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高居翰：那一次掩上门竟是永别

2013年夏天，刘珊珊拍摄的黄晓与高居翰。

　　黄晓 刘珊珊

　　2013年夏天我们初次见到高居翰先生，距离我们相识并互通书信已经三年多了。那时我们刚从建筑史领域涉足中国绘画，高先生的书属于中国美术史的必读书目。我们冒昧地发信询问他书里提到的《止园图》未刊印图片，出乎意料地开启了此后频繁的书信往来，并促成了以园林画为主题的《不朽的林泉》的出版。几年里近百封的书信往来，我们与高先生已非常熟悉，但对这次会面我们仍然充满期待。行李箱里装着第二印的新书、三联为此书印行的纪念笔记本和杨乐编辑送他的印章，我们踏上了探访高居翰的旅程。

　　由旧金山机场到伯克利有一个多小时的车程，从轻轨站出来便是伯克利的小山。一栋栋住宅排列在山坡上，全都面朝大海，每家一座花园，鲜花盛开，宛如避世桃源。我们循着地址一路找过去，看到一座两层高的房子，下层用白色木板条，上层用褐色短木板拼接成墙面，似乎有一百年的样子，这就是高居翰的家。宅前木栅栏间的门楼带中式风格，仿佛在暗示主人与东方的渊源。我们推门进入院子，那时还不知道应当走“后门”才更便捷，按了许久的门铃，护工吉娜前来应门。去往高先生的房间先经过书房，两壁的书架上摆满书籍和幻灯片盒子，整整齐齐，南面靠窗的桌上有两台大屏幕苹果电脑，是高先生日常工作的地方。

　　高居翰倚在床上接待了我们。来伯克利前两个月，我们刚得知他身患重病，非常忧心，却不知道家人是否已告知高先生实情。结果他慰问完我们的旅程，便开门见山地说：“我得跟你们说，我得了癌症。不过不是说很快就会死，我还能活好多年，你们不用担心。”他说得很确定，这减轻了一些我们的忧虑。可以看出来，他的心情并不是很轻松，但眼中仍有坚定的意志，对各种事务都思虑得很周详。他询问我们来伯克利的计划，发现我们简直完全没有计划，只是想见见他，便笑起来。“那现在见到了，然后呢？”他拿出几页纸来，里边有伯克利的地图，标明了超市、餐馆和书店的位置，一份详细的联系人列表，告诉我们应该和谁联系去伯克利大学的图书馆、博物馆以及书店，还告诉我们伯克利附近有个不错的植物园，他会安排人带我们去考察。

　　“楼上是我的图书馆，你们来得有点迟，书都已经捐出去了。”他说，“不过你们还是可以进去逛逛，看有什么留下的好东西。”我们知道高先生已将全部藏书捐给了中国美院，好在以后还能回中国看。他对学术界的同仁和学生一直很慷慨。还在合作写书时，他就常将论文的稿费寄给我们，大概觉得我们是两个学生，写作需要调研收集资料，图片又需要购买版权，怕我们难以负担。书出版后，他也常写信说，哪个学生做翻译太辛苦，应该分部分稿费给她。

　　比金钱上的慷慨更难得的，是他对于学术资料的无私。从事艺术史研究这么多年，他深知得到高质量、完整且具有细节的图片多重要。我们合作写书的部分缘起，便是他希望将多年收集的园林画在国内发表，让更多人看到它们，推动进一步的研究。他晚年录制早期绘画史的视频讲座，将其免费放到网上，也是为了让更多人看到高质量的图片。当初听说在中国无法在线看他的讲座，他非常着急，得知我们已把它们上传到视频网站，这才放心。

　　或许是因为在早年研究中，高先生曾得到许多前辈的支持，他不止一次在文中满怀敬意地提及，所以他也从不吝于提携后辈。他年轻时由于喜龙仁的推荐，获得了写作《中国绘画》的机会。他曾到台北故宫博物院，亲自研究和拍摄需要的图片，后来又在弗利尔美术馆担任中国部主任，并很早就开始收藏绘画，有许多机会接触原作，作为一名艺术史学者，可以说相当幸运。但他学者与收藏家的双重身份也常遭人非议，如有人认为他对张宏的推崇是为自己收藏的《止园图》抬高身价。事实上高先生收藏的几幅图在20年前一次展览后已换给洛杉矶县立博物馆(LACMA)，他此后对止园的持续关注，实在是出于一种难以割舍的学术情结。

　　高先生安排我们住的楼上房间，就在他私人小图书馆的对面。图书馆的面积不小，摆着一排排钢制书架，基本已被搬空，从桌上中国美院颁给他的感谢状知道，高先生捐了2000多本书。引起我们兴趣的是留在架上的一盒盒材料。每个盒子都标明了主题：元代绘画、溪岸图、八大山人……分门别类，有条不紊。资料时间跨度很大，其中还有些学术讨论的来往书信，也都按顺序排列着。高先生归纳整理资料之细致让我们叹为观止。顺手打开20多年前他开园林画讨论课的盒子，里边有他的课程介绍、学生名单、他为会议准备的讲稿和学生的结课论文。翻着这些发黄的纸张，我们仿佛看到了《隔江山色》、《江岸送别》、《山外山》等著作是如何逐渐长成的。

　　这期间我们访问了他推荐的所有人和地方。高先生醒得早，每天早晨经过他的房间，他都会问我们今天的打算，提几句建议；晚上回来又会问今天的收获，做几句评点。他虽不常下床，仍让护工夜里开着工作室的灯。我们有时回来较晚，远远望见窗户透出的柔黄灯光，一缕温情便在心底漾开。有天回来他正在电脑前，招手叫我们一起看图。那天他兴致很好，讲了许久，每当跳出一张他与友人的合影，他就哈哈笑，说：“看我那时多年轻。”高先生很关心我们的研究课题，说：“我收集了许多图片，都在这里。你们感兴趣的都可以拷走，也许我们可以再合作点什么。”他的心思总是放在学术上面。

　　房屋后面是一处花园，有我们每天进出的“后门”，院里种着几棵石榴和各种花木。结着蛛网的椅子，风化腐朽的餐桌和久已弃用的烧烤架，提示着这里曾有的欢声笑语，让人不禁黯然神伤。那时高先生几乎已不会走到院里来了，然而他却仍在坚持工作。他每天都会艰难起身去一两次书房，将邮件打印出来，回到床上用平板电脑回复。时常会有客人来访，或是商讨事务，或是请教学术，他总是能一一作答。我们常听到他用洪亮的声音将打好腹稿的文章录音，等助手听录出来再做修订。他的女儿不时带外孙女们来看望，一家人围在床边陪他闲聊、看电视，沉浸在暖暖的天伦之乐中。

　　高先生的生日在8月13日，我们希望陪他过完87岁寿诞再走，这一待就是20多天。生日那天，他的亲人、同事、朋友和学生纷至沓来，有些甚至远自欧洲，专程为他祝寿。他们中许多人已届退休，彼此也是久别重逢，屋里充满欢乐的气氛。大家一一走近床前，和高先生交谈叙旧。高先生从病床上起身，与大家分享蛋糕和喜悦，还发表了一大段生日感言。

　　我们就在这欢乐的一刻与高先生握手道别，跟来时一样从正门出去，轻轻掩上房门。我们那时相信下一次合作很快会到来，他在尝试让《不朽的林泉》在美国出版，我们也想再到伯克利向他请教学习，一切似乎都如那个阳光明媚的下午一样理所当然。然而那一次掩上门竟是永别，如今我们只有含着眼泪和微笑的回忆，永远感激高先生书房里，那一盏为后学点亮的灯光。■

　　(作者系高居翰《不朽的林泉》的共同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