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思成：北京拆一座城楼像挖去我一块肉

　　古建情缘

　　北京，是一座有着三千多年历史的文化古都。三千多年的人文积淀，赋予了它别样的风情。明清的建筑与现代化的楼宇交相辉映，构成了一幅传统与现代并存的迷人画卷。徜徉城内，在历史与现实间的回转交错中，人们感受着时间是如何改变着北京的记忆，又是如何将人们带入到今天的都市生活中。

　　所有这一切，会让我们想起一个人的名字。50年前，他提出的北京未来城市规划的设想曾经具有着惊人的科学性和预见性，而当年他为保护北京古建筑所做的努力，也让今天的我们肃然起敬，他就是梁思成。

　　梁思成生长在一个声名显赫的家庭。他的父亲梁启超，曾经是领时代潮流之先的风云人物，然而，或许是多年的政治奋斗让他感到厌倦和劳累，晚年的梁启超已无心眷顾于世事纷争的起起落落。他越来越看重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并希望自己的儿女们也能从文化中发现永恒的美丽。于是，青年梁思成在父亲的设计之下，收敛起他在清华大学展露出的政治才华，最终选择了文化创造之路。

　　1920年，梁思成认识了另一位影响他一生的人——林徽因。他后来曾回忆说：“当我第一次去拜访林徽因时，她刚从英国回来，在交谈中，她说到以后要学建筑，我当时连建筑是什么都还不知道。徽因告诉我，那是合艺术和工程技术为一体的一门学科。因为我喜爱绘画，所以我也选择了建筑这个专业。”

　　梁思成与林徽因的人生道路从此合二为一。1924年，他们共赴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学习建筑和艺术，此后又选择了研究中国古代建筑文化作为他们毕生的追求。从1931年到1945年，梁思成与林徽因等人走遍了全国十五个省二百多个县，对包括唐代佛光寺和隋代赵州桥在内的两千多个古建遗存进行了广泛的勘察。

　　梁思成走遍全国，勘测古代建筑梁思成等人当年勘测的古代建筑，相当一部分毁于后来的天灾人祸。是他们的绘制图为那些消失了的建筑留下了永恒的身影。然而，梁思成并不是一个只沉溺于古典情趣，而不理会时代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梦想家。在20世纪40年代，他已经清醒地意识到中国城市已经走到传统与现代化的临界点，而对于他脚下的这座北平古城，他也深知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止它的都市化进程。

　　“1945年，在抗日战争和二战结束以前，国际学术界就在讨论战后城市应该怎么办。梁思成当时就认为战后的中国必然要工业化，要现代化，那么城市就要发展，但是城市的发展要避免西方工业化进程造成的很多问题。所以他就提出来要做城市规划，要设置城市规划的机构，要培养城市规划的学人。”他的学生刘小石如是说。

　　刘小石，19岁时入梁思成创办的清华大学建筑系，成为梁思成的弟子之一，并由此走上了城市规划的道路1947年，对于梁思成来说是辉煌的一年。这年2月，他被推荐任联合国大厦设计顾问，接触了很多世界级建筑大师。与大师之间的思想碰撞让梁思成受益匪浅。回国后，他对清华大学的建筑系进行了一系列教学改革的尝试。就在梁思成正踌躇满志地决定办出一个国际最高水平的建筑学院时，风云莫测的政治局势却让他的心中升起一丝隐隐的不安。北平城外，解放军正与国民党傅作义将军进行最后的谈判。古城的命运将何去何从呢？

　　当时的情景，梁思成的第二任夫人林洙仍历历在目。

　　她说：“当傅作义的谈判正在进行时，梁思成和林徽因也在为解放军不得已要攻城的情况做着准备。在准备的时候，有两个解放军的代表来找梁思成，希望他把北京城的古建筑在军用地图上标明，说万一和谈破裂，需要攻打北京城，炮击时就尽量避开这些古建筑。这对梁思成和林徽因影响很大。我觉得梁思成先生之所以倾心于共产党，跟这一次谈话是非常有关系的。”

　　古城规划

　　1949年春天，梁思成作为新政协筹备会的特邀代表参与了建立新中国的筹备工作。几个月后，1949年秋天，他又在病榻上完成了新中国国徽的设计。

　　新中国诞生后，北平恢复“北京”的名称，成为共和国的首都。梁思成被任命为北京都市计划委员会的副主任，开始着手北京城的规划设计工作。

　　正如林洙所言：“北京是从一个旧的城市、一个皇家的城市，变成新中国的首都，有很多需要重新建设，需要重新考虑的。比方说，中央人民政府应该设在什么地方？是集中呢，还是分散呢？中央的各部委是不是应该集中办公呢？等等，这些问题都提到日程上来了。”

　　在清华大学建筑系的数据室中，林洙找到了1950年梁思成与另一位城市规划专家陈占祥共同撰写的《关于中央人民政府中心区位置的建议》一文的原稿，后来的人简称它为《梁陈方案》。在这份长达数十页的方案中，梁思成与陈占祥详尽地阐明了他们对于北京未来规划的设想。刘小石分析，两位中国专家的想法与当时参与北京城规划的苏联专家存在两个重要的分歧：“首先是北京的性质是什么，他提出北京应该是政治中心、文化中心，没有提工业中心，他这个见解和当时苏联专家主张的社会主义国家的首都应该有强大的工人阶级的主张很不一样。”双方的另一个分歧集中在了行政中心位置的设立上。苏联专家团提出，应以天安门广场为中心，在北京古城的基础上建设首都行政中心。而《梁陈方案》则提议在北京西郊开辟一个新的行政中心。

　　梁思成当年自费印制了他和陈占祥的计划书，在寄给周恩来总理的方案中，梁思成附手书一封，并以“恩来先生总理”称呼。此时，他的心情是焦灼而又热切的。

　　正如林洙描述的那样：“他确信自己的观点是正确的，他觉得是应该这样来做的。不管从北京市、新中国首都的发展来看，还是从保护旧北京城市来看，他觉得都是可行的，是比较好的一个办法。”

　　然而，梁思成的建议并没有被采纳。对于百废待兴的新中国来说，放弃老城重建新城是不可想象的事。

　　当然，不可否认，新政府做出这样的决定也是有其历史原因的，正如北京市规划委员会高级规划师黄艳所说：首先，一个新政府，缺乏管理和建设这个城市的资金。如果让它在一片郊区的空地上去建造这样一个行政区，在财政上可能是行不通的；第二，当时北京老城存在很多突出的社会问题，如失业和城市垃圾等。如果完全建造一个新城，老的城市该怎样规划？这也是一个需要仔细考量的问题。

　　城墙

　　北京新城的建设很快以惊人的速度展开了。新的街道，新的建筑，展示着新中国成立以后蓬勃而富有朝气的新气象。然而，当梁思成欣喜于新中国变化的同时，那些凝聚着几个世纪沧桑的古建筑的拆除，又让他不由得发出遗憾的叹息。城楼没了，牌楼没了，梁思成最钟爱的城墙也没了。

　　梁思成与城墙的情愫可以追溯到1912年，这一年，11岁的梁思成随父母辗转从日本回到中国。这是他第一次穿越古老的城门，走进被城墙环绕的古城——北平。此时，他还不可能以一种科学的眼光去审视深藏在这个城市背后沧桑而深邃的韵味。然而，那巍峨的古城墙和悠缓的驼队撒下的一路铃声，却深深地印在了梁思成童年的记忆中。

　　1949年3月，北平和平解放后，当时已是清华大学建筑系教授的梁思成根据中共中央关于保护文物的指示组织编制了《全国重要建筑文物简目》，这本油印的小册子被分发到准备南下作战的解放军各部。翻开第一页，其中提出的第一项文物，就是“北平城全部”。在梁思成心中，北平不但是他的家，更是他在几十年对中国古代建筑的研究中最珍视的一座古城。在他看来，城墙围起的这座伟大城市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杰作。于是，当建国之初，随着北京新城建设的开展，古城的城墙和城门也随之面临被拆除的命运时，梁思成，成为了第一个发出不同声音的人。

　　为了拯救他所钟爱的城墙，1950年，梁思成写下了《北京城墙存废问题的辩论》一文。在这篇文章中，梁思成不但表达了城墙不阻碍城市发展的观点，还用诗意的语言描绘了一幅城墙之上的画卷。“这应该成为一个全长将近四十公里的世界上最伟大的环城公园。登上去，可以壮阔我们的胸襟，舒活人民疲劳的筋骨，古老的城墙可以担负起新的使命。”学者王军说。

　　1951年，梁思成与林徽因精心描绘了他们寄予在城墙之上的理想，对他们而言，古老的城墙无疑是具有永恒的生命的。然而，梁思成热情的建议和美好的憧憬并没有挽回城墙即将消失的命运。1952年年底开始，北京外城城墙因为妨碍交通，限制首都的发展被陆续拆除。

　　古城保护者

　　对北京旧城的根本性改造，很快波及到了北京中轴在线的建筑，王军在他的著作《城记》中，记述了50年前的一段往事。

　　他说：“对于中轴在线的建筑，梁先生一直是非常的爱护，那么中轴在线的建筑的拆除对他的刺激是很大的。你比如像永定门瓮城，1951年年底拆的。第二年又把阜成门的瓮城给拆了。那会儿梁先生到苏联访问，回来之后就知道没了，气得说，怎么没跟我讲！气得不得了。后来又拆地安门，他说现在关键是要考虑怎么把地安门给保护下来，地安门是皇城的北门，也是中轴线上很重要的一个建筑。我们得早点做规划，否则要被动。但他说过这句话没几个月，地安门就荡然无存了。”

　　1952年，长安左门、长安右门拆除。

　　1954年，地安门拆除。

　　1957年，永定门城楼箭楼拆除。

　　20世纪50年代，面对他钟爱的城门和城墙被拆毁时，梁思成曾经说过一段著名的话：拆掉一座城楼像挖去我的一块肉，剥去一块城砖像剥去我的一层皮。然而，疾速前进的历史并没有眷顾那曾经在风霜雨雪中挺立了八百多年的老城墙。

　　作为一个有着强烈良知与责任感的学人，梁思成并没有因为挫折而停止他的建议与呼吁。1953年，当听说北京的牌楼也即将因为改善交通的需要而拆除时，梁思成更加不能平静了。

　　提起此事，林洙十分动情：当时吴晗先生作为北京市的副市长，要坚决执行这个指示。可是梁思成坚决要保护牌楼，两个人吵得不可开交。有一次二人僵持不下，梁思成就直接就跑到中南海去见周总理。当时在历代帝王庙前有东西两个牌楼。梁思成指着牌楼，对周总理感慨地说：“你看，在夕阳西下的时候，通过这个庙看过去，是非常非常美的景致。”总理笑了一笑，没有正面回答他的问题，只淡淡地回了句：“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梁思成为保护古建筑所做的努力也曾经为他带来几次胜利，其中之一就是对北海团城的保护。团城曾是古代帝王的观景台，登上团城，旧京白塔碧湖，绿树红墙的景色被称为天下第一美景。团城脚下的金鳌玉蝀桥及两侧牌坊，更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而此时，为了贯通阜成门至朝阳门的东西马路，一些工程负责人在讨论会上提出了拆掉团城和金鳌玉蝀桥的决定。

　　梁思成当年的愤怒，林洙今天仍记忆犹新：“他特别特别生气，站起来指着对方的鼻子说，既然你们认为一定要这样修一条笔直的马路，那还有什么可讨论的？不必讨论了，就把团城拆掉，把金鳌玉蝀桥拆掉，修一条笔直的马路通过去好了！然后他就不再讨论了，直奔中南海，找到周总理，跟总理说这个团城为什么一定要保护下来。总理亲自带着苏联专家，视察了一下团城，最后决定团城不再拆除。”团城就这样保留下来了。

　　在那个破旧立新的年代，梁思成保护古建筑的理想毕竟是不合时宜的，他所做的一切努力也势必会淹没于声势浩大的建设浪潮中。然而，今天，当我们以冷静的眼光去重新审视这段历史时，不禁会想起50年前梁思成说过的话：“事实会证明，我是对的。我敢于争论，一个人没有主见是不行的。”时任北京市市长的彭真曾笑着回答他说：“你在对待古建筑方面，简直是个‘暴君’”。然而，人们又怎么能够想象出梁思成像个“暴君”时的样子呢？在人们的眼中，他是那么温文尔雅，又是那么谦和。5圆梦20世纪50年代末，北京外城城墙基本被拆除。随着1965年地铁的开工，内城城墙的拆除工作也随即开始，至1969年文化大革命期间更是达到高潮。此时，病中的梁思成在家中听说了即将拆除西直门城楼的消息。

　　罗哲文拍摄的元代城门洞林洙说：“拆西直门时，忽然听说发现西直门城墙里边包着一个元代的城门洞，梁思成简直兴奋极了，他跟我说，你能不能到西直门去帮我拍几张元代的城门洞？我当时想都没有想，就说你干吗呀？咱们现在躲都躲不过来还往枪口上撞。刚说到这儿，他就特别特别痛苦地看了我一眼。我忽然意识到，这个话说得太过分了。我就说，其实我现在最关心的是丈夫的健康。可是他已经非常非常难过了。”

　　幸运的是，梁思成的学生罗哲文拍下了当年林洙没能拍到的照片。从开始拆，搭上架子，到拆了一半，到最后全拆出来了，罗哲文差不多隔几天就去看：“西直门是当时保存最完整的一个城门，有箭楼，有城楼，有瓮城，有栅门，有栅楼。西直门要拆，我就照了相。”

　　然而，因为当时的政治环境和健康状况，梁思成已经没有机会再看到这些照片了。

　　1972年，梁思成结束了71年的生命历程，也是在这一年，有着八百余年历史的北京城墙彻底拆完了。

　　许多年后的今天，历史又从起点回到了原点，当年梁思成构筑在城墙之上的理想，如今在北京城仅存的东便门明代城墙遗址上实现了。尽管，这梦想姗姗来迟了半个世纪，但这毕竟是一段圆梦的城墙。远处的现代建筑提醒我们，今天的北京，正以惊人的发展速度展现着现代大都市的魅力。与此同时，如何保留北京古都风貌，仍然是今天许多人正在研究和探讨的课题。

　　北京正在改变，历史终将远去。然而，或许只有留住昨天的记忆，我们才能更加清醒地面对今天和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