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华震
希腊神话中,西西弗斯受到众神的惩罚,每天都要把一块石头推到山顶,可石头总是滚落,让西西弗斯不得不重新再推它上去,陷于永无止境徒劳无功的苦役中。众神之所以会采取这种惩罚,是因为西西弗斯欺骗了死神,让死神无法从人间带走任何人。众神认为,再也没有比进行这种无效无望的劳动更为严厉的惩罚了。这个神话被法国作家加缪改写后,成为存在主义哲学的一则经典寓言。在肉体自杀与精神自杀都被加缪判以消极之后,他提出西西弗斯生命中的荒谬劳动正是他生命的起点。
法国艺术家华蕾丽(Valerie Honnart)已在中国生活了两年。她的画室在北京的胡同里,每天和北京的市民一起生炉子、拣煤球、骑三轮车运货。也许北京大街小巷里的三轮车是最触动她视觉神经的一种形象——人们骑着三轮车,吃力却固执地向前,车斗里的货物——堆积如山的空塑料瓶、建筑材料、家具,正如西西弗斯的石头那样,压得他们喘不过气来。这唤醒了她早年的阅读记忆。在法国,虽然人们也同样处于那种日复一日的劳作之中,但后现代社会的解构图景已经遮蔽了最艰苦的体力劳动,至少从视觉上来说,人们看起来并不如西西弗斯那样痛苦了。但她在中国发现了西西弗斯寓言的当代版本。
“华蕾丽和其他具有东方主义想象的西方艺术家不一样。”北大法语系主任董强说。董强和华蕾丽之所以会成为朋友,是“因为我觉得她特别真诚,她的目光不带着猎奇,她愿意真正融入到中国普通人的生活中去”。华蕾丽的艺术正是从这些中国街头的西西弗斯们开始的。一开始,她并不真正觉得北京街头骑着三轮车或叫卖或运货的劳动人民的心里充满着一种积极乐观的情绪,有时甚至是快乐的。但当她在北京定居下来,学了中文,和邻居们熟络之后,才发现街头那些背着石头的西西弗斯们,正身体力行地实践着加缪的寓言。
一组叫《新西西弗斯》的作品最直观地描绘了这样的场景。这组作品共有四幅,分别被命名为春、夏、秋、冬,每一幅都描绘了一个脚踩三轮车的中国人,三轮车斗里却都压了一块硕大的山石,身着四季不同服装的中国人,努力骑着三轮车,面目温和,嘴角紧抿,似乎这并不是什么痛苦,而只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
“她的艺术行为,不仅激活了这一神话,同时激活了我的记忆,让我从一种漠然中醒来。这种漠然,既来自人们物质上的沾沾自喜,也来自政治上的麻木。”董强这样评论她的作品,“她当时的创作带有象征主义的意味,令人联想起奥迪隆·雷东。而如今,她往前大大迈出了一步,踏进了这个并非存在主义的,但实实在在存在着的中国。带着一种精神的投射,她完成了自己与周边的中国生活的交融。她以自己的方式,仿佛为老舍的《骆驼祥子》做了插图。”
然而艺术家并不是知识分子,她无法也无意为哲学思考做艺术的图解。中国的西西弗斯只是触发其艺术灵感的某个按钮,通过这个按钮,她找到了背后更为深远的艺术传统。
在观察到劳作者对待沉重工作的态度的同时,她也敏锐地觉察到中国西西弗斯的身上,有一种更为特殊的“荒谬”。“在中国生活的人总能被大街上充斥着的各种永无止境的事物所震惊。每一天,我的邻居都要制作十几扇窗户;每个晚上,我的另一个邻居都用脚踏车超载行驶,十分危险;总会有一座小山丘被挖平来修建公路,或是其他什么。这些只注重当下而没有记忆的工作,只会把人与自然分离。人,不再是中国国画里那些寄情于山水、与自然合二为一的人了。”
在香港和北京都学习过中国画的华蕾丽,意识到中国哲学里人与自然的关系,在当下也已经完全改变了。“这种对天人合一的怀念,对和谐的偏爱,展现出人类戏剧性的根本变迁。”基于这样的理解,她选择了在西西弗斯神话和中国山水画中都处于中心地位的一种东西——石头,来作为自己主要的创作灵感。她的大部分作品都和石头有关,石涛的石头、八大山人的石头、西西弗斯的石头,都是她取源的对象。然而人体总是处于突兀的位置,山水画远景里那些行走于山水之间的如微尘般的人,如今都跃然于近景,露出或疲惫或雀跃的肉体。
一幅名为《休憩》的作品,透露出人与自然的无奈关系。最前景里倒伏的人体,像是一具凝固的尸体,破坏了构图的同时,也破坏了山水的恬然;背景里的山水,却只能渐渐地隐退,直至退出这幅尴尬的画面。在所有华蕾丽的此类“山水”作品中,人的存在都加深了这种尴尬。然而她并不带着判断的目光,她不谴责,也不惋惜,她只是找到了一种可以与之共处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