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庆基：对太多事情好奇

　　书架上的书主要分为现当代艺术、文化政策、文化管理、中国文化等，还有一格专放东南亚艺术。他旁边的雕塑是香港本地传说中的动物“卢亭”。

　　文、图：廖晨琳

　　由于在美术馆做公关，我常像速记员一样，把馆里的事速速记下，同步更新至官方微博，其中内容不乏谁来访、谁将开讲座之类。何庆基是来访嘉宾之一，与英国艺评家大卫·艾略特(David Elliott)对谈中国当代艺术，艾略特任牛津当代艺术博物馆馆长达 20 年，亦是东京森美术馆(Mori Art Museum)创馆馆长和 2010 年悉尼双年展艺术总监。何庆基把他请到香港中文大学任客座教授，当天半数听众来自该校文化管理硕士专业，何庆基是课程主任，主授视觉文化管理。从教前，他的经历中“创办”一词是最抢眼的。他是亚洲艺术文献库创会董事，上海当代艺术馆创馆馆长，香港艺发局创局成员等。但最有意思的，属他和友人成立的慈善团体“艺术在医院”。20 年前，他带着团队给威尔斯亲王医院放射治疗部创作壁画，该团体至今活跃于医院。

　　2008 年，何庆成为卡塞尔文献展国际委员会第一位、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位华人成员，担任负责甄选“文献展 13”的艺术总监。此次展览，中国仅有颜磊和宋冬两位艺术家参展，似乎预示中国当代艺术的降温，对此他曾写道：“坦白说，看阿富汗的艺术，比看中国当代艺术更令我感到兴奋。”

　　何庆基的办公室在中大半山腰的梁球锯楼，门口贴着“时势造刁民—漫画家的所作所为”小幅海报，以及“桃李满 OSCAR 门”的竖联。进门左右两面墙均被书架占领，右边角落立着半人半鱼模样的雕塑，约 1.6 米高，这是香港本地传说中的动物“卢亭”。何庆基曾以“卢亭”为原型，在“九七三世书：历史、社群、个人”展览中虚构了一段香港远古史。访问时，他刚从外地出差回港，过两天又要飞日本，中间还夹杂各种会议、活动，忙得只能边打字边回答问题，并请我不要介意。一眼扫去，书架上蒙克(Edvard Munch)、马蒂斯(Matisse)、达达和超现实主义(DADA&SUREALISM)等题材的英文书居多。谈到中英文书的比例，他说七比三，想了会儿更正为八比二。仔细看看，他的书主要分为现当代艺术、文化政策、文化管理、中国文化等，还有一格专放东南亚艺术。家里书柜很乱，他把部分书挪到学校后才开始分类。他很满意有个办公室书房，家里书多到“被人投诉”，这里“拯救了我”。不过他也担心退休后怎么办，还好目前暂不需要考虑这个问题。

　　何庆基的办公室在中大半山腰的梁球锯楼，门口贴着“时势造刁民—漫画家的所作所为”小幅海报，以及“桃李满 OSCAR 门”的竖联。

　　让他负担特别大的，是无数大大小小的展览中艺术家送的画册。“看完一次后，我知道我永世都不会再看，但出一本画册没那么容易，艺术家这么辛苦，我也从事这行，不想糟蹋他们的东西。”于是，有的画册就永远待在储物房里，要么被送给了学生。就算能捐出去，他估计也没人读，“当代艺术毕竟挺偏门”。不舍得丢书的习惯不是一天养成的，年轻时在美国上学，他常泡纽约 Soho 区的二手书店，毕业回港有太多书，都不舍得扔，因为“扔书很不文明”。

　　何庆基几乎不从图书馆借书，除了方便写划，还有尊重版权的问题。“我觉得很多人，不只是我，都有知识的内疚病。”想学很多，于是买很多书，实际上根本看不完。另外，有的书只用于研究，不甚有趣，但为了需要时可随手取来，也会被列在采购名单中。不过，当书积聚愈多，他买得愈少。20 多年前去博物馆，他通常十本八本地买，现在降到两三本，还不断自我提醒“重要的才买”。他不常在香港购书，即使买也多为中文，也很少读简体字的书。

　　由于对太多事情好奇，何庆基总是同时看好几本书。“我尝试逼自己集中一点，不要看太多，同时看一两本比较健康，四五本不健康。”他正在读的书横跨好几个领域，有土耳其的小说、清朝科技的研究著作、博物馆主题的研究以及社群艺术，包括武田雅哉的《飞翔吧！大清帝国近代中国的幻想科学》、艺术批评家 Clare Bishop 的《Artificial Hell》以及《北宋士风演变的历史考察》，还有他办公桌上那本帕慕克的《The Museum of Innocence》。但他很少会反复读哪本书，除非出于研究所需翻找资料。他在德国出版了不少著作，如 ZKM 博物馆出版的《The Global Art World：Audiences，Markets，and Museum》(《全球艺术世界：观众，市场和博物馆》)、2009 年德国历史学会出版的《1968 memories and Legacies of a Global Revolt》(《1968 记忆和全球反抗下的遗产》)等。

　　B=《外滩画报》 H=何庆基

　　何庆基正在读的书横跨好几个领域，有土耳其的小说、清朝科技的研究著作、博物馆主题的研究以及社群艺术，包括武田雅哉的《飞翔吧！大清帝国近代中国的幻想科学》、艺术批评家 Clare Bishop 的《Artificial Hell》以及帕慕克的《The Museum of Innocence》。

　　B：你最近在研究什么？

　　H：21 世纪博物馆如何适应社会的转变，例如科技的转变、 观众品味的转变等，还有社群艺术和人类学的关系。过去 300 年里，博物馆的运作模式有一个很急剧的转变，受到艺术市场化、科技等冲击。博物馆在 21 世纪将面临空前的挑战，危机在于被其他娱乐行业取代，或有新的对手，它也很需要戏剧化的转变。我对博物馆扮演新的角色感兴趣。

　　B：你认为香港的博物馆面临的最大危机是什么？

　　H：很多后殖民思维未能摆脱，包括官僚架构、政策上的失误，都是本地的大问题，还有发展路向，教育工作能否支持这么多文化活动的开展，博物馆的收藏如何配合文化的需要，等等。

　　B：在你看来，香港的文化政策存在什么问题？

　　H：社区本身的文化生态和政府的文化政策应该相匹配，但政府在政策上着重硬件的制作，对本地文化研究很冷漠，造成博物馆的内容很贫弱，太以西方为主导。

　　B：例如经常引进西方艺术明星的大展？

　　H：对，这也是其中一个问题。

　　B：你曾说过，与其谈论艺术是否重要，不如说该关注什么是有意义的艺术。在你看来，什么是有意义的艺术呢？

　　H：有意义的艺术不是一个定义，具体要看放在什么处境，对你的公众、使用艺术的人所产生的意义，如何能够互相之间产生意义，才有效。如何将社区纳入艺术机构的对话语境中，值得关注。

　　B：有的艺术家说创作时不会首先考虑观众的因素，你怎么看？

　　H：那他展出来做什么？自己放在房间看就好了。我觉得这些是满口的大话，是虚伪，如果自顾自做就不需要展览，你要展览就是要给别人看，就是要引起沟通。

　　B：你策划过很多展览，不过艺术家的身份却不常提及，为什么？

　　H：以前香港政府机构以外的策展人并不多，一方面我们推广艺术家，自己也做艺术家就不太适合，角色有冲突，还是避讳好一点。在海外就不会有这个问题，不过在海外的人很少强调自己是艺术家，那并不是什么 big deal(大事情)。

　　B：现在还有从事艺术创作或写作吗？

　　H：没有什么时间做新的艺术，有我也不介意。现在我教书，不当展览总监，身份变了。我从 1984 年开始给香港《信报》写评论，几年前开始不太喜欢他们的风格就不写了，之前也有给《明报》写，最近给《苹果日报》写。我是国际艺术评论人协会香港分会的创立人，在机构的网页上写评论。另外，还给台湾的杂志写稿，例如《当代艺术新闻》，也给国外的杂志写，例如《Berlin Journal 》。

　　B：你读电子书吗？

　　H：不读，也不上网看，喜欢书握手中实在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