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居翰：病床日记

去世前不久，高居翰在病床上翻阅展览图录。

　　高居翰

　　……

　　艺术与死亡：前者是如何为生命增辉的，直到后者的到来。

　　10月10日星期四《纽约时报》社论版右上方的“读者来信”栏目，回应了上个周日发表的一篇文章，那篇文章探讨文学小说是如何教会读者感同身受的(富有同情心地去体会他人的情感)。文章的标题是，“读小说能让人学会移情吗？”读者们的回答都是肯定的：那当然可以了，他们根据各自的经验，或是老师，或是其他，举了许多例子予以证实。他们引用了一些文学作品，这些作品曾被布置给学生阅读，确确实实激起了情感上的回应——其中一个读者一口气引用了好几段文献，那都是能激发移情的好例子。

　　我本人，毫无疑问，完全赞同对于文学作品的这个观点，并且希望看到这个观点能引申至音乐以及其他艺术形式。正如我所有的博客读者所熟知的那样，我本人旗帜鲜明地反对当下艺术、音乐、文学创作中的一种普遍认知，那就是艺术家、作家或者作曲家应该避免去激发听众、读者抑或观众的情感。这种观点在当今的艺术评论家中更为普遍，也反映在人们读到的很多艺术批评文章里，对此，我强烈反对。我的博客读者们或许记得，我曾经在1970年代时放话要在我们大学的艺术博物馆里拉一条大横幅，上书：“玩些装聋作哑的东西，宣称艺术已死！”这也正恰如其分地应了我对现在这件事情的感受。唉，装聋作哑的东西如今已经成了大多数艺术项目的主要内容，完全背离了激发读者、观众、听众情感回应的想法。最近《纽约时报》上有一篇文章描述了即将上演的一场由伊夫·克莱因(Yves Klein)创作的“曲子”：先由管弦乐队和合唱团演奏20分钟的单一和弦，然后静坐20分钟，观众就在一边看着，虽觉无聊，却因想到自己正在参与一项重要的艺术创作而感到高兴。如果我们忽略掉这后一个假设，那所暴露出的只有“荒唐”了，事实本来就是如此。

　　至于回答艺术作品是如何使人感动，唤醒情感等大问题：我还是只能引用我以前的博客。其中我阐述了在我早年使我对这个问题最为信服的解释，来自苏珊·朗格(Susanne Langer)的作品《哲学的新钥匙》以及《情感与形式》。我敢肯定，这些作品早已过时，跟不上今天一些前卫思想者所倡导的东西了，不过我却并未在其之后读到任何比它更有价值的观点。当然，我在艺术理论方面确实涉猎不多，因为很多理论对我来讲实在莫名其妙。

　　任何一个热爱古典音乐的朋友都熟知，什么样的作品最能打动人心：比如贝多芬晚期四重奏的乐章，舒伯特或者勃拉姆斯交响曲的乐章……

　　我有时这样写道，如果有人在一个合适的时机这样说就好了：“一个不错的玩笑，杜尚先生，展出的小便池起名叫‘泉’——哈哈——不错的玩笑。好了，咱们现在该回去搞艺术了。”他们如果真这样反馈，而非如现实中的那样异口同声地尖叫：“哇哦”，那20世纪的艺术面貌或许就大有不同，也能大为改观。

　　……

　　2013年10月16日

　　Timor mortis conturbat me

　　这是一句拉丁语，意思是“对死亡的恐惧困扰着我”，曾在威廉·邓巴(William Dunbar)的诗中被引用过(我从来没有学过拉丁语)。在这篇博客里，我不是想说自己害怕死亡本身，但我害怕失去这样的能力——可以像这样写博客，与亲朋好友说话、交流，继续创造性的工作，尤其是我的视频讲座，这已成为我近年的主要成果。

　　斯基普·斯维尼(Skip Sweeney)是与我一起制作讲座的同僚，他明天就要来了。我得花些时间把接近完成的材料转交给他，再谈谈未来的工作。某种程度上，这也是我对于自己卧床不起的状态所作的调整——在床上用一台笔记本电脑，我到现在都不怎么会用，但也许我还是必须得学会它。

　　我陆续收到了一些讲座观众的反馈。他们表示这些讲座极大地开拓了他们的文化视野，并给他们的生活带来诸多有益的改变。这使得我开始思考自己还能继续做多久。对我而言，阅读已经变得越来越困难，我得戴着老花眼镜，手持放大镜才能够勉强阅读普通文本。

　　基本上，我得考虑如何将我脑海中储存的海量信息、图像和想法传达出去，它无法复制到另一个大脑中保存下来。斯基普·斯维尼和他的助手可以通过我iPhoto里储存的照片以及我通过口述留下的文字来继续完成视频讲座。上传和分享这些讲座一定会继续下去，一部分可以通过我自己的网站，另一部分通过我们所在的组织东亚研究所。你们知道，东亚研究所已经通过我的通信簿寻求资助，以建立基金继续这一系列工作的持续。我在此重申，任何有兴趣参与其中的人都可以联络凯特·库塔(Kate Chouta)，她的邮箱是[email protected]。

　　凯特·库塔和她的助手几天后会和我见面，我们会讨论将第一个讲座系列《纯粹的远景》刻录成光碟贩卖。

　　不久之前，我得知老朋友迈克尔·苏利文(Michael Sullivan)和恩人罗杰·科维(Roger Covey)去世的消息，都是因为急病。而今，另一个老朋友、哈佛的约翰·罗森菲尔德(John Rosenfield)也突然遭受中风打击，据说他很可能没法恢复过来，在死亡边缘徘徊——我是从他的年轻同事那里得知这一情况的。这是非常令人悲伤的消息，约翰和我数十年来都是非常好的朋友，他被人称为“菩萨”，他总是友善地帮助别人。有一年我在日本做研究，顺便浏览当地的收藏。当时约翰也在日本，他在那里只待不到一年时间，却在帮Fogg博物馆做藏品目录，而这并非他的研究范围。

　　回想我自己，活到87岁，从未得过严重疾病，真是太幸运了。还有四个儿女，六个孙女，他们都健康并获得了各自的成功。不知怎的，我受到了上帝的祝福。

　　生命的庆典

　　这段也应该有一个拉丁词作为标题，不过正如我之前所说，我不会拉丁语。我要庆祝自己非凡的好运，拥有四个儿女，六个孙女，每一个都很漂亮，在各自领域有所成就。除了两个孩子，其他人都在感恩节聚集在这里，我在这里放一张他们的照片。包括我的儿子和女儿，尼可拉斯和萨拉，我的双胞胎儿子朱利安和本尼迪克特，萨拉的女儿米兰达，尼可拉斯的三个女儿玛姬、诺拉和菲比。我真够幸运的。

　　2013年12月11日

　　我现在的生活基本局限在床上，不得不接受一个事实：这就是我的将来。甚至要把我从床上弄起来都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就像今天早上，当他们要换床的时候，两个人才能把我架起来，否则我就会摔到地上。我无法再站立起来，更不要说走路了。所以我只是一个惰性的存在，只能思考和说话。

　　几天前，朱莉娅·怀特来我这儿，我向她提议举办张大千的展览，希望我们能够办起来。展览包括他的赝品，以及那些公认由他创作的绘画。如果你有一幅他的作品——无论是有他的签名，或者传为他的作品——都可以联络我们。

　　展览肯定会非常有趣，因为张大千比凡·米格伦更加多才多艺、有吸引力。如果你有兴趣可以看看此前的博客，其中有一些是关于他的。

　　我很高兴有人来拜访我，坐在我的床边，说说话。特别是我过去认识的人。如果你正巧在旧金山湾区，给我的邮箱[email protected]发邮件。我的助手会安排白天的见面时间。■

　　2014年1月7日

　　(本文系高居翰卧病期间日记选摘，朱洁树、姜岑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