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捷克国宝级摄影师简·索德克

　　时值中捷建交65周年之际，Lens杂志与捷克共和国驻华大使馆于3月16日至3月24日，在全摄影画廊联合举办“我所做的是纪录一生所遇的人—— 简·索德克摄影展”。

　　文：韩见 图：杜英男 录音整理：高超 摄影师图片由Lens 杂志提供 版权归摄影师本人所有

　　等待简·索德克(Jan Saudek)出现的时间里，我看了一会导演兼摄影师阿道夫·兹卡(Adolf Zika)为他拍摄的纪录片。影片还原了这样戏剧性的一幕：在布拉格栏杆剧院举行展览时，一个观众当面指责他的照片“媚俗”，说它们令人厌恶。索德克当时只是耸了耸肩，不过在那之后，他足有一个月时间不再和导演交流。“那是个令人不快的时刻，而索德克并不承认自己受到了伤害，至少不是当即承认，”阿道夫说，“随后他便停止了交流，我们花了不少时间才使拍摄重新进入轨道，我希望能在纪录片里表现出这一点，简·索德克并不是刀枪不入。”

　　3 月 13 日下午，为个人影展“我所做的是记录一生所遇的人”而来到上海的索德克为中国观众做了一场演讲。演讲中，有人中途离席，正兴致勃勃地逐幅介绍自己照片的摄影师立刻注意到了。“噢，有人走了，真抱歉！想走的人，我还你们门票钱，”他自言自语道，“不对，没有门票，那我为你们的到场付钱。”接下来的几秒钟，他试图重回刚才的讲述，可是有点语无伦次，再次显示出敏感易受伤害的一面。

　　不过大部分时候，这位捷克国宝级摄影师和想象中一样，表现得完全是个 79 岁的“唐璜”。当索德克通过照片回忆那些曾出现在他生命中的女人们，并拿其中一个女儿 8 岁就已十分性感的身体开玩笑时，他的现任女友就坐在旁边。对，和去年陪他来中国的是同一个，他们在一起 9 年了。当时他们打算在中国结婚，捷克驻华大使馆甚至都按捷克传统为此准备好了总统的大幅肖像，可他却忘带了出生证。这一回，他们真的要在北京结婚了。经历了三次失败的婚姻并因此陷入破产困境的索德克，仍然愿意尝试第四次。“人生起起伏伏，我现在正处于巅峰，”他拉着女朋友的手说，“这是我最后一个女朋友，”他马上又纠正：“不一定是最后一个。”

　　索德克 1935 年出生于捷克布拉格，有一个双胞胎哥哥卡佳(Kája Saudek)。他们的父亲是犹太人，因此整个家庭在“二战”时期成了纳粹清洗的目标，有不少亲戚死在集中营里。索德克兄弟也在位于波兰与捷克边界的集中营里待过一阵子，不过他们和父亲得以幸存。《生活》杂志是索德克最初的摄影教材，而他开始严肃地对待摄影，是受了美国摄影师爱德华·斯泰肯(Edward Steichen)《人类一家》的影响。索德克的照片很容易指认，私密、赤裸、带有挑逗意味，因此在 1989 年之前的捷克成为被禁止发表的“色情”作品。但难得的是，这些照片在如今看来没有任何不体面的感觉，“那是因为我真正在意每一个人，有些艺术家只在意钱是不是进了自己的口袋”。1977 年，索德克开始为照片手工着色，这个习惯延续至今并已成为他的标签。“我拍过三种照片，黑白的、棕色的和彩色的，”索德克说，“我问别人喜欢哪一种，大家都喜欢彩色的，没办法，我很想成名，可实际上我觉得真正的照片应该是黑白的。”

　　《生命》，1966年，当索德克听说有一个孩子降生，立刻叫上一个朋友跑到现场，想要拍下男人抱着孩子的照片。但这位朋友不懂如何抱婴儿，于是他便亲自上阵，找别人按下快门。

　　B=《外滩画报》 S=简·索德克(Jan Saudek)

　　理想的男女关系是合作

　　B：人们说你不喜欢出国，去年你在北京待了 5 天，为什么愿意在这么短时间内再来中国？

　　S：很短吗？已经很久了！现在的中国是我 40 年以来的梦想，是富足之国，也是未来之国。你们生在这里很幸运，我是真心实意那么说的。不过我没有在这里拍照，我是那种在室内创作的摄影师，我女朋友会拍。

　　B：你现在用什么相机？

　　S：便宜的！就像写作一样，用什么笔不重要，我不相信照相机能创造好照片，摄影师才能，即便用破相机。

　　B：你已经结了 3 次婚，竟然还想结第四次？

　　S：这不仅和婚姻本身有关。我的孩子姓我的姓，他们的妈妈也要姓我的姓(笑)。我们已经有两个孩子，这是结婚的最好理由。我还想再生一个，但是，你知道，我不能和年轻人比了，可能不会那么顺利。

　　B：对你来说结婚是件高兴的事？

　　S：我在努力高兴起来，因为我大半生都不太幸福。我和我女朋友在一起 9 年了，我觉得我考验她的时间足够长了，她应该是对的人。也许不是，我不年轻了，没多少年可活。人生最好的部分是去做一件事，即便是不可能的事，而不是犹犹豫豫、瞻前顾后。

　　B：对你来说，什么样的男女关系是理想的？

　　S：合作。我女朋友是捷克《时尚芭莎》的副主编，我也有自己的事业，我们分享彼此的成就。婚姻最好是这样的伙伴关系。

　　B：你喜欢阿道夫为你拍的纪录片吗？

　　S：当然不喜欢，因为我不是个好演员，没有天分，在镜头面前表现不够好。但阿道夫是个有趣的人。

　　B：可你在自己的相机面前表现不错。

　　S：也不是。有趣的是，我其实不会摆 pose，我在自己的相机面前最后一次摆 Pose 大概是 10 年前。我只是想省下请模特的钱，把钱拿去养我的孩子。男模特无所谓，丑点也没关系。

　　B：有一张很有趣的照片，你亲吻你的双胞胎哥哥，可是看起来像是你自己在亲吻自己。

　　S：这是 20 年前拍的。那段时间我巴黎画廊的管理者是个同性恋，我想拍一张讨好他的照片！我觉得拍得不错。我大概是右边这个，记不得了，我们都很丑，但是很强壮。我们很相似，都没什么天赋，但我们就像运动员，有实现目标的坚强意志。很多年以后，我们才有了一点价值。因为人们习惯了我的创作，人们想要的是他们熟悉的东西。

　　B：据说在捷克，你的照片印成的明信片很受欢迎，仅次于印有毕加索画的那些。

　　S: 哈哈，这听起来不错，但事实不是这样的。我的摄影作品并不总是销售得这么顺利。去年我去了俄罗斯，那里宗教氛围很浓，可能我的一些作品被视为反宗教的，所以不受欢迎。中国是一个更开放、更包容的地方，虽然我很喜欢俄罗斯，但中国更适合我。

总是试图让别人觉得很开心的简·索德克。

　　我意识到自己不是宇宙之主

　　B: 在阿道夫的纪录片里，有一幕是你回到了以前住过的布拉格郊区的地下室，是真的那间吗？

　　S: 第一次婚姻结束后我在那里住了一段时间，我的妻子把我赶了出来，说我是混蛋，让我下地狱。于是我去了地狱。我发现自己不能再惨了，穷困潦倒，尽管试图慢慢从那样的处境中挣脱出来，还是不得不在那里待了 7 年。不过这段日子对我的人生很重要，我发现了人性，意识到自己不是宇宙之王，也学会了谦虚。纪录片是大概 5 年前拍的，以后我也许不会再去那个地下室了，人应该向前走，不是往回看，尽管我们总是忍不住往回看。你读过《了不起的盖茨比》吗？我很小的时候就读过，后来读了一遍又一遍。在结尾，菲茨杰拉德写道：“盖茨比信奉这盏绿灯，这个一年年在我们眼前渐渐远去的极乐的未来。于是我们奋力向前划，逆流向上的小舟，不停地倒退，进入过去。”毫无疑问，菲茨杰拉德是一个伟大的作家。

　　B：你在盖茨比身上找到了共鸣？

　　S：盖茨比是一个象征，非常美国，但我怀着极大的愉悦读了很多遍。相比之下，菲茨杰拉德的另一部作品《夜色温柔》，更像是我的故事。一个名医，人生不断下滑，最后沦落到一个无名小镇做了无名医生。是个好故事。尤其如果你记得那一幕，医生没有经过训练，却试图玩那个在狭窄的滑水板上举人的把戏，结果失败了。这是一个你突然失去力量的瞬间，对此我也略知一二。

　　B：除了你自己、女人、小孩和狗，你的妈妈也当过你的模特，她喜欢你的拍摄方式吗？

　　S：很奇怪，我仍然清楚记得当时的感受。有些美国摄影师拍摄母亲第一次给孩子喂食的肖像，我讨厌那种照片。最初我是想拍我妈妈的裸体，在她去世前，她很愿意做我的模特，那时她和我现在一样年纪。她问我，我应该脱光吗？我突然说，不要。我突然没勇气让她那么做，我也并不遗憾，事实上我不想她在那个年纪还赤裸裸地面对照相机。她没穿衣服，但是披着披肩。尽管如此，我认为我还是拍了一张非常好的照片。

　　B：你有一张照片是一个破掉的可口可乐瓶的特写，你开玩笑说这代表拒绝美国文化的影响，但实际上，在对你产生影响的摄影师里有很多美国人，比如爱德华·斯泰肯、尤金·史密斯等等。

　　S：尤金·史密斯对我很重要，他拍了不少充满人性的照片，因为他有孩子。我猜，如果你有孩子，你看世界的眼光就改变了。但不是只有美国人对我产生影响。美国在 60 年代代表了全新的精神，就像中国现在一样。我接受所有文化的影响，可能最重要的是俄国的音乐、文学，穆索尔斯基、陀思妥耶夫斯基等等。我现在还在读莫言的小说，他是一个好作家。一个人总是被其他人影响，如果你不和别人一起生活，你就什么都不知道，我很高兴自己生活在人群之中。

　　B：你提起过有一张照片拍的是一个正在阅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男人，旁边有两个跳起来的女人。

　　S：那完全是个玩笑。在捷克有一幅很有名的现代油画叫《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地盘》。我想创造一个我自己的版本。我扮演的那个男人读得太认真，以至于完全没注意到两个美女在他旁边飞了起来，所有东西都飞了起来。我想那是一张有趣的照片，黑色幽默。

《噢，那些美妙的B姐妹》。

　　我要拍摄永恒的照片

　　B：人们很难看出你的照片拍摄于什么年代……

　　S：真正的原因是，50 年前的捷克，极权统治太严苛了，如果你拍裸照，会被认为是色情，秘密警察会来调查你。有一次他们问我，这些照片是谁拍的，我说是我一百多年前的祖先拍的。不知道他们信了没有，反正他们放我走了。从那以后我开始创造出现在的风格，我要拍摄永恒的照片。

　　B：这是不是也说明，那么多年以来，你的摄影观念其实没有改变过？

　　S：没有。我不想改变，我一辈子只想唱一首歌，直到终点。我不想改变是因为真正的改变不可能发生，你必须是你，不能因为潮流而变成别人。我不想改变风格，变成抽象的、摆弄装置的，弄一些沙子来，说这代表时间，真做作，我不觉得这些东西有什么意义。甚至墙上的灭火器可以成为艺术。如果你告诉人们，这是伟大的艺术，他们就会相信，即便他们不理解也喜欢。

　　B：你对遭遇新的人以及在照片中表现不同的关系还是充满热情吗？

　　S：是的。就在上个礼拜，我决定要拍摄一幅这样的照片，两个模特既是母女，同时可能是媒婆和她的“受害者”，我对这种微妙的关系很感兴趣。我希望我的照片像硬币一样，有两面。

　　B：会不会有粉丝直接跑到你面前说，请拍我吧？

　　S：首先，我从来不接电话，不听手机，也不给外人开门。因为人们找到我，不是给我带来什么，而是向我索取，比如要照片或签名。有时候，通过邮件沟通，我同意人们过来拍照，但我不签合约，基本上是免费的。

　　B：尽管你可能已经对类似“作为捷克人”、“作为犹太人”这样的问题很不耐烦了，不过你确实和我们印象里沉重、苦难的捷克人很不一样，比如前总统、剧作家哈维尔。你总是试图让别人觉得你很开心，你真的已经忘掉过去了吗？

　　S：哈维尔算是我的朋友，多年前我们爱过同一个女人。他比我年轻，可惜他已经去世了。当然，我掩饰了一些东西。我喜欢娱乐大家，在捷克，如果人们请我上电视，我不想说：“生活太艰难了，世界充满痛苦，我是多么忧心啊！”我想说：“哦，生活从 70 岁才开始，生活太美好了，身边有那么多美女。”用我战争时期的痛苦童年来烦你们有什么意思呢？那一点也不好玩。我记得很多好的事情，我第一个孩子出生，我最小的孩子出生，我的女朋友们，和昨天晚上喝的威士忌。生命并不丑陋，也不易逝，生命甜美而悠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