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师益友郎绍君先生

　　徐悲鸿的事迹听得很多，他有一种精神就是对身边后学好友的无私帮助和鼓励，这种精神的体现我除了在刘勃舒先生身上深切地感受到了之外，还有我今天想谈到的郎绍君先生。

　　郎绍君先生是享誉国内外的著名美术史论家、批评家。未见之前我也是他的崇拜者，因他写的美术批评文章，在我看来真切可信、敢讲实话，这在当今实属不易。

　　一九九一年我有幸参加了中国艺术研究院开办的全国美术干部理论研讨班，我当时是班里年龄最大的学员，虽然给我们授课的每位导师与我年龄悬殊不大，但听他们讲课的确让我学到不少东西，特别是当郎绍君先生给我们上课时更令我受益匪浅。有一次下课后我找他要家庭地址，他没有多想就告诉了我，第二天我便登门求教了。

　　那时我将自己创作的一批焦墨作品拍成小照片，装在一本影集里，一见到郎先生我就迫不及待地拿出来向他请教，他认真地看完后很肯定地对我说：“不错，你画得很好，有自己的想法，有自己的追求，你的这些作品不是简单的写生。而且你的焦墨风格很独特，线条表现力很强、自由自在。”听了他的这番话，我一开始还有些紧张的心理猛然放松下来，他讲话的语气和态度平易近人、和蔼可亲，让人有一种亲近感。我自然而然地对他谈起了我从事绘画的坎坷经历，当他听我说完后对我说：“你的坎坷经历对你的艺术道路并无坏处，反而让你的想法与别人不同，使你更会动脑子，更加坚定你对艺术的追求。”因为那次我给他看的作品照片都是焦墨，他随后便问我认不认识张仃先生，我说不认识，他告诉我说：“张老家离这不远，你想拜访他吗？”我掩饰不住内心的激动说一直想去拜访，可是不知道张仃先生住在哪呀，他站起身来：“我送你过去。”当时他这么做让我万万没有想到，当郎绍君先生把我送到张仃先生家楼下时说：“我就不上去了，你上去吧，他肯定喜欢你的画。”正是郎绍君先生的这次指引，使我得以见到了张仃先生，并受到了张仃先生的偏爱与鼓励。我忘不了郎绍君先生为我的这次引路，他那天的热情相送和谦谦君子风范一直如在眼前。如果不是他，我也不知道何时能见到我心目中的焦墨大师张仃先生。

　　一九九二年湖北美术出版社出版了《姚伯齐山水画集》，我请郎绍君先生为我写序，他在回信中说：“你太客气了，我们是艺术上的同道，又同在一个年龄段，今后就不要称老师。”所以这以后给他的通信中我便改称他为先生了，不过在我内心中郎先生始终是我的好老师，因为这么多年来正是他对我的无私的帮助和关心，以及直言批评，使我在艺术的道路上得以少犯错误，少走弯路。

　　一九九四年《中国画》杂志刊发我的作品，我将一组用泼墨肌理与线条相结合的方法创作的作品照片寄给他看，并请他写评文，他看到照片后来信说：“这是你又一种方法，很有你的个人面貌，这与刘海粟、张大千、宋文治、周韶华的都不一样，你的技法很丰富。一个画家没有什么技法怎么称得上是画家。”这一次，他以梁尔的笔名直接向《中国画》杂志寄发了为我写的评文《笔墨、肌理及其他——姚伯齐的山水画》。

　　一九九八年中国美术馆展览部通知，安排我的个展在一九九八年五月二十六日开展。我随即进京准备筹办这次展览，我首先找到了郎绍君先生，想请他为我写画展前言，他想了想提出一个建议：“我觉得你应该去拜见一下中国画研究院的刘勃舒院长，听听他的建议。”我当即去拜访了刘院长，刘院长听了我的自我介绍后说：“我以前听郎绍君介绍了你的一些情况，你的画好，你的个展就在我们院办，我给你开个研讨会。”于是，一九九八年五月八日我的个展在中国画研究院展览馆开幕了。张仃先生题写了展标，刘勃舒院长题词，郎绍君先生撰写了前言。

　　二零零四年初我的泼彩画集出版，郎先生为我写了《三峡追梦——关于姚伯齐的泼彩山水》，并在文章结尾特地写上我需要努力的方向，这点我很感谢先生。到下半年，我历时近四年创作完成了巨幅焦墨长卷《三峡魂》，我把作品照片寄给郎先生，他看后特地撰写了《大壮之美》，给予作品很高的评价与肯定，该文后在《美术报》配图刊发。

　　二零一零年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中国当代名家画集——姚伯齐》，郎先生又为我写了《山骨峡影》作为序言直接发给了人美编辑部。后天津人美出版《中国近现代画集——姚伯齐》时郎先生也同意将该文作序。

　　自一九九一年我们认识后，先生除了关心我的绘画创作，还对我在基层的工作环境非常体谅。一九九八年监利遭受洪涝灾害后我到京见到郎先生，他拿出五千元递给我说：“我知道监利受水灾，你家里肯定有困难，我刚获得了二万元奖金，拿出一点给你去解决些家里的困难也好。”郎先生平时对我颇多指教和引导，为我写评文从不收钱，在我困难的时候反而还拿钱支援，这一点有什么人能做得到啊！我知道，他总在我困难时期帮助我，是期望我在绘画道路上不要因一时的挫折而影响自己为之奋斗的事业。我很幸运今生能遇到这样的良师益友，对先生的所作所为我将终生铭记，并在艺术的道路上永远奋斗，以此来报答关心、帮助、教诲我的老师！

　　姚伯齐2013年10月25日于武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