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家朱新建：决定快活

朱新建 朱新建在南京家中上网（摄于2006年） 朱新建在南京（摄于1974年）

　　王玄、葛维樱

　　2012年8月，时年59岁的画家朱新建从南京迁居北京。“那是他状态很好的时候。”画家李津告诉我们。1991年从法国回来后，朱新建在北京苦练笔墨，生活了五六年，他很喜欢这里的生活氛围。2008年中风后，他右半边身体偏瘫，改用左手作画。随后，他的左手画创作日渐顺利，这时候再回北京，心情不错。

　　“他来北京的第一顿饭是我请的。当时我扶着他过马路，本来一步一步走得有些艰难，突然，他把我的手推开，自己坚持着走了几步。我正纳闷，结果发现迎面走过来一美女，他的眼神一下子就亮了。”李津说。虽然已经是中风的第五年，行动不便，语言表达也有障碍，朱新建依然保持着他对美女的爱好，充满好奇。

　　“其实从那时起，他每一分钟都可能走。”朱新建的妻子陈衍却这样说。来到北京不久，朱新建就被发现了一颗心脏主动脉血管瘤。他做过心脏支架手术，血管瘤又靠近心脏，做手术危险性很大，只能任它留在那里，随时可能破裂。“我们只能接受这个现实，让他在危险还没发生的时候过得快乐一些。”陈衍说。

　　他们租住在城市东部的公寓里，宽敞的阳台上养着几盆长势很好的绿色植物，笼子里的鸟叽叽喳喳地叫。陈衍告诉我们，朱新建每天在公寓里晒太阳，会朋友，画画……喝可乐抽烟——这些东西对他病后的身体没什么好处。学生郁俊说“他是极欲的人”，家人顺从他的喜好，不加限制。门厅的墙上挂着大小不一的他的画作，多是他近来努力的成果。直到今年2月10日，这里的黑白水墨画通通被取下，换成了他的遗像。

　　“他这次生病很突然。12月5日，南京的姐夫来，老朱和姐夫坐在沙发上聊天，聊了一会儿就觉得累。中午吃饭时，他用左手拿勺子，拿了两下都没拿起来。”因为那颗血管瘤，陈衍每天都会非常注意朱新建的细微变化。“老朱今天有点儿怪。”她给做医生的姨夫打电话，“姨夫说，以他的情况看，要注意二次脑梗的可能性。我一听吓坏了，赶紧把他送到医院。”检查时，医生让他张嘴，他还表现得很开心，笑呵呵的。CT结果显示，他的右脑血管中有一个小淤塞，属于轻度的二次中风，医生说问题不大，只要持续一段时间的输液就可缓解，生命无虞。

　　“住院住了20天，马上要出院了，情况开始不是那么回事。他有了癫痫症状，眼睛失明，身体抽搐。”朱新建心脏里有支架，做不了核磁共振，只能做CT。CT影像中，肺部有一个模模糊糊的阴影，“可能是肿瘤”。他的身体已经极瘦弱，承受不了通过穿刺确诊的痛苦。郁俊来看他，抱着他在病床上翻个身，只“摸到一把骨头”。

　　“我们什么都不能做，只有等待。这个时间也许是几天，一个月，一年，没人知道。”陈衍问医生：“我可不可以把他带回家？”医生说：“你如果想带他回家，现在还可以走。”言下之意，再过几天，他可能衰弱得连家都回不了。

　　1月8日，朱新建回家了。李津去看他。“他实际上已经看不见我了，但听声音，还是能认出我。我跟他握手，能感觉到他的情绪。”他双目失明，但大概还能感觉到一点点光亮。陈衍在床边跟身在法国的儿子朱砂视频通话，朱新建知道那个声音来自儿子，就伸手去找电脑，“想要摸摸儿子的脸”。

　　“他自始至终也没说过自己看不见了。”陈衍说，朱新建在家，很努力地像以前一样生活。进食，一天三顿不落，只是食量大为减少，原来一顿一大碗饭，这时只能吃几口。他每天晒太阳，听很轻的音乐，身体并不感到疼痛。“过完年，他的身体状况很平稳，我们也很乐观，想着只要不再冷了，回春回暖、大地复苏了，就会对他的身体有帮助。”

　　事与愿违，2月8日，他呼吸困难，感到憋闷，肺部出现炎症，有痰，需要吸痰器。一天后，他越来越难受，吸痰的间隔越来越短。他缩水的身体在病床上一直上下地喘，心跳加快到每分钟140下……“最后半小时，血压急速下降，安静了。”

　　陈衍告诉朋友们：2月10日凌晨2点23分，朱新建离开我们了。

　　1月的探望是李津最后一次见他。从握手中能感受到朱新建的情绪，但他整个人看起来，“神散了”。遗像里，朱新建露了左半边脸，他眯起眼睛，嘴上微微带着笑，有神地向前望着。遗像两边的挽联是李津写的：普天下郎君领袖，盖世界浪子班头。“这是关汉卿50岁生日时吹自己的总结。我倒是觉得有一种审美在里面。关汉卿也是一生流连世俗的人，老朱在某种程度上跟他很像。”

　　美人图

　　1953年，朱新建出生于南京的一个干部家庭，从小就爱画画。小学时画黑板报，因为画得不像，英雄人物轮不到他，只能画反角。中学时，他就读的南京九中有一个美术组，教基本的素描，画静物、画石膏像。“他想加入美术组，人家不带他玩儿。”学生郁俊告诉我们，很多年后，朱新建仍会不时讲起这段少年故事，“耿耿于怀”。“就是画得不像。他一出手就是不对的。”可美术组一活动，他就想凑上去。“一个人天生就是喜欢涂抹，不能干别的。”朱新建把画画理解为一种本能，他曾在一次演讲中说：“你问我为什么会出现画画这件事？我不知道。我觉得是人的一种本能驱使吧。这种本能怎么产生的，我也不知道。你看所有的小孩，当然可能受成年人世界的影响，基本都是喜欢画画的，把画画作为一种游戏。”

　　就像他所说的那种小孩一样，他喜欢画画，虽然少年时没接受系统训练，但东家西家都学了不少。“文革”时，“南京这种古城的小街小巷里还藏着好多遗老级的老顽童，他们也是整天没事干，就喜欢捉两个小孩来‘教唆’”。朱新建在胡同里碰到过林散之、高二适，在这些“教唆”中看了齐白石等人的真迹，慢慢对中国画有了些体悟。但他的作品不是“国、油、版、雕”，到了煤矿插队，还是画黑板报，作为“工农兵学员”进入南京艺术学院，上的是工艺美术系，插画、剪纸、镶嵌等等，总是很边缘。“他吃的都是别人剩下的。”郁俊说，“但就是这些杂的东西成了他的养料。

　　有一次我在他南京家中的地下室看书，他翻出一箱东西，我以为是旧画，结果他拿出两幅剪纸来，大概是80年代初时的作品。这么久远的东西他还留着，说明他对它们是喜欢和认可的。”

　　朱新建当年获过奖的作品有连环画《除三害》，动画片《选美记》、《皮皮鲁与鲁西西》。“做动画片，里面涉及造型整合，你必须有固定的动画形象，不能一会儿一变，这就要做很多创作前的工作。”李津说，朱新建通过这些经历做自我训练。后来他专攻水墨画后，随身带着巴掌大的小本子，上面是铅笔画的草稿、未完稿，很多画作的造型已经在这里演练过许多遍。另一些笔记本专门用来记句子，多是禅宗语录，也有极少量的流行语，备用做题款。题款的字形也要研究几种，不同的题材配不同的字。他像当年做动画片一样，在创作真正发生前，就开始了这个过程。“这是他做学问的精准，是我们认为的文人境界。”李津说，很多人觉得朱新建的画很随意，但在他看来，朱新建是“理性的、胸有成竹的”。

　　1980年，朱新建毕业留校，在工艺美术系任教。他在做实用美术作品之余，想的却是画水墨画。“我的指导老师都很不满意我的‘专业思想’不稳固。我苦恼、犹豫……”他想起困难时期家里养过的小猫，说它“不爱吃的东西就不吃，宁愿饿死。最后，我倒是没有饿死”。

　　朱新建带着5幅“小脚裸体女人”画作，参加了1985年在武汉举办的“中国画探新作品展”。艺术评论家鲁虹当时在湖北美协工作，他告诉我们，画家李世南到全国各处去搜罗作品，朱新建的画就在其中。初时，朱新建拿给他的是一些山水、花鸟作品，李世南觉得画得也不错，但问他：“听说你画好多女人，能不能给我看看？”李世南最后选了5张，朱新建自我评价：“其中有2张比较一般，女孩子穿衣服，但画得比较性感，还有3张比较过分的，基本上没穿衣服或衣冠不整。”那次画展规模盛大，有吴冠中这样的名家，也有许多新人。“画家丁立人的儿子当时才十几岁，也去参加了，年龄悬殊特别大。”李津说。在老少画家众多作品中，朱新建的“小脚女人”受到了关注。

朱新建作品：《美人图》

　　“小细线，没几根，身体胖，小脚。”郁俊形容那时候朱新建的女人形象。不复杂，但是三寸金莲，封建；裸体或者一个肚兜、衣衫不整，黄色。他的题材触碰的正是此前几十年中国社会的大禁忌。后来又在中国美术馆展览，受到老一辈画家叶浅予的批评，说他的画是“封建糟粕”。时任《中国美术报》主编刘骁纯发文回应，还不敢用真名，写的是《朱新建的挑战性》：“我们认为凡是创新的东西都是具有挑战性的，朱新建的这种中国画是具有挑战性的。”

　　朱新建画画时自然没有这个意义指向。就像喜欢画画一样，他本能地喜欢美女，画出来只是为了自己高兴，没想给人看。他曾谈起，十二三岁时意识到两性差别，开始对女性感兴趣。后来有机会看到一些“内部书籍”、“内部电影”，那些女性形象、丰乳肥臀，进入了他的想象。越是禁忌的越追求，朱新建曾回忆到，那时候，一本《金瓶梅》能换一辆崭新的凤凰牌自行车。后来他画小脚女人、《金瓶梅》插图，就是因着这种趣味，自言想把“中国式的性感”表达出来。在他看来，叶浅予等画家画漫画、画铅笔速写的时候非常自由，但落在宣纸上，会小心翼翼，充满敬畏，而他年纪轻轻就在宣纸上肆无忌惮，自然受到批评。

　　画家靳卫红就在那年进入南京艺术学院美术系学中国画，朱新建在学生中小有名气。“学生对这种越是负面评价的人越感兴趣。”在学校，美术系排第一，代表的是“艺术性”，实用美术都要排到后面。但美术系的学生都撺掇把工艺美术系的老师朱新建调过来，他们看到他的艺术价值。在南艺进修的李津常常去看他画画，觉着“他的女人是江南的，温软妩媚，很有语言感，像江南话”。李津说他当时刚从拉萨支教回来，与南艺校园中旧式绵软的氛围格格不入。“是朱新建把我打垮了，把我刻意追求的力度、狂放、博大化解掉，我发现我骨子里也有另一面软的东西。”

　　靳卫红坦陈，那时朱新建的画算不上绝好，通过材料、造型等方式，对画的效果还有很多的设计，但难掩笔墨之中的真，性情的流露。“我作为女性画家画女性，是对自我的评价。他将女性作为对象，是对他者的评价。女性让他感到快活。有人说他消费女性，是不是一快活就成了消费？反正我看老朱的画还是很喜欢，他把心里的渴望表达了出来。”

　　笔墨

　　未及调至美术系，朱新建离开了学校，1988年，去法国。李津告诉我们：“那个年代，谁也绕不开西方的影响，朱老师不相信间接的东西，他必须得亲自去看看。”虽然也和巴黎美术学院、华裔画家丁雄泉等人有联系，但他在那里仍要自己解决生存问题，画海报，有时候参加展览，也接受批量订货。“都是色情画，西方人喜欢的东方色情，他们不看他的艺术价值。”歌德学院前院长阿克曼告诉我们。

　　郁俊乱翻朱新建的旧书时，看到过两张他在巴黎时期做的藏书票，麻胶版的底，很精致。但他带回的作品很少，跟朋友谈起那段时间，也多是他遇到的男人女人、看过的色情电影，而非创作。“出国后，随时都意识到自己是一个中国人，你就发现原来我们的西装做得不如他们地道，原来我们的自来水笔不如他们的自来水笔好使，因为我们是跟他们学的。但他们卖毛笔，毛笔却是从中国进口的，卖宣纸，宣纸是中国进口的，这些东西是中国原来就有。”朱新建在一次演讲中说。他发现了一些自己原有的、地道的东西——“中国传统水墨画的精神。”李津总结道。

　　“将毛笔作为一种核心价值。”靳卫红说，“很长一段时间里，毛笔不是这么用的，它不直接表达性情，而只是一种介质。”李津告诉我们，八九十年代，水墨界的主流是“主题创作”，例如常见的少数民族题材，重要的是主题内容的表现，而非笔墨本身。“新文人画”的概念实际上是对这个主流的反叛，“他们和现代主义、美术家协会的追求都不同”，回归笔性。“文人画是通过毛笔的运行轨迹，来直接传达心灵感受的东西。”朱新建开始这么理解文人画。他被誉为“新文人画”的代表，但在靳卫红看来，“新文人画”的概念后来被滥用，其中绝大部分画家和作品仍然在追求外在效果，是装饰性的。

　　朱新建1991年回国，住到了北京，苦练笔墨。“他向古人学习，长自己的功力。”靳卫红说。唐代以来的文人画家，石涛、徐渭、八大山人，及至近现代的齐白石、黄宾虹、关良，他大多临摹过，成百张地画。颜真卿等人的字也临了许多。他在北京居无定所，亚运村、方庄等几个地方辗转。阿克曼说，他那时还在歌德学院工作，住在圆明园附近的达园，院子宽敞，就招呼朱新建等几个画家去。他们都看到他的勤奋，不讲求什么特殊环境，随时随地画。很多年后靳卫红和他一起去外地参展，“他也用一个小帘子卷上纸笔随身带着。住在宾馆，晚上为了不打扰同屋的人，就在厕所里画”。

　　阿克曼当时对水墨很感兴趣，但一知半解。“我亲眼看了老朱画画的过程，就知道了水墨画是怎么一回事。”他往桌边一站，抓笔的感觉就是潇洒。放笔、运笔、收笔流畅自如，一气呵成。“水墨画与油画不同，画油画时感觉不好可以暂停，之后可以继续、修改，但水墨画只有一次，这个要求是很高的。”

　　高强度地画了五六年，朱新建的线条稳了，笔力也显现出来。郁俊说：“黄宾虹总结的用笔的‘平圆流重变’，他都做到了。”笔力之平，笔意之圆，行笔之流，线量之重，再加一重变化。他的用墨也在变，直到某一天像是打通了任督二脉，到处跟人说“我会用水了”，对墨的轻重浓淡有了控制。

　　朱新建真正用笔和墨将自己与传统勾连了起来。他的趣味、文气，带着古意，在李津看来，甚至是一些“腐朽”的气息。他的技术，达到了古人对水墨画的要求。他完整了自己的风格特质、精神修养。“这种修养与社会道德无关，它是画家对自我的把握。”阿克曼说。

　　活着

　　朱新建潜心笔墨的那几年，却也是李津认为他最被低估和冷落的日子。“他不靠主流，无论是水墨界的主流，还是当代艺术的主流。”水墨界的主题创作由美协主导，而在当代艺术界，“水墨不是一个角色”。

　　市场价值也没有显现。“那时艺术市场还没有起步，我们的画都是外国人在买。”靳卫红告诉我们，朱新建的画进入市场还要早一些，他的“美人图”出名后，就有一些港台藏家带着猎奇心来收藏。

　　李津记得朱新建跟他说过：艺术品就是这样，你饿的时候，拿它换一个馒头，不算便宜。你饱的时候，卖50万元一张，也不能算贵。“他认为画和钱不能绝对地对应。”他不讳言将绘画作为一种谋生工具，对上门买画的人来者不拒，几十上百张地赶画、还画债。

　　“他每年画的量太大了，其中百分之八十都应当烧掉。”阿克曼苛刻地说。阿克曼收他的画时会挑剔。“我说‘你这个不好’，他也不生气，笑呵呵地说‘我知道、我知道’。”他心里清楚哪些画是真正好，有这个自信。

　　“他有时一晚上能画出40多张，产量惊人。”郁俊曾住到朱新建家中学画，他说，“我看不到他的极限，但能感觉到，也许就在我睡觉的时候。”郁俊觉得画画跟跑步一样，都有极限，有的人到了极限就不跑了，而朱新建是“极欲主义者”，每次都会超过那个极限。他常年黑白颠倒，夜里画画，“比其他人苍老得快，50多岁时就像70岁的老者”。

　　2008年，55岁的朱新建病倒了。“他在重症监护室待了8天，赤条条地躺在床上，瘦得不成样，朋友们去看了都受不了。就是这种情况，他居然活过来了。”靳卫红也觉得他生命力强，了不起。他康复后刚开口说话，指着通讯本上她的名字，告诉家人要找她，见面就说：“活一条命，是一条命。”很用力，气若游丝。

　　靳卫红想起从前，朋友的儿子闹离婚，知道他会说话，让他去劝和。他劝完，男方决意离婚。“他原本是对生活毫不强求的，很通达，绝不是‘好死不如赖活着’。”病了一场，强烈的求生愿望却本能地跑出来，“但对他来说，不能画画也不算是活着”。右手失去知觉，他从左手从头做起。“那是他最难的时间。有一次我去看他画画说‘你这画是拼了命画出来’，他听了，呜呜地哭起来，伤心得不得了。”他画的是最简单的小花瓶、小草，笔下完全没数，靳卫红一语道出他的凄凉。

　　“我们不自觉地当他是一个小孩，实际上他不是，他的思维很清楚。但他确实是另一个朱新建了，因为他作为朱新建的特征都没有了。右手已经不能画画。他那么爱说话的人，不能流畅地表达，千言万语都成了‘好’、‘不行’这种单字。他爱女人，但现在已经没有精力去爱了。”

　　到了2010年，朱新建的左手画流畅了起来，但在李津看来，那依然无法成为一种“左手优势”。“过去，他的画很有变化，是有知觉的、娇气的，这些特点都受制于左手。”好在有他的真诚，“毛笔虽软，但画出来硬，有一种内在的力量”。李津告诉我们，他在朱新建的画里看到的是美好的力量：“有一类画家，画出来的尽是美好的东西，像我是顺着情绪走，情绪会表现在画里。但他是理念在先，把审美输入到自己的工夫里，输出的都是唯美的信息。从这个角度讲，他不像毕加索，更像马蒂斯。”

　　朱新建说过，自己对人、对世界都是悲观：“迟早要灭亡，而且离灭亡的时间不太长。”可他不画。他画得最多的美人图里，都是让他快乐的美女慵懒地站着、坐着、卧着，腰间向内弯成一个小三角，特别的妖娆。她们没有姓名、职业、道德、思想，不是一个个具体的女人，而是他想象中的女性。“他的画是一个想象中的世界。”郁俊如此理解，“他大概是有一点‘酒神’精神，因此更珍惜这些快乐的东西。”

　　“现在很多人说他是什么‘最好的’、‘最后的’，这些都没用。他对传统的继承，他的独特性和价值，在未来会被慢慢发现。”李津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