘任仪式上，李耘萍成为唯一一个非篆刻家出身的篆刻艺术研究员。会上，她提出，要把鲁庵印泥传承下去，现在最关键的是要有相关的企业或机构帮助定做各种针对性的检测仪器和设备，就像当年张鲁庵从国外进口的那些设备那样，要不断精益求精，用现代化生产方式为传统工艺注入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