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民安评价杨茂源的绘画作品:“通常是将空间的错位和形式的错位结合在一起。这些画中的人物,将头、脚或者身体的任一部分都埋在泥土中,人不是站立着的,也不是平躺着的,人做出的是一个罕见的姿态,或者说,是一种不可能的姿态。显然,人并不在他应该所在的位置,无论是社会位置,还是空间位置,人同他的空间位置发生了错位:在这些画面上,人处在一个没有人烟的地方。同样,人也不应该是人通常显现出来的形象,人也不是通常人视觉中的形态。杨茂源有时候对人的描写是反透视主义的,或者说,是不折不扣的反透视主义的。”
初见
看杨茂源极富幽默感的作品会误以为他是个健谈的人,初见时却发现他对什么都淡淡的,一副理智客观,有理有节的样子。“其实我喜欢以第三者的角度来谈论我自己,尤其是作品,这样会更真实。”杨茂源站起身来接了一壶水,泡上茶,继而坐下来开始谈论他的生活与艺术。
杨茂源的作品中展现着一种对于生活参悟的智慧,而这种智慧往往来源于坎坷生活的思考。“可是我的生活一直都很顺利呀。”杨茂源摸着后脑勺说,“每个人都带着自己的使命来到这个世界,我也一样,所以从来也没有觉得生活艰难。”绘画像是他天生的本能,好像不费什么劲儿就能画得像模像样,考学也是一帆风顺,觉得自己能画画就一路画到了中央美院。“我爸是画图的,他那儿总有一些绘图铅笔,我看着挺好玩,这也是年幼时唯一能让我安静下来的事情,他们就送我去学画画。”谈论起年少时光,杨茂源的笑容多了起来。
再识
读了杨茂源放在网站上的部分日记,这个人与那日与我谈话的人逐渐重合起来。那日相见谈话的人一直在克制,只想展现自己的客观和理性,癫狂的水瓶座展现了左半边的理性脑,右半边的感性留在别的地方等人去发现。
年轻时的杨茂源有着一段常人看来非常疯狂的岁月,几年青海、新疆的探险生活,在这个儒雅、理性的男人身上,依然能看到斑驳的痕迹。彼时对于生活乃至生命留下的影响是难以磨灭的,“如果有一天你真正站在戈壁滩上,360度都是地平线的时候,你站着看自己的影子,两丈长,太阳马上快落山了,这个时候你看到周围土坡高的地方会发现新石器时代的石器,但是没有什么人,这个时候对于尺寸、空间、时间,月亮出来了,从这边,银河在那边,早晨起来月亮又到银河的另一边去了。在这样的一个空间里,人显得太渺小了。”杨茂源谈及这段探险生活,用了接近诗人一般的描述方式,这也确实仿若在诗歌里才能实现的不真实的生活,但是在他的身上就这么经历过了。
这段生活留给他的不仅是对于青春的记忆,更多的倾注到了生活观念及思维方式当中,自然带给他的灵感使他在艺术创作上找到了取之不竭的灵感,“朴素”成了杨茂源对于艺术创作的基本要求。他喜欢田野调查式的工作方式,那种带有生命感的创作形式让他对艺术饱含激情,发现、改变、创造成了他创作的一条主线,也让他的作品与人、生活、生命愈来愈贴近。
细品
对于杨茂源来说,创作的线索只有一条,那就是生活。我们看到的几个不同题材乃至创作方式的系列作品,都在杨茂源近20年来的创作中穿插进行与延续。雕塑、摄影、绘画、装置,每一种表达方式都在同样表达他对世界的理解与关怀。
2000年,杨茂源的充气“马”、“羊”打动了收藏家希克,并于同年被授予“CCAA中国当代艺术奖”,这在中国当代艺术市场尚未成形的2000年是对艺术家的极大肯定。2005年,他将司空见惯的大卫雕像打磨成圆形,在大多数人都在尝试反复叠加的当时无疑是一个逆潮流行之的艺术创作,而其中具有的典型东方韵味更是耐人琢磨与思考。“圆”形是杨茂源作品中无法规避的符号,圆是“圆融”,也代表着安全和温暖,既是中国文化中蕴含的哲学道理,又是整个人类无法回避的共性。
2011年,杨茂源受邀参加第54届威尼斯双年展,一个个质朴的陶土罐子中隐隐弥散着中药的味道,这些罐子可以被任意带走,因此它们带着中国味道漂流到了世界各地。最近杨茂源执着于对光的阐释,他有一个助手负责每隔一个小时测量一次光的色温变化,杨茂源再把这些色温的变化变成一幅幅个人特点明晰的绘画,带有观念意味的绘画在杨茂源眼中却不过是对于自然的把握及再创作。
记者(记) 杨茂源(杨)
记:近两年创作的像《光温》这样的绘画作品有没有什么排列逻辑?
杨:完全没有关系,对这个东西感兴趣第一是出于我对于光的理解和认识,以前拍过胶片,就知道了这种色温。我对一个事物的不同的表达方式和形态感兴趣,比如我们所见到的光,生活中我们见到的光是普义的光,当然光有另外一种形态出现,就是在另外一个专业里会碰到,比如摄影中,这时提到的光是可以测量的,是带有温度的,可以反映出不同的光的颜色,这也使可测量的光表现出了一种所谓的生物性,会变化,而且不可复制,像时间一样。而且是不可重复的,有种微妙的暗示。想要呈现这种光,需要不断地测量数据,数据可以转换成不同温度的颜色,我再按照一个列表性的东西排列出来,可以做任何形态的呈现。
记:你会再做处理,还是只是用色彩还原?
杨:那就是一个数据,就像说明文,今天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没有任何其他的东西。
记:你的作品一直在变,这其中的线索是什么?
杨:这个问题很多人也问过,我一直愿意把这个问题放在另外一个层面去考虑。比如说人,不管是艺术家还是谁,首先是人。我一直觉得人是很有趣的一个物种,特别缜密,包括思维方式、身体的生物本能,包括所有的感觉、情感,无意识的动机乃至所有的东西,太缜密了。这样的人去工作,人本身跟艺术没有办法对等,艺术跟人在一起比较艺术就太简单了。工作的时候,我主要不是考虑艺术怎么样,首先考虑人的感受,我的情感。我很多作品是同时并行的,在创作上并没有先后之分,我可能至少有三个系列同时并行着做。所有的创作,连接和结构上都是通过我这个人在连接,我不希望让人在作品本身上找理由。
记:看你的作品觉得你是一个特别喜欢质朴、自然和还原生活本身的人。
杨:朴素,我觉得最美妙的东西,最干净的东西就是其朴素的质感,没有被伤害过,任何事情都是这样。夏天听虫子在草里边叫,这个很感人,冬天你要听这种声音就出事了。这个东西特别简单,没有那么多道理,有时候对于自然的特别情感是人给附加上去的,比如因为太阳出来了,看了觉得特感动到流泪,那是你自己的事情,其实跟太阳没有关系。
记:你创作时想要理智地还原生活的这种状态,有没有强调尽量不要把自己的感情带进去?
杨:我觉得是这样的。比如说我喜欢田野调查式的工作方式,这里边带着一种生命感,人喜欢在外面拿一个锤子,像地质学家在野外很艰苦,但是也很感人,突然也可以体会像达尔文那样的发现化石的经历,但是这个阶段会获得一种经验,就是跟自然的接触。但是在这总体验中又不能刻意去强调它,因为它原本就来自于自然,所以这也是一种自我较量的过程。当我自己得到一种生活感受的时候,首先我得对自己建立一种信任,这种信任有人说是一种个人经验,这种经验的获得需要有一定的成长的阶段,逐渐形成的,逐渐会形成自己的判断,慢慢养成习惯,不管是好的或者坏的都带有强烈的个人印记。等这一点弄明白之后就会有一种有别于其他人的质感变化,我工作的生成和出发必定跟别人是不一样的,这并不是刻意。
记:威尼斯双年展做《器》的时候是怎么想的?
杨:当时是策展人彭锋给我打电话,跟我说他的展览计划,我觉得挺有趣的,这个展览难度很大,而且不是很容易做成,所以我觉得这里边有的可做。我们前后交流了几次,我对他的概念特别认可,做比较无形的东西,这个无形的东西要兼具一种东方性;不知道大家是不是都不爱做药,药就留给了我。后来我跟策展人沟通,要我做药的话有一个道理得认同才能做:我觉得中药是中国人看待事物的一种经验,不仅仅在治病的层面。比如说我结交一个特别好的朋友,对我来说就是一剂良药,他有时候会伤害你,这也像是中国人看待养生和对于中医学的概念,就像扁鹊说的,你都病到骨头上了才治,这是最不高明的,中医最高明的是教你怎么养生,我认为应该把这个概念泛化,策展人觉得这个概念特别好。我就开始着手准备具体方案,每一个文明最初的时候都有陶器,就定了用土陶,做了可以攥在手里的尺寸,孔很小,看不见里边的东西。但是有味道,这种味道是各种植物提取物混合在里边,像人的基因。每个人都对某种特殊的气味有着深刻的记忆,比如我对祖母的记忆是艾草的味道,这种味道常常是在回忆里无法捕捉的,我要做的则是可以把它带走,把气味带回家里去。展览展出后反响很好,几千件《器》被人带到世界各地,我们也陆续收到许多信,说这个东西在他们家里边,所有的人都会有感觉,像一种生命一样。这对我来说就足够了,传播本身就是作品的部分内容。
记:可以把圆看作是你的一种创作语言吗?
杨:所有人对圆的东西都很喜欢,这是人的一种普遍性,都喜欢圆润的东西,包括罄。我也喜欢罐子,所以我做小罐子,我觉得罐子特别好,像一个聚宝物一样,东方人喜欢藏着,藏东西,就是家里人收着东西,罐子永远是特满足的一个容器。第一次意识到出现“圆”这个语言,就是在做动物的时候,充满气之后就成圆的了;后来是做头像,头本身就是圆的;再后来《器》也是圆的。别人老问我,为什么你的作品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又像是经过缜密的思考?这种事其实没办法说出来。有的时候做作品之前想的只是没有形成语言,在脑子里飞快地转,所有的东西都变得特好,这种时候往往无法用语言讲述清楚,讲了反而觉得会变薄。
记:这其中的东方性表现在哪儿?
杨:这种行为本身就是东方性的表现,比如这种看似简单的雕像,打磨成圆的,但其实这个圆很难做,要用6层砂纸手工打磨,把石头的光泽像玉一样全部打磨出来,很费劲。曾经有一个意大利人,看到这个头像觉得很震惊:“我们见过欧洲的艺术家可能把它打碎,地上摊一堆,或者受医学的影响切片,但是你怎么做成圆的呢?而且做得这么费劲。”其实这种工作方式本身就具有一种东方性,我用最缜密的工作、最费力的方式做一个几乎没有的东西。不是所有的活儿都在表面,而是在里边。这本身就具有一种东方性,藏着,很含蓄。也只能用个人形成的一种特质的人的质感去呈现自己的艺术,这才具有东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