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宫头号活字典的护宝传奇

那志良1998年在台湾去世，家中没有任何收藏品。 　故宫文物在南运途中。

　　野岛刚

　　那志良，人称故宫头号“活字典”。他从1925年故宫博物院诞生起，经历了与文物共生死的全部历程。抗战期间，他护送上万箱文物走过大半个中国，几乎没有丢失或损坏的，堪称世界文物史上的奇迹。

　　日本《朝日新闻》资深记者野岛刚在《两个故宫的离合》一书中，记录了这段传奇历史。

　　放置文物的仓库没有暖气，手、脚、耳朵都可能冻伤

　　1925年元旦，17岁的那志良去校长家拜访，正好清室善后委员会希望校长推荐人才来整理清朝文物。校长说：“你个性认真，马上要毕业了，这不正是个很适合你的工作吗？”

　　这个委员会是溥仪退位后，在紫禁城设立的，是北京政府为了清点清朝皇室留在紫禁城的物品所设的组织，也是故宫博物院的前身。那志良没多想，第三天就到故宫上班了。

　　那志良是满族人，满族在清朝是统治阶层，但那家并非富裕之家，这个工作职缺只是个普通的办公人员。

　　担任整理文物工作的那志良，当时只是个普通的高中生，对于文物不关心，也一无所知。上班第一天，同事问他：“对古董感兴趣吗？”他回答：“看不出来和我家的茶碗有什么不同，不是都很像吗？”同事们笑他：“你家的茶碗一只三毛，这里的茶碗一只可是数千万元。”

　　北京的隆冬，天气十分严寒，因为怕发生火灾，所以放置文物的仓库都没有暖气，在里头工作相当辛苦，手、脚、耳朵都可能冻伤。

　　那志良等工作人员的整理清点告一段落以后，故宫博物院在1925年10月10日开放，当天就有两万多人造访。那天场面极为混乱，“想进去展览室的进不去，想出来的出不来”。那志良被分配在紫禁城的养心殿，混乱中喊着：“前面的人往前进，后面还有很多人排队。”一整天下来，嗓子都喊哑了。

　　那志良刚开始负责的是图书，后来是古物。只有周一休假，周二到周六整理文物，周日对外开放时，就负责展馆的整理。之后他还负责过玉器，经过钻研，留下了许多玉器方面的专论著作。

　　“老子在运文物的火车上安了炸弹”

　　1931年1月，故宫理事陈垣把那志良找去。当时那志良的职位是一等办事员。陈垣对他说：“国亡尚有复国之日，文化一亡则永无补救。”并将疏散文物的准备工作交给他。其中，最先要办理的事项就是将文物装箱。

　　文物从来没有离开过紫禁城，故宫里也没有装箱的专家。当时在北京琉璃厂一带有多家古董商经营的店家，那志良他们就向店里的专家寻求帮助。

　　有一回，那志良对专家说：“装箱好像没那么难嘛。”专家们就请那志良尝试自己把喝茶的茶碗包起来，再拿起那志良包好的茶碗猛摔，打开包装一看，茶碗碎了。接下来，专家们把自己包好的茶碗猛摔，却毫发无伤—原来专家们是有“绝活”的。

　　那志良说，这项技法的要点是“稳”、“准”、“紧”、“隔”(每件文物都要隔开)。以最容易损坏的瓷器为例，一开始要将把手和壶嘴用绳状的棉花缠绕，壶内也要塞紧棉花，整个捆成一个长方形。再用细绳绑紧，裹上棉花，用纸紧捆成包。装箱时，木箱内用稻草把瓷器塞紧，每件瓷器要用棉花紧置隔开，封箱后才可以运送。这是相当有难度的技术。

　　不过，后来故宫的职员也一个个成了专家，因为往后的日子里，文物在中国各地迁徙，那志良等人得不断地重复捆扎装箱。

　　文物南运的决定，却引发了群众的反对运动。“有文物才是北京，文物没了，北京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有人这么认为。那志良等职员也接到言论偏激的威胁电话：“你是负责搬运的吗？小心没命了，老子在运送文物的火车上安了炸弹。”

　　第一批运送队原定1933年1月31日出发。当天虽然成功地把文物从故宫送到北京车站，但是车站的搬运工因为害怕被群众袭击而没有出现，不得已，半夜临时决定停止搬运。又过了几天，2月6日，第一批文物才真正从北京出发。那志良即将远赴南方，临行前，他的婶婶抓了一？庭院的泥土给他：“带上故乡的泥土，别把家人忘了。”

　　第一批文物和运送队伍因战事突变被意外地留在浦口。情势紧迫，指挥系统混乱，当局又一直没选定文物的保管场所。不得已，那志良等故宫职员就在火车上长期待命。职员们互相开玩笑说：“就像扛着棺材来了，却不知道要埋在哪里！”

　　后来当局决定把古物和图书送到上海，文献放在南京保管。上海把当时在法租界的旧医院大楼挪作保管场地，该大楼是七层建筑，全部提供给故宫文物使用，文物依照种类寄存于不同的病房。

　　第二批文物3月14日从北京出发，接着，3月28日第三批，4月19日第四批，5月15日第五批陆续运出。

　　故宫文物首次海外展览，文物由英国军舰运送

　　文物南运到上海本应告一段落，此时正好有提案说要将它们送到英国展览。这便有了故宫文物的首次海外展览。

　　当时，欧洲受到清末流出文物的刺激，兴起了一股中国艺术风潮。英国、法国、北欧等地商人纷纷开店，王公贵族竞相购买中国的陶瓷器。其中有些收藏家提议，在伦敦举办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并向伦敦的中国驻英大使馆提出了故宫收藏品的出展邀请。这在国民政府内引起了众多议论。虽然有赞成者认为：“这是向世界宣传中国文化的最好机会！”但也有反对者担心：“如果在海上遇到事故或海盗怎么办？！”另外，因为国民政府向英国借贷高额借款，也有人担心故宫文物会被扣押。

　　最后，积极派坚持要求故宫专家装箱护送并由英国军舰运送，英国方面表示同意，本次展览才得以成行。此间还曾经留下这样的传说：当时英国主办方曾问过罗伊斯保险(放心保)公司的保险金额，结果对方回答“超出本公司的能力”，不愿承保。

　　展览的执行委员会主席，由曾任国际联盟中国东北调查团团长的利顿爵士担任。展示作品也有来自英、法、德、美等国收藏的中国艺术品。故宫的735件文物，加上其他博物馆挑选出的文物，共计一千多件，在1935年6月运抵英国。11月起，故宫文物在英国展开了为期14周的展览，受到极大的好评。

　　日军追兵一路向西，文物也就被逼着一路往西再往西

　　从伦敦和文物一起回到中国的那志良，紧接着又开始忙着把文物从上海搬到南京。然而，当这些离开北京、辗转1700公里、历经3年流浪的文物，正准备好要搬进南京“朝天宫”时，又发生了卢沟桥事变，日军攻击南京的危险日增，文物必须再度搬迁。从北京南下的文物，这次不得不向西运送。这个阶段被称为“西迁”，主要分为三条路线。

　　8月，曾运到英国展出的故宫精华文物80箱，首先被送达位于长沙的湖南大学图书馆，那志良等人随行。当时大部分文物还放在南京的仓库，随着战况愈来愈吃紧，高层下达了文物全部疏散的命令，人在长沙的那志良接到要他赶回南京的急电。第一批送到长沙的80箱文物也被分为两个部分继续往西送。

　　第二批文物在1937年12月上旬走水路从南京运到汉口，运抵汉口的文物有9331箱。第三批7288箱则是走陆路到宝鸡。南京是在12月13日被攻陷，所以可谓千钧一发。事实上，运到汉口或宝鸡都不是事先安排的，而是战乱中，搭乘的火车或船舶正好行经这些地方而已。

　　从宝鸡往东不远就是西安，因此不知道何时会变成日军的攻击目标。那志良负责护送陆路的文物，由于担心文物的安全，他将文物运到离西安更远的汉中郊外的宗营镇。

　　虽然是战时，但那志良还是设法让地方政府调来二十台卡车，将文物从宝鸡往宗营镇接连不断地运送。但是正逢冬季天候不佳，输送队伍常因大雪而无法动弹。由于走的是山间小路，人烟稀少，缺乏粮食，护送的人都已做好在半途殉职的准备。如果仅仅是运送过程本身的艰辛也就罢了，身后还有一路向西的日军追兵，文物也就被逼着一路往西再往西。

　　长沙的80箱文物被运到贵阳，再被送到离贵阳约100公里远的安顺洞窟。走水路到汉口的9331箱被运往重庆，走陆路到宝鸡的7288箱则经过汉中郊外再被送到四川成都。汉口被日军攻击，重庆也危在旦夕，重庆的文物只得再往西迁到乐山，成都的文物则再往西迁到峨眉，每条路线都是马不停蹄。

　　在这个过程中秉持着的一个信仰就是“文物有灵”

　　重庆的文物从长江逆流而上，来到长江支流的岷江，再运至乐山，而成都的文物都走陆路。那志良在成都每天奔忙于指挥运送、分配卡车及捆装文物。

　　当时所有的文物都处于 “千钧一发”的险境，那志良回想道：“最后一辆卡车从成都出发不久，日军的战斗机就到了成都上空，炸毁了机场。”

　　从成都到峨眉直线距离超过150公里，但是道路崎岖险峻，载着文件的卡车曾经半路跌落到小河里，幸好文件都没有被损坏。那志良说：这是一条最艰辛的道路，而且还要烦恼没东西吃。

　　运送到峨眉的工作告一段落，那志良就被派去负责重庆到乐山的运送。护送队伍人手严重不足，本来随文物疏散的故宫专门人员就只有十多人，其中熟稔文物种类及捆装技术的更少。那志良等人可说是过着不眠不休的日子。

　　那志良说，搬迁文物的辛苦之中，最苦的是“调度粮食特别困难”。在四川省想找米饭，就只有夹杂着砂和稻壳的灰色米。馒头也只有黑的，“实在很难下咽”。

　　在文物疏散的最后阶段，还有更加危险的事情正等着那志良他们。走水路的9331箱文物运抵乐山郊外的安古乡，但因为河面很窄，必须从岸边逆流拉纤，引小木船向上。一次，那志良等人搭乘的小船遇到急流，与船相连的绳索断裂了，船被卷入急流之中，所幸船没有翻覆搁浅，人命和文物都没有损失。

　　从北京出发，历遍超乎常人能够忍受的困难，坚持护送文物的那志良等故宫职员，在这个过程中秉持着的一个信仰就是—“文物有灵”。到现在，故宫仍流传着这句话。

　　文物疏散工程结束后，那志良在峨眉的保管场与文物共同生活了7年。日军的攻击始终未到达峨眉或乐山，那志良等人得以暂且过着安宁的日子。1945年日本投降，1947年文物全数回到南京的故宫博物院分院。

　　(摘自《两个故宫的离合》，[日]野岛刚著，张惠君译，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