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江：写作是未竟之事

　　我出身的家庭可以称是教师之家。我父母一生都在教室岗位上辗转，虽生涯波折，颠沛流离，却始终诲人不倦。大约三岁的时候，我已经会背唐诗百首。那时有客人来，常拉我当场测试。幼年的强记与模仿，总是父母脸上的光彩。但和许多少年一样，我对这类读书并无多少兴趣，唐诗百首很快忘却，读书的习惯也未养成。直至我11岁那年，正值“文革”大批斗时期。有一天我放学回家，发现家里正被红卫兵查抄。我低头站在一旁，目睹蓦然而至的劫难，发现地上有两本小书，是“朝花文丛”一类的小读本，一本是中国的短篇小说集子，一本是都德的《柏林之围》。我抬脚把小书踢到床底。待红卫兵走后，我把书找了出来。

　　我跑到山腰的竹林中，独自把书读完。这两本小书正是日前父亲让我阅读的，我却懒得动，但此刻我充满着渴望。家为什么被抄，我不知道，但这两本几乎失而复得的小书却让我的生命第一次懂得珍惜。抄家的羞辱令我伤心，我不知道自己是否已成“坏人”，唯有这两本书却成了灭顶之灾来临时的渡筏。我开始读这两本小书，如同饥渴者吮吸着甘露，一边带着现实的感伤，一边又被书中的世界所感动。清代名儒况周颐说：“吾听风雨，吾览江山，常觉风雨江山之外有万不得已者在。”我生平第一次认真地阅读，竟是这般万不得已。那两本小书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茹志鹃的《百合花》中的小战士和都德的《柏林之围》中的老军人。两个受过战火洗礼的人最有故事。多少年后，我在柏林碧塔尼亚艺术中心驻地创作的时候，每天晚上行走在柏林的大道小街，我都会想到那位固执而骄傲的老军人。这是我关于世界想象的初历，它让我在那场风雨中多少都获得了一丝信心。

　　“文革”催生了我初次的阅读，并赋予某种传奇的色彩，同时，也让我在心灵深处感受到书的力量。我把书看得很高，把写作看作一份了不起的心灵工作。所以，尽管我在“文革”中(尤其在知青之时)读过大量小说，尽管在中学和大学时期我也写过不少自由诗，尽管我在上世纪70年代中期就进行美术创作并不断争取参展和发表，但我从未想过要出书。这主要是因为我内心的怯懦。初次阅读的万不得已让我从此把书看作一份拯救，把阅读看作一种自救的历程。我始终怀疑，自己可能写好这样一本书吗？

　　2000年，我在筹备上海双年展的过程中，遭遇诸多上海往事。那届上海双年展的主题是“海上上海”，正逢上海美术馆迁往过去的上海跑马厅。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历史给上海打上国际都会的沧桑烙印，作为太平洋西岸最大的移民之城，上海充满了传奇。往昔殖民者的马会俱乐部成为城市的美术馆，那历史的记忆思痕斑驳，格外令人揣想无限。那几年，我画了一系列的大上海的历史风景。我仿佛从历史的苍穹俯望这座大城的往昔，从曾经的城市地标和肌理中感受岁月云烟，并用硅胶制作的手掌与手背表现某种历史的博弈。双年展过后，我把绘画和阅读的感受写下来，自费出了一本小册子，题为《上海蜃景》。我写下了对于上海今昔的扑朔迷离的感受，那文字也同样记录了我书写的怯懦犹豫之感。直至今日，我都怀念这本小册子。那时黄浦江东岸的楼群远未如今日这般稠密而高耸入云，浦西的高楼也未能在外滩的天际线上重构一道城市轮廓，上海世博会更是遥远之事。筹备双年展的过程中，我有机会登上南京路和外滩的几座名楼，从窗口亲见过去在老照片中反复看到的景观。我仿佛站在历史的上空，见证这座城市历经磨难的气息，并从那里重复和反省曾经的目光。我领悟到真正的写作与绘画一样，永远是个未竟之事。我们一边书写这个世界，这个世界也总以自己的方式书写历史，并把每一个人描绘其中，让我们从中领悟历史的命运。

　　后来几届上海双年展都与城市母体的命运变化相照不宣。持续十数年的双年展如若书写，它一边描绘这个世界，另一边又被世界的变迁所描绘着。作为双年展的策划者，我始终站在双年展中，我已然在这种历史的写作中。

　　于是，我有胆量出书。从2005年《一米的守望》和《视觉那城》出版至今，我已经陆续出了8本文集，《葵望》已是第9本集子了。这本集子分6个部分：“说葵”选辑了我数次个展的画册前言，倾诉一代人的心结；“葵殇”收录我以绘画感受力为核心的数篇文字，忧患与挑战兼备；“致葵园”则专门刊出我作为中国美术学院院长从2009年开始每年毕业典礼与开学典礼的讲话，所讲俱是肺腑真言；“远望者”辑集数篇文化思考的文章，尤以上海双年展的反思为主；“藿风”选用了几篇随笔，希望全书的笔性有所轻盈，调子不至太重；最后的“群葵”，是我为众多师长师友所写文字的甄选。葵在我的画笔下是一代人的化身，我把诸多文字系在葵园之上，正是以葵心自许。葵望，葵园大地的远望，正可以借喻一代人的心灵瞻望，也可比兴一个绘画者的精神守望。

　　《葵望》会是怎样的一本书呢？这本身就是一份扰心的瞻望。无论如何，写作作为未竟之事，总让我们与世界之间从这里不断地出入往返，交相眺望。葵的收获与担当只在寄望未来，这是葵园大地年年岁岁的真消息。

　　(作者为中国美术学院院长，本文为其新作《葵望》序，略有删节。)