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牯岭街书店老板对收藏旧书情有独钟

　　本版主持：张胜祥

　　几位前任“勇闯台湾”、“远足台湾”、“程品台湾”，取尽了好名字，写出了好文章。到我这，有种“此处有景色说不得，黎马程题词在上边”的压力山大感，专栏名更得与众不同，“祥子台播”？不过，还没说出口，晶报办公室主任黄瑞填抢先一句“祥解台湾”，被大家一致喊好。事实上，我一点都不感谢瑞填，“解”这种角色，非“说文解字”的许慎，解牛的庖丁这般大家才能担当，台湾于我是熟悉的陌生人，如何解得？我知道，同仁对我寄予厚望，读者对晶报驻台记者有要求，只能勉力而为；“祥”字好说，除本名一层意思外，我更想将它理解为“想”——我想当一天台湾人，警察、“城管”、学生、店家、义工……都好，甚至就当一棵台北的树，亲身体验他们的生活，了解他们的欢乐哀愁，“详尽”呈现给读者，以期简单勾勒出“台湾人”的轮廓。再回到“祥”，春节将至，祝愿晶报广大读者，马年吉祥！

　　地图上看，长不过千米、宽不足10米的牯岭街，纤弱地夹在平行的重庆南路三段和南昌路之间，由北向南穿透南海路、宁波西街、福州街及和平西路，构成一个大大的“栅栏”。

　　40年前，它是台北“旧书店”的代名词，鼎盛时期摊店密密匝匝，达80多家，“到牯岭街淘书去”是当时台北人周末的生活方式。如今，牯岭街依旧，真正意义的旧书店只剩下人文书舍、松林书局和新旧书店三家，而三家书店的主人，张银昌88岁、蔡静辉81岁、李良儒82岁。铅华洗尽，时光不再，老人们怀抱各自曲折隐秘的书人书事，在牯岭街拖着长长的旧影，渐远渐淡……他们还能坚持多久？

　　赴台前夕，晶报总编辑胡洪侠为我饯行，说到“爱死人”的台北，他恨不得互换角色，也去当一名驻站记者。其中一大原因是，台北有一条藏着无穷旧书宝贝的牯岭街，街上有一间旧书店叫人文书舍，书舍主人张银昌有很多故事，“你一定要找他聊聊”。

　　无人知晓的名店与名人

　　张银昌是台北旧书界的闻人，享誉华人书界，甚至在美国、日本、韩国热爱中国旧书的读书人和书店老板中，也有极高声望。但是，为找寻他和他的书店，记者在牯岭街上冒雨整整兜了三个来回，四处打听，居然没人知道“人文书舍”，也没人听说过张银昌，即便是书舍的邻居，一家机车维修点的老板也喃喃地说，好像有这么一家店，可就是想不起具体位置。莫非，张银昌只是流传在爱书读书人中的一个传说？

　　灵机一动，启用谷歌地图，果然，书舍就在机车维修店左手5米处。找到后才恍然大悟：它的位置太特殊，搭建在一条不足3米宽的狭长巷道穿堂间，左臂借的是“东石鱼”小吃店，右膀靠着“中央通讯社”停车场的围墙，两墙左长右短，门脸也不得不顺势缩入半米，发黄的“旧书”招牌挂门楣，“人文书社”垂左边。从旧照看，缩入部分原靠竖着的两个书架与街面补齐，如今书架不再，行人很容易错失。

　　书舍的书架依两边墙而立，从地面直抵屋顶，进身10米左右，中间通道不足一米宽，仅容一人转身。走进去，打理书舍的是位头发花白面色略黄的中年人，原来是张老先生的女婿孙先生，他说，岳父为照顾突患脑溢血的老伴，已在2006年将书店交由自己打理，至于原先摆在店口的书架，几年前风吹雨淋散架后一直没补足。而通道尽头，横着条小巷，原先住着几户人家，居民出入须穿过书舍，几年前相继搬离，如今房屋破败，偌大一片地方就归了书舍独享。

　　说明来意后，孙先生面露难色，说老岳父88岁高龄，住在距此20分钟车程的家中，过来不太方便，再者老人行事低调，近年刻意减少媒体采访。记者一再解释从大陆慕名而来，且受与张老先生有一面之缘的胡洪侠先生之托，孙先生这才同意试试。结果，老人竟欣然同意，半小时后匆匆赶来。眼前的老先生腰板挺直，步履稳健，眼明耳聪，一口地道河南话，最让人称奇的是，耄耋老人居然乘公交而来，“我出门常坐公交，台北公交很方便。”老人执意在书舍逼仄的过道中和记者“聊天聊家乡”，随和谦逊，思维清晰，台北旧书街的沧桑，四十余载的旧书生涯恍如昨日，娓娓道来，像儿时守着电匣子，听一部传奇。

　　爱读书结缘牯岭街

　　“我没读过几天书”，这是老先生的开场白，“你们有个电影名叫《一九四二》，说的是河南大饥荒，当时我家乡也没有饭吃。”张银昌原籍河南舞阳，1943年，为了讨口饭吃，母亲让16岁的他离家参加了汤恩伯的部队。1944年，张银昌所在部队参加中原大战，败于日军，在与大部队失散后，他返家不久又加入了地方抗日游击队。抗战胜利，张银昌入了西北军刘汝明的队伍。1949年，他跟随刘残部从厦门上船来到台湾。“一到高雄港，就被缴了枪。”据记载，缴他们枪的是提前赴台为蒋介石安排后路的台湾政务主持陈诚，被缴枪不是因为打了败仗，而是“西北军不是老蒋的嫡系部队”。

　　自戎马生涯始，张银昌一直在部队任文书工作，可他说自己其实“没读过几天书”。来台湾后，他通过重新考试再次进入部队，继续干着抄抄写写的老本行，不久，进入部队政工干校进修。在那里，喜欢读书的他结识了两三个从大陆逃亡来的高人，“他们(文化)程度高，我有不懂的就随时请教。”有老师启蒙，张银昌一读之下，从喜欢变成迷恋。此后的日子，他一有空就去图书馆，后来，图书馆已不能满足他的求知欲了，1953年，他的人生与以卖旧书出名的牯岭街发生了交集。

　　当时，他所在部队驻扎在台北市最北边的北投，交通不便，去一趟牯岭街，来回要一整天，但那个地方“遍地是宝，图书馆没有的书都能找得到。”当时，牯岭街的书籍以日文书最多，也有不少中文书，主要由大陆的老牌书局，如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等抗战胜利后在台设立的门市所发行。有时，甚至能淘到国民党当局的禁书。“那时牯岭街没多少家书店，零零落落，摆摊的也就四五十家，都是打游击性质，一个破纸箱，一张草席，今天摆在厦门街，明天又去了附近的南昌路。”

　　青年如饥似渴的痴迷最是不可抵挡，此后每个星期天，张银昌基本都在牯岭街书摊前流连。“书店里的书，像妙章书局、松林书局太贵，买不起，我就经常在书摊前晃荡。”这一晃，就是10多年。

　　书读多了，难免有表达欲，其间，张银昌以道生、张道生为笔名，向《人生》、《自由人》、《祖国周刊》等香港杂志投稿，发表文章数百篇。老爷子带来的影印资料显示，文章内容多以政论为主，“那时年轻气盛，随心所欲。”其中一篇甚至大胆批驳了法国哲学家罗素的“谬误”。1965年3月14日，台湾《中华杂志》刊登了他对人口问题的探讨，那也是张银昌最后一次发表文章——1966年，张银昌从部队退役，决定在牯岭街上开一家书店。

　　开书舍踏入“黄金时代”

　　“当时有个朋友介绍我去当小学老师，薪水很低，我一盘算根本没法养家糊口，后来突发奇想，既然在牯岭街晃了这么多年，为什么不开一家自己的书店？”

　　1966年11月12日，张银昌拿出毕生积蓄7000元(以下均为新台币)，“差不多相当于现在的90万到100万新台币(约合20万元人民币)”，书店一开张，他此后50年的命运与牯岭街相依相恋，无法割舍。书店就在现今人文书舍的斜对面，那一天凑巧是国父孙中山诞辰日。“规模小到不能再小，只有四个榻榻米大，书主要是自己多年的藏书，朋友的赠书，加起来也就五六百本，比现在这个还简陋。”凭着自己在牯岭街书市多年的浸淫，他嗅到了商机，“这时旧书资源渐渐多起来，台湾到处盖房，建筑业蓬勃发展，拆旧搬家，很多家庭不愿再保留旧书。”

　　为保证充足书源，张银昌每天清晨5点钟起床，骑着脚踏车沿固定路线去台北各角落收书，穿街走巷，一家家淘过去，绕台北一圈，“那时台北不大，全城只有衡阳街有红绿灯，现在想转一圈不可能喽。”很快，张银昌就尝到了甜头，“知道吗？元旦一天我就卖了200多元，”忆起50年前第一笔“巨款”，他仍异常兴奋，“当时200元够全家人吃一整月馒头呐”，正是依靠书舍供给，张银昌先后将三个儿女送入台湾名牌高校。

　　接下来几年，牯岭街旧书市场进入繁花似锦的阳春，“最兴旺期是1966年至1973年，那时香港书商收购不到旧书，就到牯岭街，大箱大箱地搬走。香港汇文阁、远东等书店的老板常来找我，汇文阁老板到现在还和我有联系。”老先生说起昔日繁华，仿佛就在眼前。“抗战前大陆出版的文学作品、学术教材、大学用书都是当时的抢手货。冷战时期关于中国的研究报告也是奇货，外国人见了，交钱拿货，二话不说。”

　　曾经的牯岭街上名人和旧书店比邻交织，人文书舍对名人司空见惯。张老清楚记得于右任、于德旺父子常来店里找字画字帖。“何应钦当年就住在人文书舍隔壁巷子里，官邸有宪兵把守，出出进进经常能看见；北大训导长钱思亮住在100米外的福州街28号，胡适驻美期间，每次返台都在钱家借宿；孙立人在被软禁到台中前，也住在离书舍不远……”

　　当年的牯岭街渐次繁华，除旧书这一媒介，还因这里住了不少显贵名流，这笔得天独厚的人文财富，与人文书舍、松林书局等旧书名店共育了牯岭街的“黄金岁月”。

　　独爱留藏名人生活“痕迹”

　　那是个惜人念旧的时代，台湾流行在名人过世后由亲属整理著作，编册怀念，在牯岭街旧书的全盛时期，于右任、陈诚等名人文集与回忆录炙手可热。

　　“我自己一直喜欢看政治军事方面的书籍，对民国以来党政军历史人物有一定研究。”到这时，个人喜好便水到渠成塑造了书舍的特色气质。说到这，张老起身很神秘地松开捆扎在书架底端几个木箱上的绳索，掀去盖板，里面满满当当全是发黄的书。“这才是我人文书舍最特别的地方，也是文革期间卖得最好的东西。在牯岭街其他书店，也许可以找到一两本，但不会有这么多。”记者接过来，只见《王宣德斋先生八秩寿庆集锦》、《束云章先生纪念集》、《吴南轩先生逝世周年祭纪念专辑》……“吴南轩是江苏人，当过清华、复旦大学的校长。这种东西原本是送亲朋好友的，不流通，时间一长，就更少见了。”

　　原来，张银昌最喜爱的书种为私人所有、数量少却制作精美的“非卖品”，如名人逝世后学生或家人编纂的回忆录，乃至家谱、照片、祭文，甚至官方文函，“这些资料的主人，当时在大陆就很有名，他们过世后，资料价格变得特别，和其他旧书完全不同，最薄的其实就四五张纸，但它是一个人的生平年谱，只要家人朋友找来了，都能卖出好价钱。”

　　除旧书，张银昌也搜集政府卷宗、文件资料，5年前有笔“空前绝后”的买卖，有关政府情资，至今张老仍津津乐道，连月份都记得清清楚楚。说话间，张老又从袋子里拿出另一件“宝贝”，是他经手的几笔买卖记录。记者看到，其一是毛邦初案(1951年至1958年间，台湾当局在美国控告前空军驻美办事处处长毛邦初以追回空军公款)资料，“包括台湾和美国外交部往来信函等，很厚一大叠，已经卖掉了。”其二是蒋介石的“御用秘书”陈布雷，当年与一些汉奸的往来信函；最后一个是国民党元老丁维汾(物理学诺奖得主丁肇中的爷爷)去世后的遗卷，“老一点的山东人没有不知道丁维汾的，他掌管国民党党务，当时有‘蒋家天下丁家党’的说法。丁维汾去世后，我收集到他的很多资料，最离奇的是，中间包括了傅斯年当年赴德留学时丁给做的保书。价钱卖得很高，数额我不会告诉任何人，反正创了我卖旧书四十多年来的最高纪录。”

　　时过境迁，现在已很少有人再记得资料中的名流贵胄，张老的看家宝贝也差不多变成了无人问津的“死”资料。记者问，假如再没人来找，打算如何处理，老人若有所思地说，“去年已将300公斤卖给了‘中央’图书馆，如果今后图书馆也不收，我会将它们一直保存下去。我收集它们，开始是为了生计，但后来才意识到，他们是我的同辈人，像我的亲人，这些资料都是他们曾经显耀人世的证据。”

　　一本家谱、一篇祭文、一纸信函、一张借据的后面，是特定历史背景下交错纵横的人际往来和鲜活琐碎的生活片断，然而，除了做学问的人，故纸堆里的逸事掌故只有同时代共命运的人，方能慧眼识珠。孤岛飘摇六十载，老人留存这些非亲非故之人的“点滴痕迹”，也许是有意无意间在保存自己的时代坐标与证据。

　　“人和书的关系不再深刻”

　　书店、书和人，密不可分的三位一体。因爱书而读书，因卖书而更爱书，由书及人，张银昌其实更爱那些热爱读书的人，通过旧书，突破时空限制令他得以与不同时代的书蠹“神交”。

　　人文书舍以广藏经典著称，但张银昌最看重的藏书“本身并不值钱”，一本封面破旧修补了牛皮纸的《韩非子》，纸张早已黑黄，他说牛皮纸是自己贴上去的，因为多年翻阅磨破了。

　　“这是30年前收来的，书本身并不值钱，民国28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在整理过程中，我发现书上的印章功力不俗，由此判断书的主人非一般人。”翻开内页，张银昌大吃一惊，全书从头至尾，加点圈注，书写心得，密密麻麻。从注解内容判断，书的主人深读此书应在抗战期间。“本来能看韩非子，就不是平凡人，更别说像金圣叹一样点评圈注了。据我所知，老子的儒释道精华大多取自韩非子。这个读书人值得佩服，所以我将它留存了30多年。”老人说，开店40多年，经手的书不知有多少万本，但还从没看到过有人这么读书，为接受采访，他特别带来。“这么用功读书的人，现在不多了。”

　　谈到牯岭街旧书店从鼎盛到衰败，张银昌的观点让人思之赦然，“现在的年轻人不读古书了，也读不懂古书了，信息泛滥，人和书的关系就不再那么深刻，再没有人像当年那样读书了。”

　　不过他个人对旧书的兴趣与热情丝毫未减，如果听说哪有好书，一定跟着女婿去看。谈话间张老突然兴奋起来，“去年台北一个大学教授去世了，家人打算将他的藏书处理掉，我去了，拉回来整整两卡车，都是几十年前台湾出版的文史书啊，那些好书，我四十年都读不完”。

　　“旧书店好比珠宝行，还可以做”

　　两个多小时过去，其间只有两位顾客光顾书舍，也只是东翻翻西看看，并未买书。打烊时间快到了，孙先生感叹，一整天只卖出200多元。

　　当年在牯岭街闲逛的除了党政军干部、文人雅士，还有就是青年学生，而如今年轻人基本不来牯岭街。不过，在见证旧书店由盛而衰又兴起的历史，老人对旧书店经营仍保留乐观，“流行归流行，经典归经典，旧书店的价值就在于保存经典”。网络书店自有其兴旺的理由，但找旧籍挖宝的人一定还会来牯岭街。“关键看你手里有没有资源。我常对女婿说，做旧书要勤劳勤俭，这样才能收到好东西。要沉得住气，旧书店好比珠宝行，有时候一天一本都卖不出，但一遇到大买主，一出手就是20箱。”

　　有人曾说，“书店是一座城市的文化眼睛，旧书摊旧书店则如城市的眉毛，存在时不觉其重要，一旦疏落消逝，城市的脸孔又显空洞而冷寂。”

　　台北文化当局也许意识到了这一点，2000年，台北市文化局和牯岭街社区共同举办“旧书市集”活动，印制了昔日牯岭街书店地图，张银昌也应邀出席，并成为地图上的主人公。主办者的初衷是，希望活动能催生一年一度的“台北旧书市集展”，激活旧书市场，重塑城市“文化脸孔”。

　　“活动现在还在坚持，但已经没有旧书了。”张老失望地摇摇头头，“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事情，逝去了想再回去不容易，永远回不去了。”

　　牯岭街

　　50岁以下的台北人记住牯岭街的名字，多半因为杨德昌的代表作《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没错， 1961年，那里的确发生过一起情杀惨案，但现实中，牯岭街最辉煌的一笔则全因“旧书摊”。

　　日据时代，现今牯岭街的所在，名为佐久间町，是台湾“总督府”的宿舍区，庭院宅邸，街巷修然。二战后，日人遣返在即，乃纷纷整理家当，将字画、古董、藏书等就地摆摊，低价出售。日本人走后，市集隐然成形。

　　国民党败退来台，“军公教人员”成了旧书的提供者和消费者。于是，以牯岭街为中心，渐渐蔓延到厦门街、福州街、宁波西街等相邻街道，处处有人设摊开店，贩卖各种杂书，乃至绝版书、线装书等等，最盛1966-1973年时期，曾聚集80多家摊商。1974年，为了整顿市容，牯岭街没有店面的旧书摊被全部迁入光华商场，从此没落。

　　驻台七日谈

　　

　　台北警官请我喝茶

　　抵达台北的第三天下午，我正在牯岭街采访人文书舍的主人张银昌，忽然接到一个电话，见号码是本地座机，并不熟悉，所以没理睬，没想到过了几分钟，电话再次打来，看来是非接不可了。电话接通，一位台湾腔的陌生男子，准确报出我的名字和工作单位，同时做了自我介绍：“我是台北中山分局的李警官，有空的话想请你来喝茶。”莫非是黎勇(晶报首任驻台记者，曾撰雄文介绍尿遍台湾经历，编者注)“尿”了人家，账记到了我头上？其实，在来台湾之前，早有朋友告诉过我“喝茶”事，因此并未惊慌。我告诉对方正在工作，稍晚给他回电。

　　一小时后采访结束，我回拨电话，接电话的正是李警官，他在电话中非常客气，说从“文化部”得知，我已到台北，需核对详细住址及相关信息。他表示，考虑到我是第一次到台湾，肯定有许多不便，希望适时见面，以便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他来我驻点附近请喝咖啡，抑或我去他办公室喝茶都可。我礼节性表达了谢意，解释随后两天可能会去金门，回来后一定登门拜访，请他留下联系方式。

　　第二天一早，李警官发来信息：“张先生您早！我是中山分局李××(文中××为记者处理)，欢迎来台湾，这是我的联系电话，我的办公室地址在：中山北路二段1号(南京东路、中山北路口)，可搭捷运淡水线，在中山站下车，往中山北路方向前进，约2-3分钟即可抵达。”

　　1月20日下午，吃完饭闲来无事，心想迟早要见面，干脆主动送上门。10分钟后，我按地址轻易找到了目的地。在一楼问询处登记了证件，乘电梯直奔李警官在三楼的办公室。“魂牵梦系”的李警官40岁开外，中等个，身材偏瘦，戴副金边近视镜，脸色蜡黄，颧骨稍高。自我介绍后，我原以为会填些表格什么的，结果他请我落座，真的搬来一套简易餐具，忙着烧水烫杯冲茶。他双手有点神经质性的颤抖，只见他将茶罐盖打开盖上，盖上又打开，反复了好几回。茶泡好了，倒出两杯：“请品尝，我不大晓得这茶怎么样？”呷一口是乌龙，味道偏淡，他放在嘴边尝了尝：“这茶不好，我们换别的。”随后，他将壶中的茶叶倒出，又从柜子里拿出阿里山某某茶冲泡。

　　接下来一个小时，他东拉西扯跟我聊，我对他浓重的闽南口音不大适应，好在他讲话和动手干活一样喜欢重复。谈话内容包括我的工作单位，此次驻台的采访任务，台湾有没有城管等，还有他仅有的一次大陆广东游。最让我吃惊的是，听到我说采访会尽量不涉及政治人物事件，他竟连连点头称是：“没错，我们都是小百姓，过自己的日子就好，政治跟我们无关，那是政客们玩的游戏。”心想，难道警察不是政治链条上的一环？

　　一小时很快过去，16:00左右，有人送来下午茶点，同事们聚来分享，我见状起身告辞，李警官问我平时喝不喝咖啡，我说每天都喝一点，于是，他从柜子里拿出两袋70克装的中南美洲高山咖啡粉，“我参加过咖啡班培训，这个不错，拿去试试，”他送我到电梯口：“彼此了解了，就不会产生误解。改天我再请你和同事吃饭，就这么说定了，我会联系你。”

　　晶报驻台记者联系方式，欢迎联络欢迎点题：

　　微信号：camel0932

　　驻台电话：0975708426

　　电子邮箱：[email protected]

　　(原标题：除了经典旧书 他还收藏别人荣耀世间的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